上個月，一群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發表聯署信，刊登在《華盛頓郵報》，呼籲白宮和國會，不要當中國是敵人，呼籲美國政府應該重新與中國合作，這樣才能幫助中國內部的開明領袖推動進步改革。這封信，獲得美國不少著名中國專家簽名，裡面也不乏時常批評中國政府的學者。
公開信引起不少辯論，《華盛頓郵報》資深中國線記者John Pomphret,便在《華郵》撰文，指出現在美國朝野兩黨對中國越來越不友善，原因不是美國政界忽然吹起敵視中國之風。問題的根源，是中國政府，特別是習近平當政之後，對內越來越極權，對外越來越野蠻，美國與威權中國合作幾十年的結果，便是讓威權政府越來越大膽做違反人權和國際規則的事。中國體制內，並不存在熱衷改革的開明領袖。
這封聯署信，無論你認不認同，起碼也在中國研究圈，引起了健康的辯論。從更大的背景去看，西方國家的中國專家，容易對中國出現隱惡揚善的傾向。這個在西方文化中，可以追溯到17世紀耶穌會到中國後回歐洲發行各種介紹中國的書籍開始，幾百年未變。西方這種對中國的情結，可以從兩個角度去理解。這個星期，我將討論第一個角度。
17世紀和18世紀，歐洲被頻繁的宗教戰爭、內戰和各種衝突困擾，歐洲人去到大清國，看到生活富足的南方城市和穩定的政治。西方人學了中文，閱讀了很多中共官方認可的措辭華麗、一味歌功頌德計程車人文書，便將文字當真實，翻譯成西方語文，將中國文人筆下的理想幸福國度，介紹到歐洲去，與問題叢生的歐洲作對比。一個想像中十分理想的中國，因此變成歐洲知識分子批評時政和鼓吹改革的修辭工具。
例如耶穌會教士面對新教、科學和自然哲學對天主教廷挑戰的時候，便大力推廣「儒家文化是信仰上主的文化，孔孟經典里的「天和上帝，就是天主」的理論，硬說中國那麼繁榮，就是因為他們虔誠信主。
耶穌會教士李明（Lecomte），便在1696年寫道：「中國人有真上主的知識，並按照最完美的道德戒律行事，當歐洲和全世界都活在錯誤與腐敗之中時，中國人卻將有關真上帝的知識保全超過二千年，他們敬畏主的方式，可以成為歐洲基督徒的典範。」
到了18世紀中國乾隆當政時，啟蒙思想家伏爾泰（Voltaire），鼓吹中央集權的開明專制，反對貴族特權，又把一個理想化的中國來對比沉淪混亂的歐洲，說道：「在中國，任何事情都有偉大的委員會決定，這些委員會互相監督，成員由嚴格考試挑選。在這個制度之下，任何帝王都無法行使任意的權力。如果世上有任何地方是人類的生命、榮譽與福祉都受到法律保護的話，那個就是中國。我們歐洲的君主聽到這樣的例子時，應該如何是好？就是敬仰與臉紅，最重要的還是要模仿。」
幾百年前的這些中國比歐洲更懂上帝、更有法治的論述，在今天看來，看似荒謬。但這些論述，難道我們不會覺得似曾相識嗎？2008年金融風暴之後，不少西方金融才俊和右派說西方正在偏離資本主義正軌，中國才是資本主義真傳得到保留，金融管治極度負責任的國度。左派則說，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比自由資本主義優勝，西方應該學習。這不正是幾百年前歐洲中國幻想的翻版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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