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賦予一名士兵勇氣，讓他敢於拒絕一項危及他所保護的人民的命令？
明天是天安門事件37周年紀念日。值此紀念之際，我想重新探討一個縈繞數十年、至今在西方依然具有現實意義的問題：是什麼賦予一名士兵勇氣，讓他敢於拒絕一項危及他所保護的人民的命令？
對於這個問題，我找不到比去年底曝光的1990年中國軍事審判六小時錄音更好的答案了。這段錄影記錄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精銳部隊第三十八集團軍司令員徐勤先將軍的軍事法庭審判。1989年5月，徐勤先拒絕了率領重裝部隊進入北京實施戒嚴、鎮壓大規模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命令。為此，他被判處五年監禁，並在嚴密監控下度過了餘生，直至2021年去世。
這段錄影不僅僅是對一段鎮壓歷史的記錄，更是對一位指揮官良知的剖析。庭審記錄顯示，這位指揮官反覆強調一個核心觀點：他認為，向大都市部署裝甲車輛和實彈必然會導致流血衝突——而政治手段而非軍事手段才是解決之道。在法庭上，他表示，此類行動「必須經受歷史的考驗」，當下看似模糊不清的事情，隨著時間的推移終將明朗。
這些話語背後蘊含著一個遠超個人的原則：道德判斷或許是唯一能夠指引個人乃至國家渡過制度失靈困境的指南針。健全的道德本能不僅能緩和政治極端主義，更能將其徹底消除。徐將軍堅持認為，危機應「在民主和法律框架內」解決，政治爭端需要政治手段，動用武力鎮壓手無寸鐵的平民只會將國家推向更加黑暗、更加專制的深淵。
他秉持的原則性立場蘊含著一個不言而喻的含義：在政治爭端中訴諸國內武力，無論是在專制政體還是民主政體，都會侵蝕公眾信任，並賦予軍隊不應承擔的角色。武力無法解決根植於社會分歧的危機，只會造成新的創傷。
徐將軍的證詞還揭示了另一層含義——其意義遠超審判他的那個國家的國界。一旦一個人內化了健全的人道主義倫理，其本能的忠誠就會轉向普世價值：合法性、問責制和克制。據目擊者回憶，他曾質疑為何如此重大的命令缺乏適當的文職授權。他認為，如此重大的事件需要國家治理機構進行辯論，部署武力需要的是國家命令，而非政黨或領導人的指示。本質上，他主張——這在當時是危險的——軍隊應該屬於國家，而不是屬於國家內部的任何派系。
如果軍隊的忠誠集中在某個人或統治集團身上，那麼民主（即便存在）也會處於岌岌可危的境地。在民主不存在的地方，這種安排反而會成為民主的障礙。
但徐將軍的故事並非僅僅關乎一個人。它也關乎1989年6月5日那場標誌性對峙中駕駛領頭坦克的無名士兵。當時，一個提著購物袋的男子——「坦克人」——獨自站在一列裝甲車前。無數觀察家都曾質疑，為什麼第一輛坦克沒有向「坦克人」開火，或者乾脆把他碾死。徐將軍的拒絕提供了最令人信服的答案：那位駕駛員也選擇了不殺人。在那一刻，他身著軍裝，成為了「坦克人」。
這些拒絕——一次發生在封閉的會議室，另一次發生在寬闊的大道上——並沒有改變隨後發生的悲劇。但它們揭示了一個普遍真理：即使在旨在服從的體制中，人類精神依然擁有選擇仁慈而非殘忍的力量。
在威權體制下，這種良知的舉動會創造出裂痕，民主的可能性或許有一天會從中萌芽。在那些渴望法治和不可剝奪權利的社會中，它們如同護欄——提醒人們，任何軍隊的合法性並非取決於其火力，而是取決於其對憲法和道德約束原則的忠誠。
世界各地的職業軍人都面臨著徐將軍所面臨的問題：當接到非法或不道德的命令時，他們會捍衛原則還是權宜之計？他們會維護憲政秩序還是屈服於一時衝動？這一困境的本質是永恆的。
這段重新浮出水面的庭審錄影提醒我們：拒絕的勇氣往往比服從的勇氣更為沉靜，且代價也遠為高昂。徐將軍為此斷送了仕途與自由，最終甚至失去了在不受監視之下生活的權利。然而，他的言辭卻迴蕩著一種權威——那是連審判者也無法將其壓制的權威。
歸根結底，社會的維繫不僅仰賴於法律與制度，更仰賴於個體那無形的道德儲備；在關鍵時刻，正是這些個體必須做出抉擇：他們究竟願意挺身捍衛一個怎樣的世界。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潛藏著一種力量——當歷史發出召喚時，我們有潛力挺身而出，喚醒人性中「更美好的天使」，並以各自獨特的方式，成為那樣的「坦克人」。
楊建利博士是天安門屠殺的倖存者及中國的前政治犯，現任《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專欄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