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下旬某日下午，廠里造反派頭頭突然把我叫去，說是有外調人員來廠找我外調。到那裡一看，兩個陌生男人正等著我。廠里陪見的一個造反派頭頭對我說：「這兩個同志是果品公司來的，找你了解若×的情況，你要老老實實交代，爭取立功。」說完向來人望了一下，示意可以提問了。
來人中一戴眼鏡者單刀直入，問我：「你和若×以及你們那一伙人平時都說了些什麼？」「我們平時聊天也就是些閒話，見面也不多。」我答。眼鏡緊接著問：「你們那年的抱冰堂會議也是閒話嗎？」我一時竟沒反應過來，不知他在說什麼。一會兒，我明白了，回答說：「我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會議。我是去過一次抱冰堂，幾十年也就那一次，是1966年春節期間，若×帶著老婆，我帶著老婆孩子，還有宮××、艾××和王××，一道去的。那天我們去晚了，不到一小時茶館就收場了。怎麼能說成是什麼會議呢？」
眼鏡質問道：「你能對你今天說的話負責嗎？」我毫不含糊地回答：「我能對我今天說的每一個標點符號都負責。」「那好，我們走。」兩個外調人員悻悻起身走了。
這是怎麼回事呢？問題出王××身上。他是若×單位的一個小青年，年齡和學識上與我們這些人有代溝。不過，他在單位對若×不錯，有空還到若家坐坐，於是與我們這幾個右派朋友都混熟了。
王××一度是單位保守派的頭頭，掌過一點權。武漢720事件後，造反派掌權，就尋機報復他。一天，人家把他弄到群眾專政指揮部一頓好打，逼問他與若某的來往。他一通胡編亂說，把1966年春節那次抱冰堂茶館喝茶說成「抱冰堂會議」。當天打完，王××被放，他的交代也未被當回事。到1969年清隊時，派性鬥爭更錯綜複雜，3年前的那次喝茶又被提出來調查。除王××和婦女、孩子外，我們幾個右派都被各自的單位關起來了，追問我們在一起有哪些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
某日下午臨下班時，我剛卸完板車上的材料，一個小組長就對我說：「××，你今天不要回家了。」這時，忽聽又傳來一聲斷喝：「把××看起來！」是我廠造反派總頭頭、社會遊民出身的劉某。當晚我就未能回家。一個街道小廠里的一個社會遊民的一句無法無天的話，竟限制我人身自由長達3個月。
在此期間，無數次開我的鬥爭會。有一次，一個積極分子氣鼓鼓地上台說：「我今天要揭發批判××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行。他在和他們那一夥牛鬼蛇神放毒時，惡毒地稱偉大領袖毛主席為『最高』，稱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為『次高』，稱周總理為『台柱』，大家說，××是不是一隻花面狐狸？」下面齊聲應答：「是花面狐狸！」接下來的一個積極分子，一上來就把我的頭狠狠按了幾下，同時怒吼一聲「低頭！」接著直截了當地質問我：「××，你是不是說過『現在8億人看8個戲』？」我承認道：「說過。」會場頓時群情激憤，口號聲聲。
被關期間，我白天照常上班，但不能回家吃飯，晚上不能回家睡覺，而且有兩三個人看守。廠外有一間堆放鐵板和雜物的板房，上面有個小閣樓，他們就把我安頓在那裡。小閣樓約有10平方米，人在中間可以直立，兩邊坡頂處就不能直立了。在一邊的坡頂下安放一張單人床，是我睡的；另一邊的坡頂下搭了一個雙人床（可3人橫臥），是看守我的人睡的。兩床中間放一張方桌，既供我晚上寫交代材料，也是我與看守之間的漢界楚河，因為看守我的是清一色的「嫂子」（我廠男人很少）。
在這麼狹窄的空間裡男女混居一室，很是尷尬。也沒有衛生間，上下閣樓靠一個活動的木單梯，半夜方便很不方便。我如起身方便，總是先乾咳兩聲，並拉亮電燈，以免被栽贓或誤認為我想逃跑或行刺，然後從方桌下面拉出一隻小木桶，面向我的床小解。至於水聲嘩嘩，我就實在沒有法子了。「嫂子」們要起夜，總是輕手輕腳，一般不開燈，至於「泉水叮咚」，也只好橫心由它「叮咚」了。每天夜裡，她們幾人次「叮咚」，我就幾次夢回。
中共九大後，天氣漸漸熱起來，不便之處更多。夜間既不用蓋被子，長褲也不能穿了，即便關了燈，也能模糊顯示肉光腿影。然而，我中封建之毒太深，始終恪守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之道，不把她們放在眼裡。可是「嫂子」們終於忍不住了，一天晚飯後，我親耳聽見一個「嫂子」小聲對頭頭講：「你與若×單位聯繫一下，問他們單位幾時放人。你就說，你們不放人，我們單位可要放了，我們小廠條件有限，不能與你們國營大單位比。」兩天後，廠里放我回家了，沒有給我任何說法。若×單位大，條件好，比我多關了大半年。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十一期，2011-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