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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躍君:香港和開曼群島一樣被全球資本青睞 現在冰火兩重天

——法制社會與香港的悲劇

與香港情況類似的、迄今還是英屬的開曼群島,僅6萬人口的小島,全世界50家最大銀行中有47家在島上有分行,島上註冊有4萬多家公司,590家銀行和信託公司,475家保險公司······那裡的老百姓不用幹活,就可以達到人均產值5.63萬美元(2017),2008年甚至達到8.33萬美元。憑什麼?就憑法制,全世界的大小企業都相信存放在那裡的資產可以得到法律保障,所以都願意將資產堆到那個小小的島嶼上。該島政府就是靠法制來賣錢。

香港事件牽動著海內外華人的心,也牽動著西方世界的政界與社會。筆者分別在90年代和新世紀去過兩次香港,為九龍市中心的人山人海和亞洲式的經濟活躍而震撼。儘管筆者在香港沒有親友,但還是心繫香港。

香港從一個漁村而發展成亞洲金融中心,一個沒有自然資源的瘠土達到人均產值50542美元(2019),超越英、德、法。香港發展就靠兩點:法制與低稅收——低稅收不稀奇,最早在台灣、現在在大陸都划出許多自由貿易區。所以香港的成功最主要是靠法制。

美國的“世界正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發布的2018/19年度“法治指數”(Rule of Law Index),香港法制的世界排名第16位,大陸第82位(共126國,丹麥第1位,挪威第2位,芬蘭第3位,德國第6位,美國第20位,越南第81位)。

德國“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頒布的2018年度全球政府“清廉指數”(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香港排名第14位,大陸第87位(共180國,丹麥第1位,紐西蘭第2位,德國第11位,美國第22位,越南第113位)。

在一個市場經濟的社會,最重要的社會支柱不是民主,而是法制。與香港情況類似的、迄今還是英屬的開曼群島,僅6萬人口的小島,全世界50家最大銀行中有47家在島上有分行,島上註冊有4萬多家公司,590家銀行和信託公司,475家保險公司······那裡的老百姓不用幹活,就可以達到人均產值5.63萬美元(2017),2008年甚至達到8.33萬美元。憑什麼?就憑法制,全世界的大小企業都相信存放在那裡的資產可以得到法律保障,所以都願意將資產堆到那個小小的島嶼上。該島政府就是靠法制來賣錢,把吸收資金的辦事處都開到香港,吸收大批大陸和香港資本,百度、阿里巴巴、騰訊、鳳凰衛視、長江等都在島上設在機構。

所以有人說,中國政府要扶持深圳或上海來替代香港,那是天方夜譚。並不是深圳人民和上海人民沒有香港人民勤勞與智慧,而是在整個大陸就缺少產生世界級金融中心的制度——誰能在中國大陸的1萬多家各級法院中,找到一家沒有“黨的領導”、即沒有專制毒素的法院?

中共高級官員都不惜代價地把自己的白錢黑錢轉移到海外,還能指望全世界富人的熱錢都藏到上海或深圳的銀行?那些高官不僅要把錢藏到國外,甚至要把自己的子女都要藏到國外,因為在一個專制體系下人人自危,昨天顯赫一世的高官或富豪,明天就可能成為死囚,沒收所有家產。

中共官方總是宣稱中國施行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不是你說搞社會主義就真的在搞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政治是民主政治,中共卻把民主視作“敵對勢力”;社會主義經濟是社會保障與社會公正,中國是全世界少有幾個老百姓生老病死都無保障的國家,衡量貧富差異的基尼係數都差於最資本主義的美國,政府廉潔在全世界排名中倒數第幾······所以,中國唯一留下的是“有中國特色”,其“特色”就是廢除法制,即中國實際施行的是“沒有法制的封建主義”。

香港曾經是倫敦政府殖民地,被打造成亞洲四小龍之一,因為倫敦政府所代表的英國是個法制社會,香港是規模更大的開曼群島;1997年後香港轉為北京政府殖民地,何去何從一片迷茫,因為北京政府就是以廢除法製為其執政手段的。

1990年筆者去台灣參觀,為台灣學生作了一場報告,對島內氣氛感到非常驚奇,太政治化了。一位香港學生就對我說:香港老百姓就從不關心政治,人人都圍著錢轉。我說是的,是因為香港有法制和人權保障,所以平民百姓不用去關心政治,各自忙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這本是一種正常的社會形態。但1997年後北京政府會不斷侵蝕香港的法制生活,改變香港社會。到了那個時候,香港市民不是願或不願意、而是被迫起來抵制。我就擔心,香港將會比今日的台灣還要政治化——筆者說這話已過去了近30年,今年6月9日,700萬香港人中有200多萬走上街頭,香港政治化到了公民起義的程度。

說是香港,其實主要由香港島與九龍半島兩部分組成。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中國同意永久割讓香港島給英國;1860年中英《北京條約》,中國同意永久割讓九龍半島南部給英國。直到1998年6月的《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中國同意英國租借九龍半島北部99年。所以嚴格按照國際法,1997年英國歸還的應當只有九龍半島的北部。但英國畢竟是民主國家,二戰後放棄了許多海外殖民地,所以也同意將整個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有人認為這是鄧小平的強硬,這點不對。1860年後清政府在俄國的槍口下也簽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例如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被割讓的中、俄、朝三國交界處的良港和海上軍事要地海參崴,僅僅1900年在“庚子俄難”中被俄國強佔的江東六十四屯,面積都大於香港。1929年斯大林蘇聯還強佔了中國的黑瞎子島等,為什麼鄧小平連吱一聲都不敢呢?

上圖:海參崴的今天

當時歸還香港主權是有前提的,即主權歸還給中國,治權歸還給香港人民——港人治港,一國兩制,保持港人獨立的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和終審權(香港終審權不在北京!),且五十年不變(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中共官方將“一國兩制”解釋成大陸搞社會主義,香港搞資本主義,這不符合事實,因為大陸當時正在搞沒有勞工保障、卻有黨的操控的原始資本主義(現在還在推行19世紀原始資本主義的12小時工作制“九九六制”),而香港搞比大陸還要多的社會主義(在教育、醫療等各方面)。所以,這裡的“兩制”只能是指:大陸沒有民主法制,卻容許香港保留民主法制。

“一國兩制”並不是鄧小平首創,而是毛澤東首創。中國32個省市中,有5個不稱為“省”,而稱“自治區”。顧名思義,早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創建的1949年就已經確認這些地區的人民享有自治權利,容許有與其它省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即“一國兩制”。但事實上這些紙面上的“自治”從來沒有兌現過,那些自治區也同樣接受黨的領導,同樣經歷反右、饑荒、文革等所有漢民族經歷過的苦難。

這次德國總理默克爾訪華回答記者問時說,根據1984年中英條約,即根據“一國兩制”原則,香港人民享有比大陸人民更多的權利與自由。這點沒有完全說對。根據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第三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大陸人民應當享有與香港人民同等的權利與自由,但這些自由全被北京政府剝奪了,而倫敦政府卻保障了香港人民的這些權利。所謂“一國兩制”,就是香港主權移交給北京政府後,不能剝奪香港人民的這些權利,這些權利既是英國法律、也是中國憲法賦予香港人民——香港事件之所以牽動西方社會的神經,因為在世界史上,似乎還很少有過一個先例,本來擁有人權和法制的社會,僅僅因為歷史原因而發生的主權移交,這些地區的人民居然因此被剝奪了人權與法制。

1990年李嘉誠問鄧小平,“一國兩制”只是答應保持50年,那50年之後呢?鄧小平馬上說:“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更沒有變的道理!”顯然,鄧小平還是非常清楚這一關係,香港的制度其實就是大陸未來發展的方向,當年的國際社會也都是這麼期望著:中國的未來將從經濟開放發展到政治開放,走向民主與法制,越來越多地融入到現代文明世界。換句話說,未來的中國不應當永久維持“一國兩制”,而應當回歸到“一國一制”,但這是大陸發展成為香港,而不是香港變成大陸。如果大陸像香港那樣也建立了民主與法制,中國不就自然實現了“一國一制”。

本來,大陸與香港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相安無事,各自發展就可以了。但北京政府是個專制政權,在權力欲得驅動下,想方設法要控制香港,要把專制毒素滲透到香港社會。2003年在北京政府授意下,想修改香港基本法第23條,禁止叛國、分裂國家、竊取國家機密、與境外組織聯繫等行為,這些語焉不詳的內容都可以成為限制香港市民自由的棍子,遭到市民的全力抗議而廢除。

本來確定2017年普選香港行政長官、2020年普選立法院議員,沒想到2014年北京單方面宣布行政長官的產生方式,即取消前面許諾,這就導致香港很大規模的佔中運動或雨傘運動,香港民眾與北京政府的裂痕越來越大。

現在習近平當政,典型的內戰內行、外戰外行。面對美國川普貿易戰,那些只會拍馬奉承、沒有自由精神的幕僚連連誤判,貿易戰節節敗退,已經在號召中國人民重新吃草了。但對國內政治卻越來越折騰,越來越倒退。本來人們良好的希望是“大陸香港化”,現在他卻冒天下之大不韙,推行完全相反的道路:“香港大陸化,大陸北韓化。”

為了滅絕香港的民間政治力量,強推“送中條例”。所以,香港民眾反抗“送中條例”,是在爭取香港民主,維護香港法制。即香港民眾要奮起抵抗“香港大陸化”,大陸民眾要奮起抵禦“大陸北韓化”。專制政權是一體,人民永遠是專制政權的對立面,你不抵禦,你就只能被專制者任意宰割。這,可能就是香港市民奮起反抗的起因,也是目的。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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