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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小榛:在隔壁的中國 留守的孩子們已經成了父母

長期的陪伴、心理的支撐、榜樣的引導,對於留守兒童而言,比經濟援助更有意義。他們需要的是自己的「解憂雜貨店」。「藍信封」有4.5萬名通信志願者,來自中國700多所高校。根據工作人員的估計,這些大學生志願者中,大部分有農村生活經歷,約有一半自己也有留守的經歷。

本就沒有怎麼經歷過父母陪伴的孩子們,現在自己也成了父母

對於城市居民來說,留守兒童似乎是個靜止的概念。他們永遠長不大,生活在偏遠的農村山區,是社會動蕩的因素,是被侮辱與被侵害的對象。

很少有人意識到,中國第一批留守兒童早已經不再是兒童。他們已經有了自己的孩子。

2011年,有學者在農村調研中發現,在某些地區,一半以上的新生代留守兒童的父母兒時有過留守的經歷。

“留守”會代際傳遞嗎?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假以時日。不過,我們可以通過一些現象來推知答案。

比如說,哪種孩子最容易失蹤?

第二代留守兒童已經出現

城市中產父母往往對丟孩子過度擔憂,但實際上,他們的孩子並不處在危險的中心。

根據“寶貝回家”網站數據,在失蹤兒童中,農村戶籍佔92.95%——幾乎相當於全部;流動兒童和留守兒童加起來,又占其中的一多半。

其中超過7成的兒童在失蹤時身邊沒有任何成年人陪同。在公共事件發生後,這些心大的家長經常受到網友的指責。

孩子離開視線五秒鐘就緊張得要死的城市家長們,大概沒辦法理解“為人父母”這件事,在不同人心中的意義有多麼不同。

中國的失蹤兒童中,多數不是被拐賣的,而是自己走掉的。

不同來源的數據都顯示,超過一半的失蹤兒童屬於離家出走,被拐賣的比例低於一成。10到14歲是兒童失蹤的高峰,其中離家出走的佔據了大部分;威脅更小孩子的主要因素則是走失、家庭糾紛和溺水。

將二者疊加,搜索“留守兒童離家出走”,可以看到極多觸目驚心的個案:安徽13歲孩子半年出走7次;山西孩子出走誤入高速險些被撞;重慶孩子懷揣三封家書出走,警察抓到時已經成了慣偷,等等等等。

媒體給出的出走動機也是五花八門,有的是尋找父母,有的是家庭矛盾,有的是自己外出謀生。還有的,就像那個出走7次的孩子,周圍人將他的行動解釋為“喜歡離家出走”。

在中文互聯網上,“人販子一律死刑”的論調甚囂塵上。不過,按照這個邏輯,可能更應該被追責的是這些孩子的父母家人。

但父母們又該追責誰呢?他們自己也和孩子們一樣無助。

讓我們跟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算一筆留守兒童的帳。

1984年是中國糧食獲得創紀錄的大豐收的一年,產量從去年的3億噸提升到4億噸。同年,《關於農民進入集鎮落戶問題的通知》發布,農民可以進城打工了。

由於手續繁瑣、“盲流”眾多,在這一時期,最常與農民工聯繫起來的關鍵詞是“清退”。

1982年,《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安徽十萬多農民工返鄉務農》,裡面寫了現在看來堪稱魔幻的場景:幹部帶頭清退自己安排的親友,半年就勸回了10.24萬人。

直到1989年,在北京“擅招農民工”還是被禁止的。當年,北京估計遣返了20到25萬農民工,可見當時進城務工的隊伍已經初具規模。

也就是說,中國第一代留守兒童出生在70年代後半到80年代初,在90年代長大成人。

如今,第一代留守兒童已經人近中年,中國的農民仍然沒有擺脫進城打工的命運。除了少數能夠通過教育改變命運之外,大多數一代留守兒童長大之後仍然需要靠打工為生。

2012年,有媒體對1200多名青年進城務工者進行了調查,發現這些人中,26%在童年時期父母都曾外出打工,32%有父母有一方外出打工。

也就是說,接近六成的打工者本身就是留守兒童。現在他們接近婚育年齡,又將帶來新一批留守兒童。

本就沒有怎麼經歷過父母陪伴的孩子們,現在自己也成了父母。

留守的代際傳遞

許多人認為,留守兒童是個“偽問題”。

這種觀念的典型代表是中國青年報刊發的文章《理性是評論的力量》。作者寫道:“我們這茬人打小就是留守兒童,很少跟爹媽在一起,因為他們都在忙工作,誰也沒覺得有問題。”

且不論“爹媽忙工作,在幼兒園住了三個月”的孩子和真正的留守兒童是否有可比性,在作者的刻板印象中,留守兒童只不過是和父母分離而已。這種現象在城市兒童中也不少見,憑什麼你就有資格哭慘了呢?

讓我們仔細辨析這種觀念。

首先,與直覺相反,許多留守兒童並不缺乏物質生活條件。

知乎上有個著名的問題,曾經被媒體廣泛引用,叫“曾經的留守兒童長大後是什麼狀態?”

截至目前,這個問題共有721個回答,多數是已經長大的留守兒童回顧自己的成長曆程。這些答案中的留守兒童們,生活狀況大多並不貧困,吃穿不愁。

在中國農村家庭,每多一個人出去務工,這個家庭的留守成員人均收入可以增加3.8%到28.8%不等。並且,越富裕的農村家庭,家人出去打工對於留守成員的人均收入提升就越大。

也就是說,留守兒童的物質生活條件,比同樣情況下父母都在家務農要好一些。他們的健康狀況和生長發育水平也不比非留守的同齡人更差。

不過,看到不貧困就認為沒問題,是打著理性的旗號罔顧事實,無視社會結構性因素在代際傳遞中的力量。

貴州畢節留守兒童自殺事件中,四兄妹居住的是獨棟小樓,家裡有50多斤臘肉,生活在當地不算貧困。不過,在自殺前,四個孩子的生活狀態是如此虛無,以至於連續一個多月不與外界接觸。

畢節曾是留守兒童新聞的高發區。2012年,5個孩子在垃圾箱里窒息死亡;2014年,一學校12名孩子被強姦;2015年,又有校長性侵6名留守女童。

然而,頻發的事件並沒有影響當地父母外出打工的熱情。

畢節地理位置偏遠,從90年代開始鼓勵勞動力輸出,到新聞事件高發的2010年左右,許多村落幾乎家家都有人出門打工。

根據《新京報》記者陳傑的說法,事件中的孩子大多是二代留守兒童。與普通父母比起來,他們有留守經歷、“心靈存在缺失”的父母對孩子更為淡漠。

留守父母會怎樣影響二代留守的孩子?這種經驗會不會代際傳承?社會學在這方面的研究還遠遠不夠。

現有的結論認為,有留守經歷的父母雖然情感上更不情願與孩子分離,但情感因素並不影響他們“讓自己孩子留守還是流動”的決策。

並且,與自己的父輩相比,他們傾向於更早地離開孩子外出打工。

在“海淀媽媽”“順義媽媽”帶著孩子學奧數、學英語、學高爾夫、學馬術的時候,在隔壁的中國,一群從留守到打工的青年人,能帶給自己遠方的孩子什麼呢?

對他們而言,寒門難再出貴子並非一句空話。

在中國城鄉二元結構不變的情況下,它似乎是個死結,也與貧富關係不大,並不是單獨進行經濟援助、靠捐錢捐物就能解決的。

每一個留守的孩子都不一樣

留守兒童一向被當作問題兒童,被標籤化、臉譜化,承載著城市對鄉村的刻板想像。他們往往被認為更脆弱,更容易出現心理問題。

不過實際上,留守兒童的心理疾病,總體上而言,不比非留守兒童更“多”。

有學者匯總了國內諸多關於留守兒童心理狀況的研究,進行了元分析。研究發現留守兒童在人際敏感、抑鬱、焦慮、敵對等九個指標上,雖然都高於非留守兒童,但並沒有統計上的顯著差異。

既然如此,我們還有必要為留守兒童提供針對性的幫助嗎?

這樣思考的問題在於,它忽視了個體差異,將留守兒童靜態地看待,當作一個同質的整體,從而生硬地得出結論:留守兒童要麼是問題兒童,要麼不是;要麼需要幫助,要麼不需要。

實際上,留守兒童是一個相當異質化的群體,具有共性也具有個性。

根據不同的統計口徑,中國的留守兒童是一個900萬至6000萬人的龐大人群,來自東中西部,橫跨嬰兒到高中學段。

每個留守家庭遇到的問題也大不相同。誘拐遇害的章子欣來自千島湖旅遊區,而貴州畢節的悲劇全部是兒童自發或熟人作案。前者是熟人社會瀕臨解體的東部鄉村,後者則是面臨空心化的封閉社群。

這些社群中,每個個體的孩子需要的關心和幫助也大不相同。他們的問題不是一個數學題,而是一個語文題;他們不是靜止的塑像,而是動態的、成長的一個個鮮活的人。

公益項目“藍信封”已經開展了十一年,通過志願者向二百多所學校的13533名初中學段留守兒童通信,為他們提供成長的心理支持。

“藍信封”的傳播團隊成員說,就像任何孩子一樣,留守兒童的成長煩惱是高度個性化的。

在“藍信封”的通信對象中,有的孩子沉溺於成為大明星的念頭,無法自拔;有的處於情竇初開的年齡,跟同學爭風吃醋;有的遭遇了校園霸凌或者其他的侵害。

如果說這群孩子作為留守兒童,在心理上有什麼共性的話,他們共同的傷痕就是不願提及自己遠方的父母。

在微信讀書上,藍信封發布了一本免費的電子書,叫做《愛我,請理解我:中國留守兒童書信訪談錄》,在保證隱私的前提下,收錄了部分通信。

書中的四個主人公情況各異——擔心考不上大學的男孩,聽力障礙的女孩,單親家庭的少年,中考發揮失常的少女——不過其中最揪心的部分,還是孩子和遠方父母的關係。

這些打工的父母,有的望子成龍卻不知如何切入孩子的生活,有的對孩子放任不管,有的只注重豐富物質生活,忽視孩子的成長需求。

“藍信封”的工作人員們也說,他們見過的留守兒童大部分願意分享生活經歷,但一提到父母,就很難敞開心扉。

長期的陪伴、心理的支撐、榜樣的引導,對於留守兒童而言,比經濟援助更有意義。他們需要的是自己的“解憂雜貨店”。

“藍信封”有4.5萬名通信志願者,來自中國700多所高校。根據工作人員的估計,這些大學生志願者中,大部分有農村生活經歷,約有一半自己也有留守的經歷。

這些哥哥姐姐會在一到三年的期間,跟一位匹配到的初中學弟學妹持續進行通信,作為傾訴的對象,也提供了另一種代際傳遞的可能性。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都是從留守生活、農村生活中突出重圍的孩子。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來源:大象公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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