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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磨殺驢 紅衛兵狂飆運動戛然落幕

—原題: 1968,紅衛兵狂飆運動是這樣戛然落幕的

紅衛兵曾紅極一時,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力量,可是當「工宣隊」「軍宣隊」和「貧宣隊」進駐各類學校以後,他們的「革命行動」失去了目標。長期在學校鬧「革命」已經沒有可能,他們將何去何從?

1967年毛澤東秘密南巡,力圖把「文化大革命」限制在一定範圍或一定秩序內,但江青、康生等人利用了他的「左」傾思想,因而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全國的混亂局面

1968年7月27日,北京市六十多個工廠的三萬多名工人組成「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開始進駐北京各大專院校。第一支「工宣隊」被派到清華大學。

蒯大富氣得直哆嗦。他對工宣隊的頭頭說:「這裡沒有你們的事。這是大學,工人沒理由,也不可能解決我們紅衛兵之間的事情。」「工宣隊」頭頭理直氣壯地回答:「我們是毛主席派來的,是來這裡宣傳毛澤東思想,誰阻攔,誰就是反對毛主席,反對中央文革!」

「工宣隊」為什麼在此時進入清華園,事情還得從一年前說起。

從1967年7月中旬到9月下旬,毛澤東離開北京,用兩個多月的時間視察了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調查了河北、河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況。毛澤東一邊看,一邊指示,試圖使「文化大革命」限制在一定範圍或一定秩序內。

毛澤東南巡的消息當時並沒有公布,直到他回到了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才向全國廣播這一消息。隨後,中共中央向全黨轉發了毛澤東視察華北、中南和華東地區時的重要指示:

毛主席在視察過程中,高度讚揚了廣大工農群眾、人民解放軍指戰員、紅衛兵小將、革命幹部和知識分子,在一年多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勳。現在全國的形勢是非常好的,特別是七、八、九這3個月,全國文化大革命有了很大發展。

有些地方前段好像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鍊了群眾。再有幾個月的時間,整個形勢將會變得更好。

毛澤東強烈要求各地群眾組織實現革命的大聯合: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站隊站錯了,站過來就是了。兩派要互相少講別人的缺點、錯誤,各自多作自我批評,要求大同存小異。

他還指出: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發動革命群眾組織自己處理,一個組織里的壞頭頭,要靠那個組織自己發動群眾去處理。

毛澤東認為:絕大多數的幹部都是好的,犯了錯誤的幹部,包括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只要不是堅持不改,屢教不改的,就要團結教育他們。一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二要解放一批幹部,讓幹部站出來。

對於造反派和紅衛兵小將,毛澤東第一次向他們潑了冷水:對紅衛兵小將要進行教育,加強學習。要告訴革命造反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誤的時候。

1967年夏秋之季,各地的黨政大權在造反派組織中頻繁易手。毛澤東認識到,這種「大亂」如果持續下去,必將失去民心,也必將葬送「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理想。所以,毛澤東的講話意在堅持全面奪權的前提下,糾正一些具體的混亂和錯誤,然而這是相當矛盾的做法。

雖然這番話對於制止各地的武鬥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但是,由於毛澤東堅持以「左」傾思想指導「文化大革命」,而這又被江青、康生等人加以利用和發展,因而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兩派的矛盾問題。

在毛澤東南巡談話的威嚴下,各地造反派之間的武鬥開始有所收斂。

1968年新年來臨之際,《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發表元旦社論《迎接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勝利》。社論說:「打倒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派性。能不能自覺地克服派性,是在新形勢下願不願做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的重要標誌。」

黨報黨刊對於派性的嚴厲譴責和上綱上線,在全國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圍剿派性的鬥爭。各地區、各行業、各系統紛紛實現革命的大聯合,然後敲鑼打鼓向省、市革命委員會報喜。

到了1968年夏天,恢復社會秩序和正常的經濟生產,穩定各地的政治局面成為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最大願望。為此,中共中央相繼發布了《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等文件,要求各地所有兩派組織一律停止武鬥,解散一切專業武鬥隊,拆除工事、據點、關卡。對於有確鑿證據的殺人放火者依法懲辦,無條件地交回搶去的槍枝彈藥、現金和物資。

對於武鬥嚴重的高校及中學,毛澤東決定派「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作為統一、協調學校中紅衛兵兩派組織的領導者。在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發布後,作為「文化大革命」策源地之一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氣氛依然緊張,武鬥激烈,形勢嚴峻,這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所以,「首都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1968年7月27日首先進入清華園。

但是,靠造反起家的蒯大富,可不是「工宣隊」嚇唬幾句就能嚇得倒的。他惱羞成怒,立即召來大批紅衛兵,將「工宣隊」團團圍住。

紅衛兵還把「工宣隊」中弱小的、體力差的隊員從人群中揪出來,每揪出一個,學生們便一擁而上,拳打腳踢。

蒯大富望著這壯觀的場面,對「工宣隊」頭頭說:「這就是你們『工宣隊』進駐學校的下場。我向你們發出最後通牒,如果『工宣隊』不撤出校園,最終你們將無安身之日!」

5個小時後,幾萬名工人和解放軍分七路再次向清華園開進。儘管清華學生已經封鎖了通往學校的所有道路,但這次「工宣隊」人數大大增加,工宣隊員個個充滿信心。他們不帶任何武器,手裡只拿著《毛主席語錄》和寫著各種標語的旗幟,齊聲喊「要文鬥不要武鬥」的口號,向學生的封鎖線挺進。

「井岡山文攻武衛指揮部」下令抵抗,但工宣隊員毫不退縮,潮水般擁進清華園。傍晚時分,工宣隊員和解放軍戰士占領了「四一四」派和「井岡山兵團」的所有據點。

幾小時後,也就是7月28日凌晨3點,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組其他成員召見了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厚蘭、王大賓等人。

在會談中,王大賓小聲嘀咕了一句。毛澤東不滿地問:「你不能大聲一點?」

江青插話:「他是在抱怨,他們遭到了工人的反抗和鎮壓!」

毛澤東仿佛沒聽見,繼續重複剛才說的那句話:「黑手不是別人而正是我。」

會議室的氣氛緊張到了極點,仿佛一星火花,就會點燃整個世界。

毛澤東點燃了一支煙,慢條斯理地說:「還是讓學生們談一談。他們先說。」

匆匆趕到的蒯大富擦著頭上的汗水,說:「我知道,今天主席和副主席召集我們到這裡來,要我們說的也許就是幾小時前的情況。清華園的形勢確實不使人滿意,井岡山五千多紅衛兵自年初以來,一直受壓,原因就在於上級領導沒有給清華紅衛兵更大的支持,反而指責井岡山兵團。在今年4月初的『中央文革』召見會上,我就曾一再申明,要求『中央文革』明確支持我們,可是……」

時間已是半夜了,會議宣布休息10分鐘。5個造反派頭頭湊到一起,進行緊急磋商。

再一次開會時,蒯大富首先站起來指責中央,氣氛變得異常緊張。

有人插話:「是不是改天再談?」

江青說:「還是今天解決好,若是改天,又不知搞成啥樣子……」

韓愛晶針鋒相對:「問題不會這樣嚴重。」

毛澤東突然站起身,嚴厲地說:「這不是嚴重,這是事實。『文化大革命』進行兩年了,你們現在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鬥,你們是在搞武鬥,你們脫離了工人、農民、戰士、學生中的大多數,關鍵在於分兩派,搞武鬥。」

毛澤東激動起來,手在發抖,連珠炮般的言語射向五個「學生領袖」:「現在逍遙派那麼多,不搞鬥批改,而是鬥批走,鬥批散。我說大學還要辦。講了理工科,但沒有講文科都不辦。但舊的制度,舊的方法不行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還是要文鬥,不要武鬥。現在提出四個辦法:(一)實行軍管;(二)一分為二【就是兩派可以分兩個學校,住兩個地方】;(三)鬥批走;(四)繼續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還是照樣轉動。這個問題也不必現在答覆,回去你們商量商量,討論討論。」

毛澤東接著說:「現在是輪到你們小將們犯錯誤的時候了,不要腦子膨脹,甚至於全身鬧浮腫病。誰如果再破壞交通,放火,打解放軍,不聽勸告……」

毛澤東聲音哽咽了。工作人員連忙給他換了一杯熱開水。毛澤東提高了聲調:「我再說一遍,如果誰再破壞交通,放火,打解放軍,不聽勸告,誰就是國民黨,誰就是土匪,就殲滅!」

毛澤東說完這話,頭也不回地走進另一間屋去了。

蒯大富傻了眼,滿屋的人都呆住了。

五大「學生領袖」癱軟在沙發上。韓愛晶自言自語地哀嘆道:「完了,完了,紅衛兵完了……」

這次講話內容被寫成《毛主席關於制止武鬥問題的指示精神要點》,由聶元梓等5人分別帶回各校傳達。毛澤東的講話傳達以後,紅衛兵組織對「工宣隊」的抵抗和不合作活動,頃刻之間土崩瓦解。紅衛兵終於意識到:他們的歷史使命完成了。在北京,絕大多數學校都貫徹了講話精神,從而比較順利地保證了「工宣隊」對學校的進駐和領導。

8月5日,毛澤東將外國朋友贈送給他的芒果轉送給駐清華大學的「工宣隊」。顯然這是一種對「工宣隊」工作的支持和讚揚。13日,毛澤東、林彪接見了首都「工宣隊」隊員。15日,又接見了駐清華大學「工宣隊」代表。

8月26日,《人民日報》傳達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工人宣傳隊要在學校中長期留下去,參加學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務,並且永遠領導學校。在農村,則應由工人階級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貧下中農管理學校。毛澤東的話實際上斷絕了造反學生東山再起的任何可能。

之後,全國各地都仿照北京的做法,向大中學校派駐了「工宣隊」「軍宣隊」「貧宣隊」。

以「工宣隊」進駐學校為標誌,紅衛兵組織迅速衰落,以權力和利益為目的武鬥因失去目標也隨之停止。

學校的混亂局面得到控制,可是一千多萬「老三屆」的出路成了一個大難題。一篇報導使毛澤東眼前一亮,他找到了指路的典型。他發出指示:廣闊農村,大有作為。

「工宣隊」、「軍宣隊」和「貧宣隊」進駐各類學校以後,學校中的混亂局面逐漸得以控制。

但新問題又隨之而來:從1966年廢除了招生制度之後,大學已有3年沒有招生。全國中學已經積壓了1966年、1967年和1968年3屆的初、高中畢業生沒有分配,總數在一千萬人以上。

隨著時間的推移,解決中學畢業生分配問題顯得更加緊迫起來。

1968年4月,中共中央轉發黑龍江省革委會關於大專院校畢業分配工作報告的批示中,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畢業生分配是個普遍問題,不僅有大學,且有中小學。文件要求各部門、各地方、各大中小學面向農村、邊疆、工礦、基層,及時做好畢業生分配工作。

然而,四個面向中的工礦和基層是一個什麼狀況呢?1967年工業總產值比1966年下降10%,1968年又在1967年的基礎上再降4.2%,只有1966年的86.2%。國民經濟出現衰退局面,絕大多數工礦和基層都無力再招收新工人。對於城鎮來說,這一千萬畢業生已成為多餘的勞動力。所以,中學畢業生的出路實際上只有農村和邊疆。

從1968年七八月起,在全國範圍內,伴隨著「工宣隊」「軍宣隊」和「貧宣隊」進駐學校掀起了宣傳「再教育」理論。毛澤東就此發表了一系列指示,指出「我們提倡知識分子到群眾中去,到工廠去,到農村去,主要的是到農村去……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廣闊農村,大有作為」。這顯然是在為大規模地下放中學畢業生作理論和宣傳上的準備。

9月初,在天安門廣場召開的一次群眾大會上,周恩來總理再一次指出,全國即將實現「山河一片紅」,要求在場的青年「到基層去,上山下鄉,到工礦和農村去勞動鍛鍊」。

9月底的一天,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時任甘肅日報社軍管會組長顧立清要求《甘肅日報》駐定西記者站記者馬占海儘快把定西地區城鎮居民上山下鄉的情況了解一下。

馬占海在會寧縣掌握到幾個事跡比較突出的人,逐一進行了採訪。其中一位五十多歲的婦女王秀蘭,兒子在外當工人,家裡只有她和兒媳婦,當他問王秀蘭對上山下鄉有何感想時,王秀蘭不假思索地說:「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王秀蘭這句話正好切中了他此次採訪的關節點。於是,他在稿子中把王秀蘭作為一個重點來寫,並突出了她這句有點睛作用的話。

顧立清一看到馬占海的稿子就感到不錯,覺得王秀蘭說的「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既樸實,又深刻,很有感召力,於是,他精心對稿子作了修改,加了編者按。1968年12月8日,《甘肅日報》在頭版右側,以半個版的篇幅刊登了沒有署作者名的消息,標題的引題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會寧縣部分城鎮居民紛紛奔赴農業生產第一線,到農村安家設籍,他們說——」,接著是主標題「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

稿子登出來第三天晚上,新華社電話打到甘肅日報社,說毛主席看了這篇稿子,認為很好,並要求核實稿件是否屬實,顧立清肯定地回答:「絕對真實。」

一篇看似普通的消息稿,為何引起毛澤東的高度重視呢?原來,毛澤東一直苦於找不到可以用來引路的典型。當刊登著《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的《甘肅日報》放到他的案頭後,他眼前一亮,立刻要求核實這篇文章,然後轉發全國。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在頭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由新華社轉發的《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裡吃閒飯》,並加了編者按。據說「城」字後面那個「市」字,是毛澤東親自修改時加上去的。同時,《人民日報》還在報眼位置的《毛主席語錄》欄里,發表了毛澤東的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的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從此,由城市居民到農村去,轉化成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

在《人民日報》發稿的第三天,《解放軍報》《紅旗》雜誌以及全國各個報刊先後轉載《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市裡吃閒飯》一文,國內廣播、電影和電視等媒體,也開足馬力宣傳上山下鄉。會寧縣由於那篇報導的原因,一夜之間變成推動上山下鄉運動的典型,王秀蘭也因為那句名言,當選為全國人大代表,成了當時家喻戶曉的大名人。

11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出通知:1968年大專院校、中專學校、技工學校、半工(農)半讀學校畢業生,從本年11月起開始分配。並規定1966年、1967年、1968年上述學校畢業生分配到全民所有制單位的,在工資制度沒有改革以前,暫不轉正定級。

至此,除部分4年制中等專業學校1969屆學生外,全國中等專業學校、技工學校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的在校畢業生全部離校。這些學生由於參加紅衛兵組織的種種活動,均未學完規定的課程。

這以後,「文化大革命」開始以來的初高中畢業生,除已回鄉、下鄉或分配工作的以外,紛紛開始去農村、邊疆設籍。有的地區因初中畢業生全部上山下鄉,停辦了高中。一些地方,大批在校的初、高中的一、二年級學生,也隨畢業生到農村去勞動鍛鍊,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高潮。

一場震撼全國、轟動世界的紅衛兵運動,就在大、中學生走向「廣闊天地」的鑼鼓聲中漸漸銷聲匿跡了。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今古傳奇·紀實版》2007年第3期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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