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羅新聞網 評論 > 驚人之語 > 正文

潘宜遠:「反顏革」政治機理分析 兼批「小人兒書政治」

威權主義屬於半現代,但與成熟政治制度體系有交集。比如說,專政黨魁出任國家元首後作為國家軍事統帥,與美國元首作為國家軍事統帥的憲法法理基礎是一樣的。但是,後者沒必要或曰用不著有人以「聽、對、讓」方式來向他保證其權力的合法性、正當性、效率性,而後者絕對需要,其如上指文章說「確保做到聽習主席的指揮、對習主席負責、讓習主席放心」,云云。

引言:北京的佯繆

香港問題固然誘發於社會不公,其如房價對青年人的極限壓力,但是,抗議運動的顏色革命性質是非常明顯的。當中的顏革精神通過網路向大陸傳播,成為北京食不甘味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此等狀況無法解決,拿出李嘉誠當替罪羊不僅無益,而且,使得北京自陷佯繆。一個是,香港推漲房價的商業勢力,絕非李嘉誠等本港巨富之一脈,北京背景的紅色投資與前者等量齊觀。另一個是,大陸房價與收入之比等量齊觀於香港,顯然,這不是李嘉誠造成的。它是社會不公的持久性結果,也顯示了習近平政治“從大有希望到近乎絕望”的基本路徑。

一、“蜀人如犬”的歷史笑柄再現

中國社會嚴重不公需要一個時點、一套辦法來解決。社會寄予希望的時點是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如果北京有決心,這次會議肯定會涉及一套辦法的提出。預想的這套辦法就是帶有政治改革性質的新制度草圖。這張草圖在期盼政治改革的知識精英看來,是應該的、遲早的。然而,在諸大既得利益集團看來,是顏色革命的信號。所以,十九屆四中全會之前,以軍隊意識形態界面為主,掀起了“反顏革”浪潮。

這裡要插一段話,就是海外的“小人兒書政治”——那些帶有異見性的評論,與習近平藉著少年看《岳飛傳》小人兒書經歷講愛國,在同一水平。比如說,前者認為:不僅對習近平的個人崇拜是王滬寧搞的,就連中美貿易戰出現波折也是王滬寧搞的。這裡沒有為王滬寧辯解的意思,而是說“小人兒書政治”是文革遺產造就的,當然也是文化不自覺的表現。

文化不自覺,主要是沒有歷史反省能力,儘管史鑒資源鑿鑿在斯。其如三國時期的諸葛崇拜是應該引以為戒的,而“小人兒書政治”復現了彼現象。當是時也,蜀人如犬,一犬有吠,百犬應之——凡是國家好政策都是出自諸葛父子,凡是好政績都是諸葛父子所為。現在呢,“小人兒書政治”從另一個方向復現了“蜀人如犬”現象——凡是國家壞政策都是出自王滬寧,凡是壞政績都是王滬寧造成的,尤其是中美貿易談判的波折。

二、葉鄧兩大軍事集團貢獻之評價

事實是,最反對中美貿易順利談判的勢力是軍方。他們認為:一旦順利談判,結果是經濟的結構性改革發生,從而導致政治制度變化。而就左翼極權主義政權史來看,它靠軍事力量崛起或者靠此扶持而握有政權,軍事力量集團不僅在社會上具有最優地位,而且,生產真實的意識形態。

客觀地看待,軍隊生產真實的意識形態在中國曾有過巨大貢獻,它邏輯地導致了兩個有益於社會的結果:其一,葉劍英集團以政變形式結束了經濟管理上乏善可陳的江青集團荒謬專政(這裡的“專政”是古典含義,如王莽專漢之政);其二,在前者的基礎上,鄧小平集團開啟了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改革。葉鄧均是有軍事功勛在身的人士,鄧繼承了軍事革命(大規模反抗性暴力活動)的生產性追求。那種追求是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經典性地表現在毛澤東的“多快好省”主張上。但是,鄧小平改革成功後,軍事力量集團變成了赤裸裸的既得利益階層。他們被迫的忍耐(接受鄧指令而為經濟改革讓路)變成了職能性生產,所謂“軍隊經商辦企業”也。緊接著,內部階級(這裡的“階級”是古典含義)銷售成為貪賄的主要活動。

而今,習近平通過軍內反腐,名義上掌握了軍權,所謂“軍委主席負責制”也。但是,“黨指揮槍”的基本邏輯是倒著來的,這個歷史慣性沒人能夠改變,除非發生顏色革命。這套邏輯與歷史是:黨權名義性確定一個“檢校太尉”性質的軍事統帥,但是,他只是“檢校”而不實際指揮;而後,軍事力量集團通過這個“檢校太尉”來給以文人為主的黨權集團施壓,實現自身利益;同時,“檢校太尉”通過名義性軍事統帥地位來施壓文人為主的黨權集團,在非常時期可以採取政變措施——華國鋒如此——藉助葉劍英集團暫時穩住權力。

三、習近平沒有“第五個自信”

實質性政治改革或曰顏色革命的一個根本性指向,是“軍隊非黨化”、“軍隊非政治化”、“軍隊國家化”——兩非一國。所以,在十九屆四中全會召開之前,軍隊掀起了一波“反顏革”浪潮。2019年第16期(八月下旬)的《紅旗文稿》雜誌,首篇文章是“習近平強軍思想研究中心”撰寫的《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中國化時代的新飛躍——全面深入學習領會習近平強軍思想》,該文指出中共面臨的四大政治風險是:顏色革命,國家分裂,周邊亂戰,海外憂患。其中,顏革是第一位的。文章也指出:軍隊防範顏革,就是要“旗幟鮮明批駁”

兩非一國。

此類信息預示著十九屆四中全會將是一場艱難博弈,無論對於哪種勢力,均是如此。中國作為一個威權主義社會,面臨的主要問題有三個:其一,持久的內部不平等(以貧富差距為標誌)意味著整個制度體系沒有效率;其二,從國際上博取戰略利益(以中美關係為關鍵)的機會大為壓縮;其三,知識精英的天道責任(以傳統賦予為根本)衰落到歷史最低點。這三個問題不能基本解決,中華文明必將在二十一世紀滅亡。在另一端,威權向民主轉變的社會成本很難控制,所以,習近平沒有“第五個自信”——自信能夠以最低成本實現社會的轉型。既然沒有“第五個自信”,就得以其他方式掩蓋。一則,中國夢,儘管現在不怎麼提了;二則,堅守“制度自信”以維持無效率社會存續,這是大形式主義反對小形式主義之怪圈的發生機理。

威權主義屬於半現代,但與成熟政治制度體系有交集。比如說,專政黨魁出任國家元首後作為國家軍事統帥,與美國元首作為國家軍事統帥的憲法法理基礎是一樣的。但是,後者沒必要或曰用不著有人以“聽、對、讓”方式來向他保證其權力的合法性、正當性、效率性,而後者絕對需要,其如上指文章說“確保做到聽習主席的指揮、對習主席負責、讓習主席放心”,云云。此等“聽、對、讓”模式活脫脫反映了國家元首作為“檢校太尉”的尷尬狀況,是一種“非常了不起”的形式主義。

結語:理性民粹與兩個“沒有關係”

沒有顏色革命就不會有中華文明的未來——維持一套無效率的制度體系是讓一個文明滅亡的“最好辦法”,而盼望一個維繫文明存在並使之不斷融洽於先進政治文化,是知識精英的天道責任。後者也是非常悲觀的:“小人兒書政治”不僅發生在統治體系,也發生在異見體系,確實復現了“斯文掃地”的最精髓!

既然知識精英難以承擔天道至賦予,那麼,一定會有一種力量來替代之。現在,還沒法預測未來替代以何種形式出現,以及何種力量膺任,但是,香港的抗議運動是全球理性民粹運動的一個環節。中華文明之不絕祀,希望在香港、在台灣——這與統獨之褊狹爭論沒有關係;未來三五年間,是中華文明的生死時刻——這與俗濫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說辭沒有關係。

阿波羅網責任編輯:江一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驚人之語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