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到剛舉行不久的一個學術研討會的學者們的報告，讓我進一步認識香港與中國、香港人與中國人，為什麼會有這種幾乎是不可調和的矛盾與衝突，也了解到中國留學生與香港留學生、愛國人士與在香港長大的年輕人何以無法平靜地討論問題甚而無法溝通。
日本神戶大學的王柯教授認為民族主義有兩種，一種是「作為動員民眾的政治工具」，另一種是「作為主流的思想意識」；但這二者也有內在聯繫。掌權者會利用民族主義去動員民眾，而得以利用與操控民眾的原因，是由於民族主義已是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
Nation，原意是以國民主權為核心而成立的國家和人民之間的契約關係，基礎是對個人權利的尊重；日本用漢字譯作「民族」後，由於日本單一種族、單一語言、萬世一系的天皇體制，使民族成為血緣關係的闡述。至於「中華民族」這個詞語，最初是由梁啓超在甲午戰爭後於1898年提出的，他所想像的「民族」，是以獨立個人的國民作為構成nation state的主體。到孫中山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號召革命推翻滿清，就給「中華」賦予排滿並以單一漢族為主體的意涵。王柯認為，漢人革命家為了從滿清手中奪回統治正當性而發明的「中華民族」，比「日本民族」的定義還要狹窄。「中」表達地域概念，「華」表達文明形式，「族」表達血緣關係，這三重元素證明「漢」（「民」）是一個必須具有自己國家的集團（「民族」），並以此區別他者、尋找敵人，「滿」是一個不能與「漢」成為同一種nation的「異類」。
西方原本是為了實現國民主權，保證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普世價值而追求的nation state，在中國就成了由單一民族（漢族）構成的nation state——「中華民族」國家。原本是民主主義性質的nationalism，就這樣在近代中國被偷梁換柱，變成了一個「民族」至上的主義。而絕大多數中國人，不會意識到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對nationalism的閹割和歪曲。於是近代中國的掌權者們得以大力宣揚「中華民族」的利益就是終極的價值。
通過滿清入關大屠殺、列強瓜分和日本侵華和南京大屠殺，以不斷宣傳「祖先遭遇慘禍的集體記憶」，而加強了「屈辱的民族主義」的集體意識。帶有復仇心理的「中華民族國家思想」成了一種春秋大義，民族主義在中國有絕對的價值。
胡適說：「爭你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這是建立在個人主義基礎上的nationalism的初衷：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人權；而中華民族論就將之閹割成血緣共同體的民族主義。
近來在世界各地的香港人反送中集會，都有來自中國的留學生和移民鬧場，香港也不斷有愛國盲眾對市民和記者叫喊襲擊，他們的表現和語言，使人想到愛因斯坦的名言：「好比麻疹，民族主義是嬰兒病。」他講這句話時，正值納粹德國的民族主義，即集體意識壓倒個人主義的時代。三年前，中國心理學家武志紅出了一本書叫《巨嬰國》，指中國大多數成年人，心理水準是嬰兒。這樣的成年人，是巨嬰，這樣的國家，是巨嬰國。
而我們香港，是一個成熟的個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