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節在港島區的太平山頂亮起燈光，高唱《願榮光歸香港》歌曲響徹雲霄。（看中國攝影圖 周秀文)
香港從1840年割讓（1898年重訂九龍新界契約為租借）以來，長期以自由港的地位接納了無數位來自中國大陸的流亡人士，說得難聽一點，就是「逃犯」。從民族主義到共產主義，抗戰救國、反共反毛、六四抗暴，多少持不同政見的政治人士都曾逃亡香港或者取道香港遠走高飛！
最早的大概要數清朝思想家王韜。此公是蘇州人氏，科舉不第，與上海的洋人多有接觸。一度曾為蘇州的太平天國出謀劃策，不料其信函被攻入姑蘇的清軍所獲。通緝令下，王韜躲入英國駐滬領事館內。不久隨英船亡命香港。王韜是《聖經》現代漢語最早的翻譯者，也是西方學者學習漢語、翻譯儒家經典的重要導師，還是香港早期《華字日報》的創辦人，中國現代報紙的第一人。香港是王韜的恩澤之地。
甲午海戰，大清水師全軍覆沒，國人奮發圖強，戊戌變法，百日維新。慈禧太后怒殺譚嗣同等六君子於菜市口。康梁經香港逃亡海外。
孫中山從檀香山返國實際上是在香港完成了他的中等和高等教育，在香港取得了醫學學位。在國民革命中也多次逃亡香港，出生入死。
辛亥將領黃興在武裝暴動中負傷，也曾逃亡香港，療傷養病，東山再起。其他國民革命志士也多次往返香港，以避追捕。抗戰軍興，國共救亡人士也不斷利用香港地位，支援抗日前線。日軍撤離香港以後，共產黨東江縱隊曾經在九龍盤踞，八路軍辦事處和華潤公司是廖承志、潘漢年在香港的重要據點，達德學院就是公開宣傳共產主義的政治學校。
1945年，在國共談判破裂之後，1150名民主同盟為代表的親共知識分子和社會名流就是通過香港華潤公司陸續送往東北「解放區」的。1949年後，國民黨方面的大批流亡難民則集中在調景嶺一隅直到主權回歸大陸前夕。
文化界人士託庇香港的言論自由，更是不勝枚舉。左翼的如郭沫若、茅盾、郁達夫、秦牧……都在香港辦過刊物，發表文章；右翼的如張愛玲，五十年代初期逃離上海，棲居香港，接受美國新聞處的資助，創作了描寫韓戰和土地改革時期的上海社會生活的《秧歌》和《赤地之戀》，留下了極其珍貴的真實記錄。給張愛玲的文學生涯增添了愛情文學之外的濃重一筆。
香港還接納了許多中國共產黨所不願或不便接納的知識界人士，金庸、倪匡、曹聚仁，許多留在大陸未赴香港的藝術名家如石揮、周璇、黎錦暉、劉雪庵、陳歌莘等人則生活遭際險惡，藝術生命夭折。不僅反共的作者可以在香港出版禁書，而且連極左的鄧力群和李鵬也都到香港來出版禁書，更有「林彪集團」的「餘黨」黃、李、吳、邱也在香港出版了回憶錄。
大陸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毛澤東時代城鄉人民啼飢號寒，一再發生大逃港事件，香港人民在街頭巷尾，伸出人道主義援手，接納了數以百萬計的大陸難民！直到八九六四，北京屠城，新一代異議人士又通過香港的自由力量，逃出生天，流散世界各地。
將近180年來，香港的自由港地位為中國大陸各個時期的人民提供了一條逃生之路，尤其是共產黨人，由於他們巧言令色、善於喬裝打扮、巧立名目，所以得益最多。
現在中國黨政當局得寸進尺，罔顧一國兩制的承諾，過河拆橋，要強行壓制香港人民接受追逃條款。當今的中國不是一個法治社會，歷次政治運動中被害的政經人物，盧作孚、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林昭、林希翎、彭德懷、劉少奇、劉曉波、李旺陽和其他許許多多的冤案和血案，令海內外人民不敢信任中國黨政當局。
現在 中共當局的非法暴力已經深入到香港街巷裡自由賣書的銅鑼灣書鋪，追緝出版了各類政治禁書的書商林榮基，香港人民怎麼能不感到大難臨頭？
他們是無法接受一個沒有法治的專制制度凌駕於香港社會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