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山
翌日，我親自到各團巡視，知道已被捕去排長三人，士兵四十九人，已於昨夜由特務人員押到附近山上秘密處決了！這次秘密捕殺事件，使全師官兵情緒非常低落，每到一處，他們都怔怔的望住我，這種乞憐求援的神色，使我十分難過！
在恐怖的氣氛籠罩下，官兵人人自危，禍福難料！我可以救援他們嗎？我有這個力量嗎？我自己也感到惶惑起來！
午後，黃政委說已集合全師的指戰員，要我去宣布昨晚肅清全師「社會民主黨」份子的經過；說明這些反動份子，是受福建「社會民主黨」傅伯萃所利用，潛入本師工作，現已全部被破獲，並將他們處決了。希望全體指戰員安心工作共為革命而努力。部隊集合好了，我在政委的導演下，走上講台，面對著三千多官兵，我的喉嚨哽住，隱痛難言！但又不能不說話，只吶吶地簡單的說幾句言不由衷的話：「昨晚上級派員來肅清本師『社會民主黨』分子，這是本師一件不幸的事。我們要自己檢討，自問良心，有沒有反革命的企圖與行動？如果沒有，自然不必驚慌。關於本師肅反詳情，因我接事不久，尚未十分明了，請黃政委向各位報告」。隨後，便由黃蘇作了一個說明，這一幕悲劇才算結束。可是，部隊中指戰員的情緒，仍是非常不安；陸續的逃了二十多個戰鬥員，兩個排級的指揮員。
不幸的事情連續發生，使我對中央蘇區的措施，甚感困擾和懷疑。整肅的劫運雖沒有臨到我的頭上，至少也有點不安的心理。我為了要明了更多的問題，特別到長汀去找福建省委書記盧永次，和他商談，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知道我不會出賣他，所以就赤裸裸的告訴我。綜合他的談話，關於屠殺AB團分子的肅反運動，概述如下：
AB團，是一九二七年一月，由國民黨右派高級人士在南昌發起組織，大約半年後便解散了，但在江西省內，尚有少數AB團分子，自動自發的活動。朱、毛紅軍到達贛南，展開了蘇維埃運動，建立了閩贛蘇區時，這些少數的AB團分子，早已逃出蘇區之外的南昌、吉安等城市。迨至一九三O年秋，國軍準備進剿江西朱、毛紅軍時，AB團分子又準備進行活動，以配合國軍進剿行動。十月間，朱、毛占領吉安縣城，曾搜獲一些AB團活動的資料，其中有AB團分子派人送信給李文林父親所簽的收條，因為當時李文林是贛南特委書記，又是東固地方革命領導人物；朱、毛對他並不懷疑，對他父親也末採取行動。十月中旬，毛澤東以進攻南昌、長沙的失敗，是李立三路線的錯誤，且鑑於當時國軍準備圍剿形勢的緊迫，在吉安曾召集了一次會議，他提出反對李立三進攻大城市路線，主張紅軍回蘇區打游擊，當時受到參加會議的多數軍政幹部所反對，如第三軍軍長黃公略，第二十軍軍長劉德超，及江西省委、少共省委的領導同志所反對，但最後還是同意了撤回贛江東岸蘇區的主張。紅二十軍原是東固工農武裝所編成，亦遵命退回東固、富田一帶擔任對吉安方面警戒。朱毛即退駐瑞金。當紅軍全部退回蘇區後，毛澤東以李文林家裡是東固的大地主，過去領導東固革命鬥爭既不執行黨的土地政策，又不打土豪，採取了階級妥協的改良主義；現在又積極支持李立三，反對他的主張，非常憤怒，便以AB團的名義，加諸他的身上，進行大規模的肅反運動，造成富田、黃陂大屠殺的悲慘事件。在進行肅反運動的執行工作時，將逮捕的同志，嚴刑拷打迫供，被審訊的，初雖不認是AB團分子，在嚴刑之下，無法忍受，只得胡亂供出同志的姓名，如此反覆迫供，牽連甚大。所謂AB團分子就越捕越多，以至殺了近萬的幹部和戰士，當時江西省委級的同志，除曾山、陳正人外，其餘的多被屠殺，紅廿軍全部消滅了。
當我了解了全部肅反運動的秘密時，才恍然知道，所謂肅反運動，原來是毛澤東對付異己的手段。
那天晚上，盧永次堅持要我在他家裡吃飯。並告訴我：「我的妻子不日要返香港，我準備送他到大埔附近，你買不買東西？我可以替你帶回來」。我問他：「二嫂，是不是再回來？」他說：「不一定再回來，但我要在大埔附近候她一個星期，將需要買的東西購妥後，我才回來」。當時我提出：「紅軍正需要購西藥，可托她在香港購買。我自己即要買一枝墨水筆和一個手錶，並要帶五十元給我妻子作零用」。他聽了滿口答應。
我為此特和羅炳輝軍長商量，在軍部、師部的經理處及福建省黨部，湊集了一百兩黃金，請盧永次的太太購買西藥；另外給她二百元，作為購物之用。
誰知身為福建省委書記的盧永次，就這樣堂堂皇皇的以送眷為名，竟一去不返，脫離了中共。但我托他買的墨水筆和手錶，卻寄到給我，看來他對我總算夠交情了，我很感謝他。
博古（秦邦憲）、洛甫（張聞天）和王明（陳紹禹），都是中國留俄中山大學的優秀學生，於一九三零年冬回國，那時立三路線在中國革命實踐中已遭到嚴重的失敗，第三國際派中山大學校長兼中國部長的米夫來中國，代表第三國際領導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鬥爭，因為他們在中山大學時是支持米夫的國際派，甚得米夫的信任。中共一九三一年一月，召開四中全會時，王明以一個非中共中央委員而破例的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洛甫為宣傳部長，趙雲（康生）為組織部長，博古為少共中央總書記。
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是個船員出身的工人階級，能力薄弱，自任總書記以來即為宣傳部長李立三所操縱，致發生了錯誤的立三路線。李立三赴俄後，中央原尚有一位精明圓滑而又是老資格的周恩來幫助他，但通權達變的周恩來，深恐開罪米夫，不背負起責任，致實權落在王明之手，而王明於四中全會後，二月以中共駐俄代表資格，隨同米夫赴莫斯科，中央實權即由博古、洛甫把持。
自向忠發被國民黨捕殺後，中共中央總書記雖由周恩來代理，但實權仍由國際派掌握。至是年九月，中共中央擴大會議，改組中央委員會，國際派的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等均被補為中央委員，以王明為總書記，而實際上仍是博古主持，故中共中央由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前）這一階段，被稱為王明路線，其實是由博古主持的。
博古、洛甫於中共中央遷入閩贛蘇區時（大約是十月下旬）到汀洲那天，我也適在汀洲。是晚，福建省委招待晚餐，我亦被邀參加，這就是我和他們初次唔面。那天晚上，我和他們都是住在汀洲醫院的客房，當我回到客房時，洛甫即邀我到他們的房間談話，他們兩人都穿著深灰色布質的唐裝，博古臉色青黃，態度沉默，一見令人有陰森之感，洛甫則生得眉清目秀，一表斯文，有書生的氣質。首先是博古對我說：「龔同志，你過去的鬥爭歷史，我們略知一二，現同在蘇區工作，今晚時間尚早，乘此機會和你談談，你疲倦嗎？」我說：「我能有這樣一個機會和你們兩位領導同志談談，是我最高興的事，請不要客氣」。我們便由晚上十時談到午夜，乃分別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