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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周恩來真正的過節 毛周關係史上一大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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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毛澤東始終耿耿於懷的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寧都會議。這是兩人之間真正的過節,成為毛、周關係史上的一大公案。寧都會議後毛被完全剝去軍權,由周恩來取而代之,成為紅一方面軍的總政委。毛由此度過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兩年多時間,用毛自己的話說,那時他成了"茅坑裡的石頭","連鬼都不上門"。毛對此一直耿耿於懷,怨恨難消,動不動就要翻出來算老賬。

寧都會議-毛被剝去軍權

讓毛澤東始終耿耿於懷的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寧都會議。這是兩人之間真正的過節,成為毛、周關係史上的一大公案。寧都會議後毛被完全剝去軍權,由周恩來取而代之,成為紅一方面軍的總政委。毛由此度過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兩年多時間,用毛自己的話說,那時他成了"茅坑裡的石頭","連鬼都不上門"。毛對此一直耿耿於懷,怨恨難消,動不動就要翻出來算老賬。不過鮮為人知的是,導致寧都會議的召開,實由周給後方中央局的一封電報而起。用周的話說,這是他"一生最大的錯誤和罪惡",從此深深結怨於毛。後來毛澤東、周恩來兩人之間的種種恩怨糾葛莫不根源於此。

周恩來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間,由地下交通線秘密潛入江西,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的。他之所以在這時離開上海,主要有以下原因:

當時處於地下的中共中央由於內外一連串的打擊,黨的總書記向忠發也被國民黨抓住處死,在上海越來越難於存身;周恩來本人剛剛在政治上遭受了一次大的打擊。起因是他在和瞿秋白一道主持糾正中共黨內立三路線的錯誤時過於溫和,不合莫斯科的胃口而被戴上"調和主義"的帽子,處境狼狽。因此他自己也願意儘早脫離中央這塊是非之地,另圖他興。這樣,在當時勢力最大的中央蘇區便自然成了他的落腳之地。

在此之前,當周恩來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工作時,在國內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制定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計劃,提出"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的口號,並企圖把蘇聯拖下水,要其出兵援助中國革命,與世界帝國主義決戰。

共產國際對李立三提出的大膽計劃和冒犯共產國際尊嚴的話語,大為震怒。李立三想把戰爭禍水引向蘇聯,這是蘇聯十分忌諱的。他們對李立三的批評開始升級,認為李立三的錯誤是"反國際的政治路線"。

1931年1月7日,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公共租界一幢西式洋樓里秘密舉行。出席會議的代表37人,其中中央委員14人,候補委員8人。中央全會理應中央委員參加,可自稱為"國際派"的人中沒有一個是中央委員。經過特殊安排,15名非中央委員參加了會議,王明、博古等名列其中,享有和中央委員同樣的權利。

四中全會召開之前,一直嚴格保密。有的代表在會前幾十分鐘才接到通知,有的代表走進會場還不知道召開什麼會議,有的被告之召開緊急會議,而進入會場後才知道是四中全會,還有的人根本沒有被通知到。

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處於設計師和裁判員的地位,在他的組織和策划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限定在一天之內完成。米夫以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共中央的名義擬定了改組後的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補選的中央委員名單。

王明的老師米夫在會上作結論,大講王明等人"是堅決地站在國際路線上面來反對立三路線的",又說,立三是反對王明的,而瞿秋白和三中全會政治局"仍是繼續來反對"這些"正確路線的代表"。米夫的這個講話為王明上台掃清了障礙,鋪平了道路。

周恩來在會上對三中全會的錯誤承擔了責任,表示忠於共產國際,支持米夫。周恩來宣讀了共產國際遠東局和中央政治局共同提議的名單,政治局應退出的:李立三、瞿秋白、李維漢;新加入政治局的:陳郁、盧福坦、王明、王克全、劉少奇。

全會選舉時,米夫宣布:凡參加全會的都有選舉權。在積極的強令將王明等補選為中央委員之後,接著選舉政治局,王明又順利地當選為政治局正式委員併兼任江蘇省委書記,實際上已經控制了中央領導大權。

在共產國際的壓力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全面掌權。周恩來雖然被留在中央,卻只是一個戴罪之身的留用人員。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話說:"恩來同志自然應該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滾蛋,而是在工作中糾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

經過這一場打擊之後,周恩來元氣大傷,雖說還沒有到心灰意冷的地步,變得和他性格相仿、個人關係又一度很好的江浙同鄉瞿秋白一樣,但黨內鬥爭的殘酷和叵測,特別是李立三,何孟雄、羅章龍因違抗共產國際而遭到的下場,卻在他的內心留下無法抹去的陰影,深感如履薄冰。周本來就有著臨事而懼的個性,在他沒有看清哪一方會獲得勝利之前,寧可犯政治錯誤,也絕不犯組織錯誤。這是周氏一生典型的政治哲學。

正是這種處境和心態,決定了周恩來同毛澤東打交道時的基本態度。簡而言之,周是集欽差大臣和留用人員兩種身份於一身的。作為中央派出的欽差人臣,同時也是中共在江西中央根據地的最高領導人,周必須貫徹執行以反對黨內右傾和實行積極進攻策略為主要內容的共產國際路線,在實際工作中打擊一切與此相違背的傾向。作為犯調和錯誤的留用人員,周又因背著政治包袱而自覺腰桿不硬,膽怯心虛,想戴罪立功,以求重新得到共產國際的信任。

應該說,毛、周之間最初的共事還是"相安無事"的。周並不喜歡毛澤東的山大王式的作風和喜歡抗上、標新立異的個性。實際上,還在他剛剛進入中共中央領導核心時,就表現出對毛的這種看法和擔心,甚至提出:對毛的部隊要派人去視察,要堅決的改組。如毛的觀念不好,一定要撤換。

另一方面,周恩來在擔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長期間,他就曾多次在中央給各地的指示信中專門介紹朱、毛紅軍的游擊戰爭指導原則、軍事訓練以及黨的建設等方面的經驗,要求各地紅軍仿效。

當然,周恩來對毛澤東所擅長的游擊戰術也不是沒有自己的看法。比如,他到中央蘇區後,經過一段觀察,認為中央紅軍的戰術水平不高,而且"指揮戰爭顧慮太多,且主意不定,長於巧妙之機動,勇猛果斷之行為不足,尤不喜乘勝直追,殲滅敵人"。此外,本來就一直對軍事工作有濃厚興趣的周本人此刻也躍躍欲試,很想在戰場上一顯身手,但內心又感到自信不足,所以在和毛一道共事的同時,也有在作戰指揮中借重毛的所長之意。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當後方中共蘇區中央局出於在政治上對毛澤東不大放心的顧慮,提議由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時,周才不顧後方眾人的反對,力主由當時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隨軍行動的毛擔任這一職務。不過,在對毛的看法上,他和後方中央局並沒有什麼不同,這樣做並不意味著將軍中大計的最後決定權讓給毛,而是繼續掌握在他本人的手裡。

對於這一點,周恩來是十分明確的。他先是與前方諸領導人聯名提出:"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治委員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中央軍委,關於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決定權"。

關於寧都會議的起因,目前大陸學術界一面倒的意見是由於前方與後方在作戰指導方針問題上存在爭論。後方要求前方堅決執行中共臨時中央的"積極進攻路線",主動出擊,尋找國民黨軍隊主力作戰,以擊敗國民黨軍隊對中共各塊根據地的圍剿。前方則從實際出發,避敵鋒芒,等待尋找戰機,然後再集中兵力,各個擊破敵軍。

當時中共在前方的最高軍事會議內部對戰略原則與發展方針也存有爭論,各執一見,爭辯不休,弄得作為會議主席的周恩來非常為難,深受前方作戰指揮的組織形式未能真正集權於個人之苦,甚至動了回後方工作的念頭。為此,他在寧都會議召開的前夕,曾單獨打電報給後方的蘇區中央局,述說自己的難處和苦衷,認為"這是目前最中心而亟待解決的問題",要求在會上予以根本解決。

就是周給後方中央局的這封電報導致了寧都會議的召開,完全剝去了毛的軍權,與毛結怨。

責任編輯: 白梅   來源:摘自《晚年周恩來》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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