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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立夫詳述民國政府為何痛失大陸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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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黨和本黨談判合作,就我所知,多是不守信的,在民國二十五年周恩來及第三國際代表潘漢年和我們洽商和平事,協議發表共同抗日宣言,表示全民一致,其內容包括徹底實行三民主義等四原則。殊料抗日戰爭開始,為時不及半年,共黨就秘密令其所屬對外宣布「共赴國難一致抗日宣言」,所謂四原則是一項幌子,實際是壯大自己,其策略是:「聯絡上層,奪取下層,打擊中層」,舉例來說,在上層則和我們軍事長官聯絡,在下層則設法拖走我們的軍隊,背叛他們的直屬長官。

陳立夫

陳立夫(1900年7月27日─2001年2月8日)浙江省吳興縣(現湖州市)人,名祖燕,號立夫。陳果夫之弟。其二叔陳英士(陳其美)於辛亥革命初期與黃興同為孫中山的左右股肱,與蔣介石關係密切。

陳果夫及陳立夫是國民黨重要人物。陳立夫曾任蔣介石私人秘書,長時間主持人事及組織工作,亦是國民黨黨內安全特務機構: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的始創人。在國民黨內部,陳立夫和陳果夫的派系被稱為「二陳」或者CC系。1948年陳立夫曾到美國為杜威助選,結果杜威落選,而國民黨亦因而開罪上台之杜魯門。1949年到台灣後,蔣介石為整頓在台勢力,陳立夫難以在台立足,離開政壇去美國新澤西州定居,以經營農場養雞、賣皮蛋、粽子等食品為生。晚年回台灣後也多做文化上的工作,不在政壇上有決定性影響。但因是國民黨元老,仍很受尊敬。寫有《成敗之鑒》一書。

履歷

1922年畢業於北洋大學採礦系。

1925年獲美國匹茲堡大學採礦學碩士學位。

1925年9月回國,任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校長辦公廳機要秘書,隨侍蔣介石。

1928年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主任。

1929年任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是國民黨歷史上最年輕的秘書長。

1931年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

1934年任國民政府土地委員會主任委員。

1938年任教育部部長。

1949年去台灣。

1951年去美國定居。

1966年賀蔣介石八十大壽,首次回台。

1969年返回台灣定居,歷任總統府資政、中央評議會主席團主席、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副會長、中國醫藥學院董事長、孔孟學會理事長等職。

2000年10月因為肺炎住進醫院、並發心肌梗塞。

2001年2月8日晚在台中市中國醫藥學院附設醫院病逝,享年102歲。

關於國民黨為什麼丟失中國大陸的大好河山,大陸官方有自己的一套說法,台灣國民黨也有自己的一套說法。陳立夫的《成敗之鑒》,就是台灣國民黨具有代表性的說法。隨著歲月的流失,大陸民間也開始反芻這段歷史的真相。而真相,至少要聽聽正反兩方的解釋,才能得出。在此全文轉載陳立夫《不堪回首故國月》一文,以供讀者分辨。

陳立夫:不堪回首故國月

共黨之不守信

共黨和本黨談判合作,就我所知,多是不守信的,在民國二十五年周恩來及第三國際代表潘漢年和我們洽商和平事,協議發表共同抗日宣言,表示全民一致,其內容包括徹底實行三民主義等四原則。殊料抗日戰爭開始,為時不及半年,共黨就秘密令其所屬對外宣布「共赴國難一致抗日宣言」,所謂四原則是一項幌子,實際是壯大自己,其策略是:「聯絡上層,奪取下層,打擊中層」,舉例來說,在上層則和我們軍事長官聯絡,在下層則設法拖走我們的軍隊,背叛他們的直屬長官。

我獲悉這一陰謀後,便將此密件面報蔣委員長,他看了後認為這情報是不可靠的,且以為是離間國共合作關係的文件,並問告密的人是誰?我不得不將此人的姓名告知蔣委員長,蔣委員長竟懷疑此密件是偽造的,嗣後竟把告密者東北同志拘禁起來。

在此事件發生不久,我軍退至漢口,閻錫山先生自山西飛來漢口向蔣委員長報告軍情並順便拜訪我,我即告以共黨密謀「壯大自己」的上述陰謀,他聽了也不大相信,但豈料返回山西不久,他就發現有好幾團的軍隊被共黨「挖」走了,事後,閻向人談及此事件時,曾表示悔恨當時未接納陳立夫先生的忠告,致未事先防範,造成軍隊的損失,至此,他才認清了共黨的真面目。那時共黨從陝西渡黃河到山西,由於地緣關係,軍隊常有往來,並因共軍也高喊抗日,便不疑有其他,不料卻因此喪失不少軍隊。

後來,蔣委員長識破共黨真相後,經我建議,乃把當初提供上述密件的東北同志予以開釋,由此可知以蔣委員長之明智尚有判斷錯誤之時,可見共黨之虛偽狠毒實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重慶時毛澤東來訪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澤東抵重慶,由吳文官長鼎昌為蔣委員長去電邀其來的,此事關係甚大,未付中央常會討論,遽爾去電,似乎疏忽。毛來後,除謁見蔣公外,並拜訪黨政重要有關人員,我亦被拜訪之一人,毛來敝寓高廬相晤,我之會客室一牆角,曾被日機投彈炸壞,尚未修竣,且會客室坐椅均陳舊破爛,有所不恭,寒暄後,我坦直告以我何以反共,毛頗為驚奇,蓋他人對其來渝,均十分客氣,唯我則例外也。我曰:「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乃集世界各種主義之所長,而又合乎我國文化道統之精神,經其融會創造而成者,故對外可以多方面因應,對內足以增長自信而自立自強,不依賴任何帝國主義,而自成一獨立思想體系,以增強次殖民地之中國之自信與共信最為適當;而共產主義來自侵略吾國之蘇聯帝國主義者,須知文化思想之侵略,較之任何其他種種侵略為最危險,不可不慎也。其實此種思想,在我國二千四百餘年前之戰國時代,已早有之,許行、陳相之徒,信仰之,而孟子則以勞心與勞力同為重要,分工而已,告之,而視之為異端而攻其妄。毛先生如讀過四書,當能記憶及之,中國人民,已受三民主義之賜,獲得了自由平等之幸福,國家已列為五強之一,不平等條約除蘇聯外,均已取消,絕不會再願意去做蘇俄的順民,所以我敢斷言,共產主義,絕不容於中國人民,而終被埋葬,而且中國歷史之外患,大都來自北方,北極白熊兇狠殘暴,不容輕視,不好玩的,為避免中國成為國際列強之戰場,只有大家信仰三民主義才對,所以我根本反對共產主義。」毛曰:「共產主義之實行,為時尚遠,故我現在談,新民主主義。」我曰:「先生之新民主主義我已拜讀,並不勝於中山先生之民權主義。」雙方話不投機,至此而別。不料不久我政府退出大陸,毛竟得意忘形,一意孤行,立即實行共產主義,蘇俄懼其長大,誘其侵韓,使之戰美,以削弱其國力,當時雙方約定,中國出人力,蘇俄出經費,及韓戰結束,蘇俄竟食言不肯出錢,毛始知上當而覺醒,於是轉而反蘇,雙方陳大軍於數千里之邊境,如臨大敵。聯蘇之結果,蘇俄所佔我國之廣大土地,寸土未歸還,不平等條約,亦未取消,較之民國十二年,中山先生與蘇俄之越飛將軍之共同宣言,究竟出諸於大政治家之手筆,聯俄而絲毫不失立場,相去何啻天壤,蓋趙孟所貴,趙孟能賤之也。

軍事財政外交之失誤

日本人投降時,總裁派何應欽將軍去受降,我特地去看何將軍,我建議他要求日本人的軍隊,幫我們防守兩條路,由南京、浦口到天津,與由漢口至北平之津浦與平漢兩條鐵路,使日本軍隊幫我們防守這兩條鐵路沿線地區,我們的軍隊就可開往北方去,因為我們的軍隊都在西南,西北一帶。但何將軍忽略了我的建議,致使我們的軍隊須經上海,由海道運往天津、北平,白白浪費許多時間和人力、物力,予中共以調度機會,這是很可惜的事。

後來我們犯了一項很大的錯誤,就是日本投降後,所有在日本軍隊後面打游擊的部隊,我們沒有收容過來。當時這些在北方、在東北打游擊的部隊,都是本黨同志,後來軍政當局或許受了國防部次長共奸劉斐之影響,不要這些游擊隊的兵,引起了他們的怨恨,這些人心裡想:中央軍隊和日本人作戰時,我們在日本人後面打游擊牽制他們,不無有功,到現在天亮了,我們也應該有個歸宿呀!現在中央卻不要我們,那我們跑到共產黨那裡去算了!這項政策的錯誤導致北方、東北那些打游擊的人大失所望,投向共產黨那邊。我們應該臨時接收他們,再慢慢地補充到各正式部隊里去,才是正當辦法,如同淪陷區退出來的青年,如果我們當時不收容他們,他們自然被延安共黨收容去了,這種損失,是無法補償的了,為淵驅魚,是等於壯大了共產黨,使他們平白增加好多萬人。

以上是軍事方面的錯誤,導致我們失去大陸。第二項失敗的原因是我們的財政金融沒有搞好。當日本人佔領了一地區,他們用日本軍用券一塊錢換取我們中央政府所行的法幣一塊錢,他們用這種方法逐漸收去了我們的錢幣,而使整個淪陷區都用日本軍用券,而我們中央銀行的錢幣便不通行了。這時候如果我們這邊有一個人,他有一萬塊法幣,那這個人必定很富有,因為那時吃一桌含有魚翅、燕窩的酒席,才不過三、四塊錢。在淪陷區,可以用一萬塊法幣去換一萬塊日本軍用券,人民感到並無吃虧,後來當汪精衛組織偽政權以後,他發行一種偽幣,此時一萬塊軍用券可換五千元偽幣,乃等於貶值了一半,日本投降以後,收復地區人民自然歡迎使用法幣,但財政當局宋部長竟規定兩百元偽幣換取一元法幣,這一錯覺,以為這樣一來,就可用少數法幣把偽幣都收了回來,其實害了老百姓。有五千元偽幣的人只能換到二十五元法幣了,而這時候的法幣早已貶值了,所以原有一萬元法幣的人民,只剩貶值的二十五元法幣了。再舉例來說,抗戰初期,我曾用一萬塊錢協助兩所大學遷校,這兩所大學一所是復旦大學,一所是大夏大學,他們都在上海,沒有錢遷校到後方,我就撥給他們一萬塊錢辦好了這項艱巨的遷移工作。這樣看來,一個富有的人經過這場戰爭,他的財產由一萬塊錢變成二十五塊貶了值的錢了,這不是替共黨鋪路嗎?還算什麼財政專家呢?由此可見,我們的財政政策把有錢的人民也變成沒有錢了,沒有錢的人,更是一無所有了,以前有句話我不太懂,這句話就是「民窮財盡」,到這時候我才懂得。政策一錯,可使民也窮了,財也盡了,所有的有錢人,都變成了窮人,無錢的人都變成了赤貧了。換句話說,我們已先替共產黨把人民都變成了無產階級,這是我們財政上犯的大錯誤,當時政府不應該去占這種便宜。人民有五千塊偽幣,政府仍要用五千塊法幣去換才對;不應該占人民的便宜,用兩百塊偽幣換一塊法幣。他只看到自己這一面,而沒有看到人民全被整慘了。勝利後我們剛回到上海,發現一切東西都便宜極了,因為我們一塊錢法幣等於兩百塊使用,所以大家都搶購東西,弄得老百姓痛恨我們。軍事上失敗,把游擊部隊放棄,使他們成為共產黨的部隊;財政上的失敗,是幫助共產黨把有錢的老百姓變成「無產階級」,這兩大失敗,是我們為什麼要到台灣來的最大原因。

所以任用人才要特別謹慎,治大國必須有大量,見識小、度量小的人,絕不能治大國的。又如果他中國書很少讀過,他寫的說的都是英語,他自然不能治理中國了。要是我寫歷史的話,上面這兩位先生的錯誤政策,雖然後者是經過中央會議決定的,竟把我們趕出大陸了。因為那時老百姓對我們失望極了,心想換一個政府看看,或許還有希望,這種心理就幫助了共產黨成功。所以政治上政策一錯,影響大得不得了,每一個老百姓都蒙受其害呀!

冀朝鼎禍國陰謀之得逞

抗戰期間,我們知道冀朝鼎這個人和共產黨有關係,不過孔祥熙和他是同鄉,因此便用他。後來宋子文接孔祥熙財政部長,也用他,我們調查工作人員也曾告知孔、宋當心這個人,但孔先生因同鄉關係,很信任他,便不聽黨里的勸告。宋子文從國外回來,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這個人英文不錯,可能投其所好。孔、宋兩人都因冀很能幹,結果冀為共產黨在我方財政金融方針任設計工作,他專門替孔、宋出壞主意,都是有損害國家和損害政府信用的壞主意。

其中,如黃金儲蓄券六折還本問題,我曾在國防最高委員會會議中兩次發言反對,我說:「黃金儲蓄券發行是經行政院提經由立法院通過條例的。現在要還本兌現,既經過立法院通過的,怎能按六成發給人家呢?」主席蔣公說:「這是宋兼部長經考慮了很久才提出的,他說只有這個辦法。你不要懷疑他。」我又說:「有些老媽子、司機借了錢買黃金儲蓄券以示愛國;現在要還本兌現一、二兩黃金,也要給他打六折,太說不過去了。」總裁聽了後說:「那就這樣好了,二兩金子以下全數還本,不打折扣!」蔣公太相信宋了,他總認為宋是財經專家,其實,有些事是屬於常識,和專家沒什麼關係的。那時黃金儲蓄券行情看漲,黑市比官價還要高,可見需要量更多。第一期是發行二百萬元,那麼第二期可發行五百萬元,以適應市面需要,並以盈收對第一期到期者照數換第二期,不打折扣,以維政府金融信用。奈何宋氏不作此圖,從此乃使政府金融信用掃地!

另外,政府還發行過一種美金儲蓄券,購買者多為華僑愛國人士。此券到期應以美金兌現,孰料到期後,宋先生卻不給購買者兌現了,這是一種賴帳的行徑,使政府又大失一次信用,實在太沒道理了。從此以後,華僑對政府亦失了信用,真可惜,大陸淪陷後,冀朝鼎被毛任為財政部重要職位,可以為證。

以上兩項金融缺失,再加上法幣與偽幣不合理的懸殊兌換比率,無異使富者變窮,貧者愈加窮困了。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壞主義,復因蔣公太相信宋子文,故我屢次針對以上缺失提出建議,也未予採納。從這些事實看來,可以說在抗戰勝利後,我們每一步棋都走錯了。檢討起來能怪誰呢?每樁大事都是總裁或最高國防委員會最後決定的。現在回憶這些痛苦的經過,太難說了,誰該負責呢?當然我們不能把責任推給總裁一個人。王世傑先生掌理外交,其最大的失敗,為答允馬歇爾將軍來華調解之一事,使我軍事受外交之牽制而誤時機,其害太大,其詳見下「我與馬歇爾將軍」一節,不贅述。

平息上海金融風潮及成立經濟改革委員會

宋子文先生這個人對國情不了解,書信都用英文寫,如他所決定的拋售黃金措施,便大遭人非議。孔祥熙先生卸任時,移交給他很多黃金,白銀也不少,所以導致其拋售黃金,此一決定是很糟的事。這時舉國金融經濟很亂,人心惶惶,上海反對宋子文的聲浪很大,工會罷工,商會罷市。總裁乃派我到上海,設法平息風潮。

我到上海後,邀工商社會人士進行調解。他們說:宋子文先生的做法很乖張,不合乎我們的國情,如此下去不得了!我當即表示:大家要冷靜,我們慢慢想辦法。我並向上海各界人士發表演講,講的是:「三民主義的經濟政策應該怎麼樣」。大意是說,外國人在上海經營銀行,其制度是特別重視商業,他們把我國農產品以廉價收購運回本國,加工後再以高價工業品賣給我們。這可用三句話說明外國銀行在我國的經營政策,那就是:「不管農業,敷衍工業,特重商業。」但我們應採取的金融政策則不然,應該是扶植農業,提倡工業,顧及商業而不能以商業為中心,三民主義的經濟政策應該是這樣。因此,我批評現行經濟金融政策,是不合乎三民主義要求的。

演講後的第二天,中央日報等各大報把我的講詞刊出來。那時宋子文先生為行政院長兼財政部長,聽到有這樣一篇文章後,令當時任行政院的秘書長蔣夢麟先生,帶了報紙到廬山向總裁告了我一狀,說我指摘他的金融政策不當。總裁當即打一電報給我,他很客氣的說:「立夫兄!你對金融有什麼意見可向我說,不要對外發表。」於是我拿著那篇文章去找宋先生。我說:「子文兄!你看我的文章是罵了你呢?還是幫了你的忙?請你花十分鐘仔細看一遍(他看中文是很吃力的)。」他看了後說:「你沒罵我呀!寫得很好嘛。」我說:「在我的演講中,我僅說明過去幾十年,金融政策是抄襲外國而僅注重商業,於我國的需要不相合,而建議以後金融政策予以徹底檢討,加以改革,這是替你解脫的,不料卻引起你對我的誤會,我要離開上海回南京了。」他說:「你別走,明天我請上海金融及工商各界負責人在中央銀行開會,特別請你發表演說。」以宋氏驕傲的個性來說,這簡直是破天荒的大事。我說:「回南京我的票都買了,已不能再耽擱。」但經其再三懇切的挽留,我也只好把回程票退了。

宋氏連夜邀請上海金融、工商等各界領袖共二十餘人,翌日在中央銀行開會,我演講時仍強調日前我所講過的三民主義經濟政策,並指出目前我們所推行的金融制度,是帝國主義者侵略中國多少年來帶來吸我們的血的制度,極不適合時宜於我國的需要;這當然非宋院長的政策,但今後望其能針對積弊改革,代之以三民主義的經濟政策。

我的演講歷時四十五分鐘,宋氏始終很虛心的坐在主席位子里聽講,據人告我,宋子文先生如此耐心的聽人講話,是罕見的事。我講完了,他並詢問大家有無意見。他即席指出:「立夫先生講的很有道理,希望大家要共同研究。」我在演講中還強調:「我非學政治經濟與銀行學,只是站在一個三民主義信徒立場,希望改革現行金融制度,以適合國家社會之需要而已,相信宋先生必有此魄力去大力改革。」

我平息上海罷工罷市反對宋氏風潮後返回南京。待總裁自廬山歸來,我即寫一報告歷述上海見聞以及平息風潮經過給總裁,並指出此事件暫時雖已無問題,但目前我國金融政策已屆危險邊緣,亟應研究改革。總裁看了我的報告後,當即命令成立一「經濟改革委員會」,且令我擔任主任委員,劉健群副之,而宋子文先生也是該會委員之一,另有學者專家多人參與。宋氏按時出席開會,在他這位一向驕傲的財經專家來說,是頗不容易的事。嗣經擬訂一經濟改革方案並依法定程序通過,在我赴美考察民主制度之前呈給總裁交由財政部門執行。

我想開國需要軍事,治國需要經濟,總理是經濟長才,而非軍事專才,故不能統一中國,而蔣公是軍事天才,而非經濟長才,所以打下了天下而不能守之;假定孔祥熙在抗戰勝利後,繼續掌握財經,而不由宋子文接充,我們還不至來到台灣。回想起來,無限感慨!

於國事而言

一打天下靠軍事,治天下靠經濟。國父是經濟長才,而乏軍事長才為之助,故不能得天下;蔣公是軍事天才,而乏真正經濟長才(尤其於抗戰勝利後)為之助,故得天下而復失!

二蔣公從北伐開始,以至於佔領北京,莫不身先士卒,以寡敵眾,智勇兼備,應用有方,故能對軍閥各個擊破,整個作戰時間不到一年,開吾國歷史之先例,可稱軍事天才,為眾所悅服,出民水火,功垂史冊。

三蔣公出身軍事,威勝於信,軍閥之來歸者,畏威而非心服,而真正革命部隊原非準備成熟而出師北伐,故相形之下,基本部隊人數,不及來歸者之多,引起來歸者之野心,有機紛紛叛變,幸革命部隊,能以一勝十,加以敵人陰謀,吾機要科均能以破譯密電早呈諸蔣公,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矣。

四本黨老同志之在黨內有力量者,不能秉公為蔣公助,甚至勾結軍閥、共黨、日本如汪精衛者,以對付蔣公,故蔣公無時無刻不在三面作戰,真所謂堅苦卓絕,幸蔣公為實行國父遺囑之信心堅定,不屈不撓,卒能開成國民會議,公布訓政時期約法,及廢除不平等條約,進而製成憲法,進入憲政時期者,實非易易,其功不可沒。

五抗戰開始,共黨雖宣言共同抗日,其不守信,早在蔣公預料之中,唯吾方軍力尚能控制,故無大礙,苟勝利後,我軍事方面不自大輕敵,處理游擊隊有方;經濟財政方面,不採取措施,造成民怨;外交方面不使美國居間,予共黨以爭取時間良機;黨務方面,不讓友黨以國大席位,及早告知李宗仁此次不要參加競選,則大陸之失,必能避免。

六所有帝國主義者,在我國失去既得之權利,心孰能甘?故凡共黨造謠攻擊本黨及蔣公者,莫不為之轉播,積非成是,解釋為難,而共黨得其利矣。

七政權之維持,不能靠軍隊,如施政有違民心,終必失敗。蓋軍隊亦為人民所組成,而違民意之措施,乃自殺也。「兵敗如山倒」者,無鬥志以擁護其不願擁護之政權也。故曰:「得民心斯得民矣。」

八為領袖者,必須親賢人,遠小人,無絲毫自私之心,庶能領導他人,以成大業,蔣公不嗜殺人,而好使部下力量對立(如黨與團、政校與幹校等等),雖雙方均對蔣公擁護,終致力量抵消,效率低落,非良策也。

以上數點為余所能見到者,是否有當,仍請讀者指引。

責任編輯: 東方白   來源:博客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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