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蘭德專家說了什麼？
習近平自取得國家主席無限任期的憲法地位以來，個人聲望急劇下降，將反腐新政積累起來的無形資產折損殆盡。在這種大勢之下再談體制主動民主，學者必然會冒巨大的個人聲譽風險。其實，即便沒有習大膽的名義獨裁事實發生，討論體制主動民主也會遭遇諷刺。比如，著名新聞從業人士陳小平在2018年1月發過一段推文，轉述網友的說法：「不要對體制內搞民主抱有任何幻想！幻想三十年了！」【注①】
陳的描述反映了外界對北京體制判斷的多重性、矛盾性，當中不乏佯謬（Paradox）。一個明顯的佯謬出自美國蘭德公司國際防務問題高級分析師蒂莫西•希思（Timothy Heath）。最近，他稱「政府除了依靠共產黨的領導來監督艱難的結構改革之外，幾乎沒有其他現實的選擇」，這是因為「中國薄弱的公民社會和列寧主義統治遺產限制了領導層可行的選擇」（Heath,2008）；然而，三年前，他卻說「獨立民調一直顯示，中共近幾年來的民眾支持率高得出奇」，這種堅實的民意基礎使得「習領導下的政權表示願意消滅任何擋路者，不管其來自什麼政治黨派」（Heath,2015）。希思時隔三年的論述看似無邏輯問題，但經不起最簡單的質疑：是他自己支持的習近平「消滅」（鎮壓）錯了，還是公民社會薄弱使得習近平及其朋黨集團失去了政治現代化的機會呢？
以希思2015年判斷之後約四個月發生的「709事件」來看，顯然是鎮壓成本過大，以致所謂出奇高的支持率驟減。比如，原來對習集團抱有希望的一些體制外力量迅速轉向了激烈對抗。如此，希思三年相矛盾的論述就是一個佯謬，本文稱之為「希思佯謬」（Heath Paradox）。這個佯謬的實質是：中國社會需要新的政治選擇，其如出現標準型政黨，但是，像希思這樣有份量的外國觀察家還不便言明這一點。
一、貿易戰是表象，中美熱戰仍有可能
「希思佯謬」未必由本文一論而成，尚須規範的政治學檢驗以及實證政治學的大量觀察，但是，嚴謹的學問人無法相信在希思所描述的「領導層可行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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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陳接著說：「但在國外，何頻對習近平轉身仍抱有一絲希望，在國內，綦彥臣先生也是一位。他認為，北京遭遇內外夾擊，習近平主動轉型還有希望。他的理由是經濟下行會促動體制主動民主。拉美的委內瑞拉巴西阿根廷都是例子。」https：//twitter.com/xchen15/status/95589234428024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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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限制的情形下，「建立更值得信賴的法律制度」之設想可以實現【注②】。與此同時，國際社會對中國制度質量是有需求的。在這裡，我假定廣義的「開放」不會被強力中斷，需求信號可以被在一定程度上吸納並有所反應；反之，習集團若採取閉關鎖國政策，不但廣義「開放」完全失去意義，而且，本文的所有討論均屬「廢話」。
國際需求是什麼樣的呢？先說一個時序上與「希思佯謬」相關的論述：美國耶魯大學傑克遜全球事務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從經濟學角度認為中國「堅持舊的路線已不再是一種選擇」，「明確自己新的道路因此變得更加緊迫」（Roach,2018）。而就中國經濟問題的實質而言，它早已超出經濟範疇，乃是政治制度問題，即是說必須選擇完全祛除列寧主義遺產限制的新制度來解決社會機制的失敗。簡單舉例，高度扭曲的房地產市場既帶來系統性金融風險又推高本來很嚴重的社會不公：有錢階層在居住需求外把房產作為投資（亦投機）對象，不斷推高房價；無錢階層不僅連居住需求都難以滿足，還因投機性市場壓力長期化而焦慮。如此，在中國這樣一個有社會公平傳統觀念的文化里，富者阡陌縱橫、窮者無立錐之地的情形預示著古典崩潰必然發生，只是這個時機為學術所不能測知而已。在另一端，崩潰前的社會情景也否定了國家治理體系的文化正當性。
國際社會需要北京有一個理性制度，以便開展穩定的合作。它從地緣政治上，根源於美國對北京的預想：美國大力幫助後者實現內外兩重經濟民主化，以便後者實現政治自由化暨整個社會的現代化。但是，始自1986年的美國安全層面對華政策因未能收效，到2017年底歷時三十年，宣布結束。白宮的安全戰略文本明確地說：「美國幫助那些與我們價值觀不同的國家拓展了自由貿易體系，希望這些國家能夠實現經濟和政治自由化，並給美國帶來對等的好處」，「而經驗現在證明，這些國家歪曲和損害了主要的經濟體制，即沒有對自己的經濟和政治作出大的改革。」在這份劃時代的戰略文本出台前，美國暫停了只舉行過一次的中美全面經濟對話機制，正式表示「拒絕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而後，就有了貿易戰。在我看來，貿易戰是個表象，終極目的是迫使北京政權回到「經濟民主化——政治自由化」軌道上來，儘管對於習集團來說，這是個非常艱難的選擇。不如是，貿易戰終究會發展為現實的熱戰。美國近兩年大力發展陸軍以及低當量化核武，預設衝突對象是俄羅斯與中國。至於貿易戰中的智慧財產權核心戰，目的更為明確：壓制中國製造業中的技術自然升級（即經過若干次失敗而有的經驗積累型升級），從而壓制武器的升級速度。
選擇一個被國際社會認可的制度體系還是選擇中美戰爭乃至引發亞太大戰絕對是習集團面臨的最大地緣政治難題。北京的智庫體系反美情結仍重，其如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的院長王文指出：西方最新一波的中國威脅論「目的是在提醒西方社會放棄對中國『民主化』的意識形態幻想，高度警惕中國發展造成的『惡性』衝擊」（王，2018）。體制內的知識精英反西方情緒更多的不是因於學術而是因於意識形態，因為反西方是意識形態定下的學術標準。整個世界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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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請注意：在這裡，我做了讓步，認可「法制」（法律制度）之表達，而未以「法治」理想去校正它。關於黨控社會能否實現以「建立更值得信賴的法律制度」為依託的政治現代化，本處暫存不論，容在以後小節中就「值得信賴的法律制度」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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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認為北京是反開放的，儘管它把「開放」講得很泛化。在今年的北京兩會結束後，不怎麼知名的學者馬特•施拉德爾（Matt Schrader）認為北京將不再以新加坡模式為榜樣，因為「中國領導層構想的不是可控民主和國家有限度地干預市場，而是包括政府和企業在內的一切都接受共產黨指引和領導的社會」（Schrader,2018）。而以一直支持北京的美國學者哈里•哈丁（Harry Harding【注③】）早前觀點來衡量，新加坡模式被終結並不奇怪，因為他預測到2020年「中國政權變得既民主又合作的可能不會超過百分之二十五。」（Harding，2011）。在此，我稱之為「哈丁數據」。
如果以基於意識形態而衍生的學術判斷來看中美關係，即便不是雙方在某個時點熱戰（形如美國陸軍所備），那麼，肯定也是北京的意識形態全面左轉，走向完全的毛主義乃至古典帝王模式。不過，我倒不十分悲觀，因為左翼極權主義政權史上的事實表明：第一，整個意識形態欺人效果不彰，容易自欺，因此，會有被突然放棄的可能；第二，真實的民意幾乎不為意識形態所表達，哪怕民眾罵聲如潮，意識形態載體仍會有「支持率高得出奇」的描述。這種虛假描述笑料般地構成「希思佯謬」的一部分，且與「哈丁數據」相呼應。
二、雙重精英偽化，民主轉型的巨大阻礙
謹慎的實證政治學者認真對待蘇聯國家案例，會發現後來被北京意識形態系統定性為「叛徒」的戈巴契夫（Michail Gorbatschow）有著十分堅定的正統意識形態。他在1988年的中央全會上為對付去年紀念十月革命引發的意識形態爭議，提出政治警告：「不要對我們的歷史和社會做庸俗和粗陋的評價，畢竟我們的國家和社會已經建立了70年。一系列的血腥罪行不應當是我國歷史的全部內容。」（Gorbatschow，2013）。習近平意識形態體系的「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形同戈巴契夫1988年的政治警告，而習近平有意向社會暗示自己是「第二個毛澤東」與戈巴契夫推崇列寧也非常相似。
從蘇聯國家案例上看，戈巴契夫回歸列寧的權術需要比信仰的真誠性高一些，這正是他在權力角逐中敗給葉爾欽的人心原因。從政治技術方面講，人心對政治結局的影響在剔除了道德因素之後就是一場心理戰。心理戰中的求全責備無疑是致命的錯誤！不妨看一下尼古拉•梁贊諾夫斯基（Nicholas V•Riasanovsky）與馬克•斯坦伯格（Mark D•Steinberg）的歷史書寫，儘管此二人並未論及政治角鬥中的人心與心理戰之關係。他們寫道：「戈巴契夫最崇拜列寧，他常常引用列寧在蘇聯建國初期的講話，他認為國家要想重新煥發活力需要實行民主化和提高先鋒隊水平」，「同時，他還認為，根據列寧的教導和歷史悠久的俄羅斯政治傳統，在改革時期高度集中權力是必須的。」（Riasanovsky& Steinbeog，2005）今天，習近平集團同樣要求根據毛主義政權原理與中國古典政治傳統來集中權力，或者說毛主義加上帝王治術是集權的文化正當性所在。不幸的是，如同戈巴契夫一樣他陷入了精英偽化的困局：戈巴契夫的權術與真誠無論哪個成份更多一些，終究未能回答人民之問，「如果我國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那麼為什麼人們被剝奪了思想自由，沒有獲得影響政治進程的機會」。習近平的意識形態體系也無法回應這個本質性疑問，只是不說中國是「最民主的國家」而云為「最大的民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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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arry Hardingg的漢名叫「何漢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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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極權主義政權史是一個部反對知識更新的歷史，也是政治精英自甘偽化的歷史。如果習集團在多種壓力下主動選擇民主，習個人有問題的學位則會是瑕不掩玉的細節，但那畢竟是體制精英自甘偽化的歷史性標識。當然，體制外精英的偽化不是沒有，只是與政治敵對方相比誰的程度更大的問題。體制外精英偽化的突出特點有兩個：其一，對本土歷史的了解支離破碎，甚至屢出以文代史的情形，因此，難以在歷史的「反叛學問」之外形成推動社會進步的知識價值；其二，缺乏系統性的戰略學訓練，進而也缺乏地緣政治觀念，局限於文人相輕的個人風格展現。所以，他們尚不能為中國社會提供最基本的政治選擇。也正是體制外精英的異議文化不自覺，才使得在中國社會打造一個標準型政黨成為具有文明史意義的大事。
體制外精英（狹義為異議力量）也是中國社會民主化阻礙力量，這樣的論斷肯定有「語不驚死不休」之嫌。但是，這個癥結的根本在於：異議力量在政治文化上尚未能解決精英情結與人民性的矛盾，因而，不能古典地以天意來表達民心。異議力量的這種內在矛盾在政治實踐中往往表現為兩個極端：在一端，完全放棄了人民選擇暴力的權力即代替人民發言，不承認人民暴力的正當性；在另一端，對標準型政黨、政治道德目標下的策略選擇予以污名化，凡是主張體制內尚有民主希望的人無不要冒巨大的個人聲譽風險。
三、擺脫抹滅人性困局，唯有全面制度重置
人民性從來無法在人類政治中消失，而故意消失之無異於政治自殺！戈巴契夫回歸列寧而不能回答人民對「最民主的國家」質問是之，中國異議力量之某些人與分支將不願表達反抗意識的民眾視為「牲口」亦是之。從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拉梅奈（Lamennais）所主張的「民眾應當在政治中處於核心地位」（Terence Ball& Richard Belly，2003）原則從未遭到動搖，川普在美國藉助理性民粹勝選，彰顯了這一原則的重要性。在中國古典的反叛活動中，民心往往是被天道所啟發，因此，也就有了張廷玉歷史敘述中頂尖級反叛精英「臣知天道，何論民心」（張，1739）的直白，在直白之外更配上天道與民心的最常用粘合劑（讖緯與巫術）。
在帶有強烈傳統色彩的中國當代政治中，巫術讓位給個人權威，個人權威在經濟名義市場化的情形下又讓位給所謂的法律制度，儘管個人權威的獨裁性一直希望「法制」成為政治附庸。然而，「法制」難以成為法治，個人權威不斷受到壞「法制」之減損，因此，名義獨裁絕對會空殼化。在習近平「全面依法治國」主張下，「法制」敗壞的程度是令人瞠目結舌的。比如說，民事審判中的「單片判決」現象——為了不致已有錯在先的裁判活動引發上訪，法院只對沒上訪打算的一方下一審判決書，而不對有上訪打算（敗訴）一方下判決書，因此，二審程序自然延宕。再比如，在大量的行政處罰案例中，警察「掐頭辦案」——只要雙方打架發生就不問引發原因（也不盡法定的調節責任）而下達行政處罰，從而引起蜂擁般的行政訴訟。這種常態化的「法制」敗壞無疑是抹滅人性的，更對有明君意識的習近平本人是個巨大諷刺。
公平地說，習近平本身雖存在精英偽化問題，但多少還有吸收西方思想的意識。比如，他關於「100-1=0」的司法公正之道德原則的強調（習，2014A）基於他對培根「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惡果超過十次犯罪」之名言的理解，並確認政法機關「是群眾看黨風政風的一面鏡子」（習，2014B）。不幸的是，如同戈巴契夫無從解釋「最民主的國家」一樣，習集團無從解釋黨與法孰大的問題。因此，以「建立更值得信賴的法制度」為核心的政治現代化完全沒有可能。只要現存制度體系不發生重置，那麼，諸如「掐頭辦案」、「單片判決」以及其他更醜惡的「法制」行為就永無止境。推動習近平進行憲政改革、實現社會民主是體制內有憂患意識者的「巫術」事業，他們為了向社會推介習集團的民主化決心不惜「偽造」文獻。比如說，本是曹思源所主張的黨自身現代化必經憲政改造【注④】被說成是已任政治局常委的王滬寧往日論斷，經由學者鄭軍慶的詳細考察，此誤方得澄清（鄭，2018）。有趣的是，即便是主張憲政改造黨的曹思源也不反對憲政之行可由「蔣經國那樣的領袖人物來推動」【注⑤】。在另一端，雖然王滬寧未曾有憲政改造黨之論，但他的「社會主義的高度民主」目標是試圖引進西方政治技術的，他認為「為滿足這些要求，為解決這些問題而採取的政治技術，有些往往是互通的」【注⑥】。此外，習集團當中占據重要地位的人士或是恢復高考初期的科班分子，或是有到美國學習資歷者，乃至兩者兼有之。這些都是向民主轉型的高級人力資源且因此而易建立政治認知基礎。力主黨管一切的王岐山其學問底子乃自由派經濟學，與泛開放並無牴觸；在胡溫時代被目為自由主義改革領軍人物的汪洋十九大時晉位為正國級（而後主掌政協），也說明習集團沒有全面反改革、反開放的政治意願。
不可否認，無論是黨內開明派旗幟仍在還是習集團人力資源與認知基礎均備，他們仍面臨巨大的社會信任難題。典型的列寧主義遺產的限制性使得統治階層頂端分子缺乏足夠的責任感，細化到社會信任環節就是蘇聯「最民主的國家」之說辭也是習集團難解的魔咒。在以往的政治實踐或王滬寧所指的政治技術層面，一時博得知識界認同的聲稱改革、暗示民主的集團往往會口惠而實不至。鄧小平聲稱在經濟改革困難時會思考政治改革，但終其改革歷程大多是行政動作，胡溫時代則乾脆將行政改革視為政治改革。居於鄧與胡溫之間的江澤民對知識精英的暗示在其卸任後受到了廣泛的指斥，儘管他經過美國作家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力求自辯而以劉雲山的任命進行開脫。在江澤民傳記中，庫恩描述中共十六大的權力交接，說：「一個有先兆意義的任命是劉雲山擔任宣傳部長，負責全中國的媒體。劉是一位專業人員，這意味著黨將繼續沿著江澤民制定的路線前進，而且這一路線得到了胡錦濤的支持，他將努力保持穩定，逐步增加自由。」（Kuhn，2005）胡溫時代初期自由度確實有所增加，但到十七屆中央後期，政治全面收緊，言論自由讓位給所謂的「社會主義文化大繁榮」。這個慣性政治技術操作終至2015年發生了「709事件」。
四、社會自發蘊育新力量，更符合古典天意
統治階層的言而無信必然引發社會異議，出現眾多政治異議並不意外，而暗中發生的資本異議未引起廣泛關注。其原因應該是：其一，資本勢力總體上習慣於權錢交換，擁護鎮壓型政治技術，因此，遭到政治異議與底層社會蔑視；其二，資本勢力並不具備獨立話語權，其利益訴求往往被道德批判所淹沒；其三，資本勢力遭遇不公平待遇是個長期問題，以致於統治體系對此熟視無睹，畢竟資本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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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與⑤在鄭軍慶的文獻里有曹思源與王滬寧的各自原文。值得認真對待的現象是，曹文「政改路徑：國家憲政與黨內民主」（2012年3月27日第5版，載於天涯社區網2012年3月30日）在天涯社區至今未被屏蔽。
⑥王文「從政治體制的角度『文革』」原載於《世界經濟導報》1986年5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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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缺乏政治異議那樣的整體表達能力。當然，並非因為以上三點就沒有人關注資本異議，相反，前面由陳小平推文涉及到的經濟學家綦彥臣就美國大選問題發表評論時，明確提到資本異議的壯大，他說：「在中國內部，體制內資本異議（變相崩潰論者）【注⑦】對社會劇變的推動力將會超過傳統的政治異議。到中共二十大時，這股力量將非常強大，也會與第二任期的川普『建立某種政治聯繫』。」（綦，2016）資本異議作為被迫崛起的政治勢力，標識性案例發生在胡溫時期，從實證政治學研究視角看是2005年的「普馬案例」。當年，中國普爾斯馬特零售業巨頭在無銀行貸款違約的情況下，遭遇國有商業銀行斷貸，同時被強勢的新聞界抹黑，有些高管被以經濟罪名判重刑（最高為無期徒刑），其創始人與法定代表人劉五一逃往國外。
針對一些紙面大媒體不斷抹黑，劉進行了大量自辯，在一定範圍內散發了《我的自白——中國普爾斯馬特董事長劉五一談話錄》。儘管劉的自辯沒對整個制度體進行否定，但同情者均看得到：處於壟斷優勢的國有銀行、天然具有道德評價權力的媒體是制度體系的構成部分，它們視資本力量為螻蟻，可以隨心所欲地踩死而被踩死者沒有任何反抗能力。有記者在一篇重頭報導中開首就說「劉五一為人極其低調，傲慢」，「後來一次約見記者共進午餐，他只要了一份麵條，外加一小盤黃瓜「【注⑧】。簡言之：一個資本家不走權錢勾結道路，就是社會異類。因此，劉絕對不行賄的與權力部門交涉原則成為隱形的政治不正確。
現行的制度體系在整個經濟領域是國家設租模式，這與正常收益來源的勞力密集型出口、投資拉動型增長沒有直接關係。國家設租行為即使在合規方面也是價格歧視體系，其如著名商人曹德旺的怨言經由推友zxgthy以舊聞新說形式【注⑨】發表後，被中文熱推機器人推薦。曹說：「中國貸款利率是美國的2倍；電價是美國的3倍；燃氣價格是美國的5倍；土地使用費是美國的9倍。美國唯一貴的就是工人工資，是中國的8倍。這也就是說：如果中國的貸款利率、電價、燃氣價、土地使用費能跟美國一樣的話，老百姓就可以像美國工人一樣拿到8倍於現在的工資。你願意嗎？」同樣，曹沒對中國整個制度體系做否定性評價，但他通過簡單的經濟數據比較肯定了美國的制度。
總括來看，資本異議者都是謹慎地依據個體感觸發表不同於統治階層主流價值的看法，或可謂之負能量。然而，在個體行為之外這是一種可喜的社會蘊育，是非常符合中國古典天意的發生學現象。從政治邏輯上講，資本異議者均知道現有國家治理體系相當於一個無限責任公司，它講「好壞自己全兜」，不會關注涉及文明價值層面的東西，社會往好處變或往壞處變全不確定。所以，「法制」敗壞如斯，使得無限責任公司在本質上並無一套可靠規章在執行。恰是如此，由經濟前景決定的政治命運更迫切希望習集團進行民主轉型，同時，為資本異議的制度化提供可能性。提供這種可能要比泛泛而言「清新的政商關係」實際得多。體制若不為之，資本異議力量可以有自己的抉擇，並經這種抉擇為整個社會提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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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應當說，「體制內資本異議」提法存在有失嚴謹的學理缺陷。一者，資本壯大到一定程度自然具有異議能力，且體制也提防它；其二，許多資本家的體制內身份實則是一種掩護，甚至是購買來的掩護。當然，因於此點，權錢勾結特徵為社會所痛詆。
⑧http://info.ceo.hc360,com/2005/3/29081010521.shtml
⑨https://twitter.com/zxgthy_4status/982982912722243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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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政治選擇——資本異議與政治異議的深度融合已經是時候了！有了這種深度融合不僅會使習集團看到破除「希思佯謬」的可能，而且，也為中華文明體系的政治道德重構提供可能。
結語：追求「哈丁數據」倒數
進行了以上四節系統性論述，我認為體制主動民主的可能不小，儘管不是一定對抗「哈丁數據」的時點條件而言到2020年就能民主化。坦率地說，對於可能發生的體制主動民主之時點我沒有任何確據，如果可能，希望贊同我論者給出補充。甚至希望體制人士給出一個大略的路線圖，路線圖當然得有大略時點標示。應當解釋一點的是，論題的「主動」說法在本質上是被動的。只有足夠的內外壓力，習集團才會做出最後抉擇。
外部壓力應當包括：美國全球戰略之新推進，政治異議整體系進行自身有效改革並積累社會動員能力，處於體制內的資本異議與體制外政治異議聯合——設想成圓桌會議的談判力量。而內部壓力則是體制內高級政治層面對文明價值負責任的人士進行政治技術方面建設，以使「高度發達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憲政改造黨合二而一。
綜合以上四種情形，「哈定數據」之倒數將會出現在某個壓力匯集時刻，體制內由被動轉主動的民主化抉擇之可能性達到百分之七十五。雖然這個倒數說法因形象化而不如前述諸論之學術嚴謹，但是，也許這是避免社會全面崩解的一個集體願望。這個集體能涵蓋多大範圍，取決於體制內外的溝通效率。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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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chrader，2018：「『新加坡模式』的終結」，載於美國詹姆斯頓基金會網站2018年3月26日；轉引同[1]2018年3月27日，「中國不再奉『新加坡模式』為榜樣」。
[6]Harding，2011：「透過玫瑰色眼鏡看北京：為什麼民主制度無法馴服中國」，載於美國《國家利益》雙月刊網站2016年7月15日；轉引同[1]2016年7月15日，「靠『演變』中國化解中美衝突是條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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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同[7]，P373。
[10]Ball& Belly，2003：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the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2003；漢譯本《劍橋二十世紀政治思想史》（任軍鋒、徐衛翔譯，商務印書館，2016），P147。
[11]張，1739：《明史》（中華書局，1974），P4080（卷145•姚廣孝傳）。
[12]習，2014A：「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4年1月7日），載於《習近平關於全面依法治國論述摘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5），P96。
[13]習，2014B：「嚴格執法，公正司法」，載於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中共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P718。
[14]鄭，2018：「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王滬寧曾這樣說」，載於多維新聞網2018年3月8日。
[15]Kuhn，2005：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Horizon Media, co, Ltd.2005；漢譯本《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談崢，於海江等譯，世紀出版集團•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P415。
[16]綦，2016：「川普經貿政策與中國社會劇變」，載於香港《爭鳴》雜誌2016年12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