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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掌門大方「容錯」 官商「戴罪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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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政權將自己管下的民營企業家群體置於「戴罪」狀態的同時,不僅將那塊「依法治國」的遮羞布撕得粉碎,還會讓民營企業家對未來心灰意冷,甚至產生對這個政權的恨意。

長達19個月的中美貿易戰,導致全球產業鏈重置,加劇了中國經濟困境。但中國官員卻因禍得福,迎來了反腐敗的間歇期,掌門人習近平終於改了口,從理想主義的「腐敗零容忍」變為要「容錯」了。這「容錯」,不僅是針對那些「犯罪未捕」的民營企業家,還有各種腐敗情節稍輕的官員,從「治亂邦用重典」變成「促經濟用重典」,用紀檢、監察系統督戰,讓地方官員「尋找新經濟增長點」。

提振經濟啟用「督戰隊」

先說這條消息的來源。

在《「大棒」即將揮起習近平發布2020「動員令」要求更多擔當》(多維新聞網,2019年12月9日)一文中,有如下文字:「12月6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相比於以往的單純經濟研判,中共更加強調了官員的擔當與激勵機制,以及紀檢、監察在促進改革落實中的作用。在習近平發布2020年中國經濟的『動員令』的同時,由中共紀檢、監察部門組成的『督戰隊』即將通過『胡蘿蔔+大棒』的策略,通過容錯、激勵與懲戒等機制,督促改革的落實。」

這個「容錯」,就是允許「戴罪立功」。多維新聞如此分析:「按照此次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講話,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既不是來自於『中美貿易戰』的外部壓力,也不是一些所謂經濟學家的中國『投資邊際效應』『人口老齡化』等經濟基本面上的問題。中共深知所謂經濟,其實背後依舊是人的問題,在中國,尤其是地方官員的思想和利益問題。」

這段話,說明中國「九五至尊」的理論結合實踐之水平不僅超過所有的中國經濟學家,更是遠遠超過外國那些只會讀數據的投行經濟學家。這些經濟學家們去年大談特談的中國經濟結構調整之難,今年早些時候在談的非洲豬瘟之災,以為這就是中國經濟困難之病根。就算生活在天子腳下的新華網前一向還在強調《對不作為式的腐敗也要「零容忍」》,如今九五至尊一下就找到了病根:所謂經濟問題,歸根結底就是「地方官員的思想和利益問題」,解決這些「思想與利益問題」的藥方也開好了,就是「胡蘿蔔+大棒」。所謂「胡蘿蔔」就是官員的晉陞,「大棒」既然握在紀委與監察部門手裡,自然就是這兩大部門已經掌握的腐敗、違法違紀證據,目前用你,是黨中央在用人之際,英明地決定「容錯」;你如果好好表現,那就官升一級,賞穿黃馬褂。曾因違反中央八項規定而遭到黨內嚴重警告的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周波,因其是善理經濟之才而被「容錯」,轉任遼寧省委副書記一職。

這與鄧小平的「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表面相似,但還有點不同。鄧小平時代,腐敗在台底,老鼠指GDP;江胡時代變了,既要讓貓抓老鼠,也讓貓偷腥,最後演變成不少大小貓家藏億萬現鈔,有門路的貓還在離岸金融中心開了賬戶。習近平上台後的反腐讓貓偷不著腥,公款吃喝、吃請全成了八項規定禁條,貓們失去了抓老鼠的積極性。黨中央扯著嗓子痛罵官員懶政不作為好幾年,沒啥用處,於是終於想明白了,大棒之外還得加幾根胡蘿蔔,其中一根是不追究你們過去的偷腥。

中國官員的經濟之道

但這是馭官之術,不是管理經濟之道。應該說,中國各級政府官員還是很懂如何在中國制度環境中「發展經濟」,而且也擅長學習。廣東及沿海地區引進外資發達了,全國都立馬開始招商引資,只是外資們不喜歡去中西部地區,窮省只能望外資興嘆;一些省地市依靠房地產拉動經濟,很快就舉國土地財政,房價進入世界前列,上海與北京還非常榮幸地進入全球房價最貴的十個城市;一談到修地鐵,全國30多座城市共花了超過6000億元修建包括地鐵在內的城市軌道交通,但只有少數城市的城軌運營實現收支平衡。中國經濟存在幾頭所謂「灰犀牛」,其中公認的一頭就是上述因政府投資建造鐵公基造成的巨額債務。金融方面,幸虧中央沒將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否則全國爆雷的恐怕就不止是P2P這類個人理財產品。

也因此,官員們近幾年懶政不作為,無非是少開發一些房地產,政府少投資建設一些所謂基礎設施,金融系統少些壞債。中國經濟這種結構性難題,十年前尚可調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是個節點,我當時寫文章談過,如果錯過這個調整的最後窗口期,今後想改也沒有希望。中美貿易戰中,美國開出的條件是希望中國做出結構性調整,不再對國有企業出口進行補貼,中國沒法答應,因為真那樣做了,無異於自殺。

將中國經濟下滑歸咎於官員的思想與利益問題,認為只要讓紀委、監察系統督戰,胡蘿蔔加大棒就能解決問題,這種認識問題的方式來自部分中國人懷念不已的毛澤東。毛澤東歷來認為「人定勝天」,權力意志勝過經濟規律,大躍進時期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就是毛式「經濟理論」的經典。凡不按照毛的思路抓經濟的人,就必然成為錯誤政治路線的代表,比如合作化時期,時任副總理與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的鄧子恢,因為只主張一年內讓合作社數目從56萬增加至100萬,比毛提出的130萬少,就被毛罵作「跟不上形勢」、「搖搖擺擺走路」的「小腳女人」,當作黨內錯誤路線的代表予以打擊。

習近平改了一下毛的章程,假定中共官員都存在或多或少的腐敗,讓紀委、監察機關出面督戰,官員們「戴罪」立功,經濟抓上去了,罪自然免議;經濟抓不上去,紀委、監察機構上門——說起來比較悲劇,無官不貪是天朝特色,用腐敗之罪整治官員,一抓一個準,這樣倒省去了抓階級鬥爭的輿論造勢。

民營企業的「原罪」成了「罪」

民營企業家戴罪立功,消息來源由最高檢察長張軍12月3日在參加最高檢開放日活動時透露。張檢察長聲稱:「對涉嫌犯罪的民營企業負責人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訴的不訴,能緩刑的緩刑」,並引用數據證明政府的「寬大」:「今年前10個月,對非國有公司企業人員犯罪不捕率是29%,比總體刑事犯罪高6.9個百分點。」

對這話表示驚訝的人,大概忘記了國務院今年9月12日發布的《關於加強和規範事中事後監管的指導意見》,這個「指導意見」規定在企業及其它機構建立吹哨人制度,鼓勵內部人揭露供職機構的違法違規行為。中國政府這樣做,乃因中國民營企業帶有「原罪」——遊走於各種灰色地帶積累財富。這種事實緣於中國制度環境太過惡劣,在政府官員將所有資源(土地、項目審批)、稅收、消防檢查等公共職能都視為尋租工具的情況下,民營企業要想生存、做大,都得與權貴、實權部門官員結成政商同盟關係,通過行賄獲取某行業的經營特許權、土地、套取銀行貸款等,偷稅漏稅等各種逃稅行為幾乎是司空見慣現象。

建立吹哨人制度,從行賄、非法經營、逃稅等三者入手整治商界,當真是中國政府「算無遺策」,哪只蛋都能找到或大或小的縫兒,而官府採取引而不發(犯罪不捕率)的方式,讓這些民企既不敢在「戴罪」狀態下撤資外逃,也不能輕易歇業停產,「殺雞取蛋」變為「養雞取蛋」,利用民營企業家的經營管理、市場營銷經驗,讓他們繼續賺錢並僱用員工,就能慢慢消受民企提供的稅收、就業機會、GDP等。這政策說明中共當局很有自知之明,知道將非壟斷行業的民營企業收歸公營,肯定存活不久。但設計者故意忽視了以下結果,一個政權將自己管下的民營企業家群體置於「戴罪」狀態的同時,不僅將那塊「依法治國」的遮羞布撕得粉碎,還會讓民營企業家對未來心灰意冷,甚至產生對這個政權的恨意。

用「容錯」政策與紀委、監察機構督戰,迫使官商這兩大精英集團「戴罪」立功,總讓人腦中浮現大陸戰爭片與《唐·吉訶德》這部小說的混合場景:地方官員與民營企業家猶如垂頭喪氣、七零八落地走在陣前的敗軍將士,紀檢、監察部門官員則手持槍械在後逼戰,「敵陣」卻空無一人,只有一架巨大的風車在不停地轉——從來只聽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未曾聽聞「高壓之下必產生經濟靈感」。在全世界各國提振經濟都感困難的形勢下,這種督戰方式如果能夠讓中國尋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出這點子的人一定能在將來的某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DJY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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