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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風波(上): 復旦學者陳奎德談校章修改和復旦今昔

為何這次復旦大學修改校章激起如此大的反彈?復旦學者陳奎德博士談校章修改和復旦今昔。(圖源:Youtube截圖)

近期,中國著名高等學府復旦大學因為修改學校章程而引起了軒然大波。

中共教育部12月17日發布了批准復旦大學部分校章條款修改的申請,修改後的校章刪除了原有的關於思想自由、師生治學、民主管理、學校是以學術為核心的共同體等等表述,卻增添了中國共產黨全面控制大學的內容,包括學校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學校黨委才是學校的領導核心、堅持黨管人才原則等等。

復旦大學創建於1905年,在頗具權威的QS世界大學排名當中,排在全球第44位,在中國國內的高校排名第三。復旦這次修改校章,讓人們擔心中共在進一步加強對大學的控制,學術自由會再度淪陷。

如何看待這次復旦修改校章引發的風波?與上世紀八十年代相比,如今的復旦大學有哪些變化呢?從修改校章一事如何看如今中國大學的學術環境呢?

就這個話題,本台「新聞聚焦」節目主持人金石採訪了網路雜誌《縱覽中國》的主編陳奎德博士。陳博士和復旦大學有很深的淵源,他於1985年獲得復旦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畢業之後留在復旦哲學系任教。他在上世紀80年代末時離開中國大陸,現旅居美國。

主持人:中共對大學的控制一直都沒有停過,但為什麼這次復旦大學修改校章還是激起這麼大的反彈?

陳博士:最近幾年來中國大陸在高校教育方面、在各個管理方面前所未有的退化,和過去三、四十年以來中國在教育界的所謂改革開放比,是一個全面的倒退,而這次復旦事件是明目張胆的把學術中的思想獨立移除。這是與世界文明潮流相背離的一個行動,會使中國教育界進一步走向一種黨化教育,使復旦大學進入某種所謂的愚民主義、反智主義這樣一個中國文革時期的黑暗時代。所以它是值得關注的。

當然我們也注意到,復旦學生和師生都進行了抵制,而且有一些抗議的舉動。我覺得目前的情況是,中國的教育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危機時刻,所以我們大家要關注這件事情,不能使中國越來越遠離人類文明的基本潮流,遠離最近幾十年來有所進展的和世界基本文明秩序接軌的潮流。這是值得關注的事情。

主持人:為什麼復旦現在要修改它的校章呢?

陳博士:我想這和習近平上台以來一系列倒退的舉措是分不開的,他們現在對中國教育界、對中國學生有一種恐懼。這和最近這些年來,中國受到了西方各文明國家的抵制有關,特別是今年發生的香港事件,他們特別害怕整個中國教育界、中國的學生也象香港學生一樣,有自己的獨立見解,爭取自己的獨立權利和大學學術研究自治的環境。所以,中共準備進一步加強對學校的控制。

中美貿易戰的進行,最近美國又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關於新疆、西藏的法案也陸續出台,其他國家也逐漸地跟進。中國大陸特別是習近平當局,處於一個內外交困的境地,雖然他們非常害怕和文明世界的脫鉤,因為脫鉤,他們在經濟上可能會遇到極大的困難;但是他也要準備這樣一手,就是萬一逐漸脫鉤的話,他們要對國內採取怎樣的一些措施。對高校的控制就是他們準備在和世界脫鉤,或者說在脫鉤的一個大趨勢下,逐步走向某種閉關鎖國、和文明世界進一步脫離的文化政策和政治舉措。

主持人:您八十年代曾在復旦大學學習和任教,那時的復旦大學是什麼樣的?

陳博士:我對復旦還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中國的大學在1980年代,是中國共產黨1949年執政以後,恐怕是最特殊的10年,是比較寬鬆和比較開放的10年。當時中共的方針是所謂的三個面向:面向世界、面向未來、面向現代化。所以說和國外的學術環境和學術交流是比較頻繁的,基本的教材也和主要的文明國家的教材有相當多的共識,就是互相有交流,而且特別是理工科的教科書,都是參考了西方的,特別是美國和歐洲的教科書來撰寫的。人文學科也是,在復旦,1984年,恐怕是最早的,有美國教師到復旦大學哲學系來任教,來做學術交流,是比較長期的任教。所以說整個的學術氛圍也是相當不同的。

但是也要看到,因為當時中國是剛剛從文革走出來,因此進兩步退一步的那種反反覆復的較量也是有的,關於文化專制主義和學術自由之間的競爭和交鋒也是一直存在的。

我自己身上當然也發生過一些故事。在1983年,我們復旦的幾位學者(我當時在讀博士),到桂林去開一個全國性的學術會議,我在會議上代表我們同行的六位學者提出來一個所謂的《關於認識理論改革十條》,就是對中共當時的整個意識形態體系,特別是哲學體制提出了一個全面的挑戰,被稱為「桂林十條」。但這個事情就觸動了很多其他學校的保守派,對中共的意識形態教條非常看重的、成為他們飯碗的那些人的出路。所以就有三條線上達到了中共上層,後來到了中共宣傳部。中共宣傳部後來下了一個文件,我們幾個發言人的名字都在上面,就是我們提出了哪些反馬克思主義的什麼什麼綱領性的東西,等等等等。我的名字在前面,因為我是代表他們去發言的。所以黑雲壓頂,整個上面壓力壓下來了,要讓這些人停止他們的學業,要重新學習馬列主義,諸如此類。我當時讀博士,停止學業是非常嚴重的,是非常巨大的一個壓力壓下來。當然大家知道,那就是「反精神污染」的前夕,就是1983年5、6月份。

但是胡耀邦先生在這個事情上,抗拒了當時鄧小平的「反精神污染」,28天就結束了。所以我們反而因為這個事情,而獲得了很多國內學術界的支持並交了很多朋友。在這樣一個情況下,後來我知道,在上面中宣部和各方面對復旦大學施加很大壓力的時候,實際上我們當時的校長謝希德教授,他抗拒了上面的壓力保護了我們,使得我們沒有被進一步地懲罰。

所以我提這個事情是說明,就是包括在八十年代比較開明的時候,也一直有這種思想專制、文化專制主義和思想自由、學術自由的激烈交鋒的。而復旦這些教授、學者,雖然表面上他們不敢公開頂撞上面的壓力,但是實際上在底下做了保護學生、保護研究生的基本舉措的。

所以在學術界一直就存在要求學術自由、要求學校自治、教授治校這樣的潮流,和上面的黨化教育、黨管大學、常委領導一切,從八十年代起就有非常激烈的交鋒,反反覆復的,都有的。

主持人:我們看這種交鋒一直延續到現在,比如在這次復旦新校章公布之後,一些復旦的師生採取了抗議的行動,午餐的時間在食堂里合唱復旦的校歌。您怎麼看現在復旦師生的抗議?

陳博士:雖然這些抗議會被校方、被整個當局壓下去,但是這個火種還是在。在習近平主政以後形成了這麼高壓的情況下,這些學生還能夠站出來,和中國在文革時期的學生已經很不同了。

文革時期毛澤東統治,根本中國就取消了大學教育,到了1966年文化革命,那些大學生、年輕人,都是狂熱地愚忠毛澤東,搞那種愚民主義和反智主義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對中國文化、對中國高等教育是極大的摧毀和破壞。我們看現在的學生確實和當時不可同日而語了,雖然中國共產黨還是中國共產黨,它還是要施行它的思想專制,想統一它的黨化教育,但是它已經受到了現在學生們暗中的或者是公開的抵制。

中共建政以後,它對整個教育界搞所謂的黨化教育,在1952年就進行了所謂的學校改革,把蘇聯式的教育體系強加在中國的學校身上,後來發展到嚴重的結果是中國整個的思想文化、中國教育倒退,文革是高峰。可是到現在我們大家看到,經過三、四十年的所謂「改革開放」以後的師生和那時是完全不同了。不同的時空背景下,我們來看看當今的文化專制主義和思想自由這個潮流之間的交鋒會出現什麼樣的狀況。

主持人:所以您覺得,學校裡邊師生追求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火種會越燒越旺?

陳博士:是的。我遇到了很多朋友,大家都是對中國目前的狀況,特別是大學教育界是非常悲觀的,我也是非常悲觀,畢竟我們都是從中國大陸出來的,畢竟我也是從復旦出來的人,都知道這個情況。但是,這個東西我相信它是歷史上的一個短暫現象,不可能長期持續下去,最多二、三年,三、四年,我想這個局面會大大的改變。因為整個的世界,大家知道現在中國某種意義上已經在和全世界為敵,和文明人類為敵,而經過這三、四十年的發展,雖然中間經過了很多的愚民教育,包括對西方教材的打擊和排斥等等,但是在互聯網時代,青年人也好,各個方面也好,還是知道世界上的很多事情。它不可能完全封閉這個世界,而且如果是真的完全封閉,它經濟上也是不可能發展下去的。是這樣一種情況。

另外我還要提一點就是,啟蒙這個東西是不可逆的,因為經過了1978年,中國大陸開始和外部世界產生比較多的交流,開始在教育界和各方面有啟蒙運動。啟蒙這個東西是不可逆的。簡單的說就是,現在中共又想倒退回去,回到文革的那個情況,但是這個是辦不到的。

我們打個比喻來說,你要使一個孩子他通過啟蒙認了字,獲得了知識、智慧和理性,然後要使這個認字的孩子再倒退到又成為一個文盲,這個事情可不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是有些人,有個別的人或者是有少數的人,又反過來反對當時的一些基本的思想自由、一些文明進步的基本措施。但是很多人是基於他自己身處的利益,知道當政人的利益他需要那樣,我必須服從才能有飯碗等等,他才那麼做。但是他的頭腦裡面,已經是和原來完全空白的、愚昧的東西不一樣的了。

所以只要一個變動出來,一個歷史契機出來,全部都會改變。就象蘇聯、東歐的變化,你說蘇聯、東歐這些人民,一般的年輕人,受了這麼多年的壓制、洗腦和封閉,但是只要一旦對世界打開,到了1989年、1991年,整個的局面完全改變,所有的人們沒有一個人說是反對這樣一種變動。所以我們說啟蒙這個不可逆的東西,註定的會使中共現在這種文化大倒退、這種文化專制主義是不可能完全得逞的,它要完全封閉中國,它也是辦不到的。

主持人:謝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

陳博士:謝謝。

責任編輯: zhongkang   來源: 希望之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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