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 > 言論 > 正文

是什麼把中國大陸醫生推向了矛盾第一線?

12月24日早上6時許,民航總醫院急診科楊文副主任醫師在正常診療中,遭到一位患者家屬的惡性傷害,致頸部嚴重損傷,不幸去世。

事件之後,12月28日,在回答有關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問題時,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法規司司長趙寧談及了民航總醫院女醫生被扎傷致死一事,表達了痛心和憤怒,「這不是醫療糾紛問題,而是非常嚴重的刑事犯罪。對任何形式的傷醫事件零容忍。」

從法律層面說的,凶手犯下的是刑事犯罪,這當然沒有疑義。但與此同時,悲劇的受害者是醫生,行凶者是患者家屬,他們之間的關係是醫患關係,而行凶是發生於醫院的,那麼從事件的原因與場合說,這仍然屬於醫患關係。醫療糾紛與刑事犯罪,這是對同一案件的不同觀察角度,並不相互排斥,屬於「既是……又是」的關係。這兩者不需要釐清,本來就兩個層面的事。

從事後的處理來看,兩種觀察角度,涉及到不同的領域。前者定性關係到具體事件的事後處理,走司法途徑,這是明確的。司法程序,並沒受到干擾,無需釐清。目前凶手已經到案,等待他的將是法律的嚴懲。

後者關係到反思偶然中的必然,尋找事件背後的系統性原因,不能厘而清之,不管了。實際上,現在要做的恰好不是釐清,這次悲劇,是中國醫療領域緊繃的醫患關係的一個極端例子,但卻是必然中的偶然,因為類似的悲劇太多了。

悲劇發生在24日早上,當天即有報道,但真正在輿論上爆發出來卻是在27日視頻流傳出來之後,凶手的冷血與殘忍刺激了公眾,再加上楊文醫生同事的朋友圈截圖,由此才在輿論上爆發。從24日到27日中間的三天,輿論之所以不溫不火,也許是因為殺醫傷醫,已經不是很罕見的新聞了。

有數據顯示,從2001年到2018年,18年間記錄在案的殺醫案件共發生47起,有50位醫務工作者因此喪命,平均每年就有3人死亡。2015年,中國醫師協會發布的《中國醫師執業狀況白皮書》顯示,59.8%的醫務人員受到過語言暴力,13.1%的醫務人員受到過身體上的傷害,僅有27.1%的醫務人員從未遭遇過暴力事件。顯然這不能都簡單的歸結為治安問題或刑事犯罪。

毫無疑問,這些案件,每一起都是刑事案件,但每一起悲劇,都是發生在醫院,受害者是醫生,行凶者是患者或者家屬。這必然就是醫患糾紛,在醫療體制之下的醫患關係,就是如此多的悲劇背後的系統性因素。

正視系統性因素,才會立即行動起來,解決當下的問題。

除了婦產科多數是歡樂之外,醫院本身就是人間最悲苦的場所,是一個極端之地。在這些重壓之下,一些人情緒非常容易極端化,進而產生暴力行為。這些殺人暴力事件,沒有事先計劃、不計後果,防不及防。但在暴行之前,卻是可以預防的。最簡單有效的辦法,就是醫院實行安檢。

有人認為,安檢措施會刺激行凶動機,如果真是如此,那麼,安檢與給醫生髮放的頭盔、放刺背心、增設的保安,起到的是同樣的刺激效果。地鐵安檢,也並未稱為刺激凶案的因素。

醫療領域的改變,絕非一朝一夕之功,不過,「本」難根治,「標」卻可對症下藥。之標的措施,應該行動起來了。

更重要的是,正視系統性因素,才有動力、有動機,去直面、研究深層次的原因。

在大眾最初的印象中,這一家是完全不可理喻的,拒絕接受老人高齡重症的現實,要求醫生快速治好,卻拒絕一切檢查,卻「在搶救室天天跟我們干架」。與此同時,凶手孫文斌表現出了極端和情緒化:「我媽要是還不退燒,就把大夫弄死」。看起來,這是不可理喻的一家人。這一家人也的確表現出反社會人格等特徵。但媒體的採訪呈現出了事情的另一面。孫文斌的姐姐告訴媒體:他們和醫院的另一矛盾在於能否將母親從急診科轉向住院治療,但得到的回應是醫院沒床位。

由此,家屬的諸多不可理喻的行為,也一定程度上變得可解釋了:急診,意味著無法使用醫保而需要自費,檢查要自費,所以家屬拒絕檢查;住院後,可以進醫保,家屬想住院之後檢查,訴求是住院,但醫院沒有床位。加上孫家經濟情況又不好,母親的情況每況愈下,這些都在刺激孫文斌,所以他認為,「想住院又不讓咱們進,醫院就想置咱們於死地,讓咱們把錢都花在這兒,傾家蕩產」。

孫文斌把矛頭指向醫生,源於他的無知,但他遇到的問題,卻是系統性的,是我們每一個人都會遇到的。

據業內人士透露,高齡癌症病人,會極大的消耗醫保額度、但治療希望又渺茫,醫院在醫保和醫院考核機制的雙重緊箍咒下,擔憂醫保額度被用完,所以並不願意接收這類病人。而只要在社交媒體上稍微搜索一下,就會發現,醫保控費絕非一家醫院,一個地區的問題,而是普遍性問題。

而且更糟糕的是,醫保控費不是明文規定,如果患者缺乏社會常識,不關注新聞,就不能理解其中緣由,就很可能會把憤怒指向具體的醫生。可以想見的是,在此之前,這個95歲的老太太家屬,遭遇到醫保控費,醫院開不出葯來的問題沒有呢?

這些情況,一開始在醫生髮出的社交媒體上,被有意識的忽略了,只剩下一個完全的不可理喻的家屬,然後變為一樁單純的刑事案件。

但是原因總在那裡,會不斷在偶然事件中呈現出來。在其他的傷醫殺醫案件中,我們也不難其他的系統性原因。當下基層醫生勞動強度高,時間長的現象,一天診療60個病人甚至更多,必然產生職業化的麻木,態度自然不會太好。但患者不是機器,更何況往往處於極端壓力之下,一個小的誤解、醫生一句不那麼中聽的話,都會成為最後一根稻草,壓垮患者的理性,產生衝突,甚至暴力衝突,醫生又成為直接的受害者。

經濟學家周其仁測算,1978年至2005年,中國的GDP(按現價算)增加了50倍,社會衛生總開支增加了200倍,但同期全國各類醫療機構只增加了76%,醫護人員增加了75%。雖然醫護人員的數量不能像GDP一樣增長,但2018年中國每千人口醫生數達到了2.59人,低於低於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的平均值(3.3人)。而醫生數目實際上不是反映的一國貧富,而是反映的一國財富分配的比例。2018年,中國衛生總費用佔GDP比重為6.6%,而早在2013年,美國的醫療衛生開支占GDP的比重就超過18%,34個OECD國家的平均水平為8.9%。

當然,深層次的原因非常複雜,解決也並非一朝一夕之功,但是我們不能忽略這些原因。所以如果我們要釐清刑事案件與醫患糾紛的話,那麼更需要看清的是,這背後的系統性因素,因為這些因素與每一個老百姓息息相關,因為這些因素把醫生推向了矛盾的第一線,風險的第一線。

所以在悲劇之後,在哀悼之後,應該正視那些系統性問題,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更多的悲劇發生,才能稱之為真正對楊文醫生表達哀悼之情。從更大層面來說,生老病死,每個家庭的人生常態,醫療問題,比教育問題讓老百姓有更大的痛感。

責任編輯: 時方   來源:FT中文網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言論熱門

相關新聞

➕ 更多同類相關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