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15日，美國總統川普及中共副總理劉鶴在華盛頓簽署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定，為近兩年的中美貿易戰暫時劃下句點。(白宮Flicker)
美中經貿談判第一階段的協議意味著40年來美中關係的重大轉折，本文分析中共從崛起到收斂的對美戰略轉變。多年來中共採用了「經濟崛起利用美國、軍事崛起瞄準美國」的「紅色崛起」戰略，而這一戰略的內在矛盾必然導致它走向自己的反面，以失敗告終。
一、中共的崛起路徑遇阻
2019年歲末，「中國崛起」悄悄地從官方宣傳話語中淡出，李克強那「穩經濟」、「穩就業」的號令在經濟下行的寒冬中聽起來少有暖意。大多數省市財政赤字、企業生意艱難、民眾看緊荷包的現實，讓人們對2020年不免頗多擔憂。
2019年可以說是轉折之年，因為正是在這一年，中國經濟告別了過去20年的繁榮，進入了全面衰退；而今年1月中旬的美中經貿談判協議又標誌著，中共的「崛起」戰略遭遇挫折，延續了幾十年的中美蜜月期終結了。這次美中貿易戰是美國發起的，川普的目的很明確，不容許中國繼續在經貿和技術層面占美國的便宜，反過來再威脅美國。
美國為什麼這樣做，為什麼發起貿易戰？這個問題在關稅高低、進口商品多少這樣的技術層面找不出清晰的答案，必須從戰略層面來認識。從戰略層面來看，美中對立的根源是中國的崛起，中共也是這樣解釋的。那麼，為什麼中國的崛起必然導致貿易戰？僅僅是因為中國崛起了，美國著急，所以非打擊中國不可？如果一個國家要靠挖走美國的財富崛起，反過來又威脅美國的國家安全，那麼，這種崛起本身就存在一個悖論，那就是，這種崛起手段可能長久嗎，美國面對這樣的威脅就永遠是只「病貓」？
美中經貿談判美國的初步成果標誌著中共的崛起路徑遇阻。中共命運的轉折源起於它的「崛起」戰略，這個「崛起」戰略曾帶來短暫的「成功」，同時也挖下了失敗的陷阱。簡單來說，中共夢想的「崛起」，在經濟增長方面依靠加入世貿組織帶來的機遇以及房地產泡沫的膨脹（即中共官媒所說的「一個機遇、一個產業」），技術發展上依靠從美國等國家「獲取」智慧財產權和技術機密，軍事層面則依靠航母艦隊與核威懾。
二、中共崛起戰略的內在悖論
中共的失敗與其國家戰略的錯誤有直接關係。對一個正常發展、遵守國際規則和國際法規的民主國家來說，崛起不是國家的目標，而是一種自然成長之後的結果；同時，這樣的國家有民主選舉，沒有哪個政黨需要用「崛起」作為競選口號和吸引民心的旗幟，選民也不那麼容易被民族主義包裝下的潛在霸權思維所忽悠。中共堅持維護集權專制制度，是世界上極少數尚存的極權主義政黨，這樣的執政者往往需要「崛起」，而相應的崛起戰略又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導致失敗的內在悖論。然而，由於對國民的洗腦和政治高壓取締了國民問政，哪怕國家戰略錯了，也沒有人敢提出質疑。
美中經貿談判真正反映出來的就是中共崛起戰略本身存在的悖論。這個悖論的核心是，中共想依靠美國的經濟、技術實力崛起，卻想讓美國默默承受被盤剝、被掏空，直至被壓趴下這樣的結局。所謂中國依靠美國的經濟、技術實力崛起，指的是貿易上通過出口補貼產生長期巨額貿易逆差，讓美國欠巨額國債，同時通過侵犯智慧財產權和盜竊技術機密來掏空美國的智慧財產權財富，反過來作為中共在美國市場上賺美國錢的資本。
中國是靠「世界工廠」的支撐崛起的。客觀地講，世界工廠的形成，美國的小布希、柯林頓政府為中國開放美國市場，只是為中國崛起創造了一個機會；營造「世界工廠」的不是美國政府，而是中國各級政府和許多跨國公司的操作。於是中國突然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大國，崛起之說即由此而來；有了錢，中共就擴充軍力，發展以航母群和艦載航空兵為代表的遠洋海軍打擊力量，同時設法把南海的國際水域變成其內海，為載有瞄準美國的遠程核飛彈的戰略核潛艇提供深海里的安全藏身之地，從而擺出軍事上威脅美國和周邊國家的姿態。
三、為何美國始終是中共最大的敵人？
很多西方的左派人士和「擁抱熊貓派」成員把美中關係的惡化歸咎於川普一人，事實上，川普的對華政策只是試圖降低經濟全球化之下生產鏈布局一國化對美國形成的風險。中共在經濟短暫繁榮的前期曾經策略性地保持著低姿態（即鄧小平所說的「韜光養晦」），因此給不少美國政治人物和中國問題專家一種印象，似乎中共擁抱了資本主義之後，早晚會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然而，這種幼稚看法完全忽視了中共對美國始終根深蒂固的敵意。
美國之所以必然是中共主動選擇的最大敵人，並非美國時刻用軍事力量直接威脅中共的生存。其實，中共真正擔心美國軍事壓力的時間段是上世紀50到60年代，自從1970年代起就不再面臨「美帝亡我之心不死」的局面了。1960年代毛澤東為了稱霸共產黨陣營而與蘇共翻臉後，中共確實南防越戰中的美軍，北防大兵壓境的蘇軍，既孤立又艱困。蘇聯也同樣不得不兩面對敵，既防昔日扶持的中共，也防冷戰中的美國。1970年代初中共開始和美國靠攏，於是其國際處境寬鬆不少；中共借美國的勢力減緩來自北極熊的壓力，而美國也樂得把紅色陣營的最大國家挖角成為己方夥伴。中共從此就不再真正擔心美國的軍事威脅，美國也沒對中共施加過真正的軍事威脅。
從道理上講，一個國家依靠美國市場和技術來賺錢，那麼，維持經濟繁榮的對美戰略最好是與美國互信合作，形成命運共同體，這樣才能保持資金和技術的穩定來源。但是，對中共來說，與最大的民主國家絕對不能形成命運共同體，因為國家之間的同命運意味著，中共的命運會被民主思潮動搖。由於美國的民主價值觀對中國的許多民眾有巨大的魅力，民主化思潮時刻從中國社會內部讓中共感受到來自民間的政治威脅，所以它非常害怕國民嚮往世界上最大、又最繁榮的民主國家美國。不管兩國之間的經濟、文化交往如何密切，中共從未停止過政治上的反美洗腦教育。同時，中共的官場越腐敗，它對民主化的恐懼也越嚴重，所以我在去年12月27日刊登在《大紀元》上的文章《經濟全球化的中共陷阱》中說，「擁抱了資本主義之後的中共比改革之前的中共患有更嚴重的『民主恐懼症』」。
四、中共的崛起戰略毀於「自埋雷」
中共與美國為敵，不單純是價值觀上與民主大國美國針鋒相對；中共的實力增大後必然出現挑戰美國的內在需要，對中共來說，政治上最大的內在需要就是針對美國的「崛起」。因為在經濟制度上它早已放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繼續說「社會主義必然戰勝資本主義」，很難自圓其說，只能如鄧小平所說的「不爭論」；那麼，證明中共政治正確的唯一替代口號就成了民族主義的「崛起」。中共想用「紅色崛起」證明一條，「中國不需要民主，中共永久執政就意味著中國的成功」。這種為了政治動員和遏制民主思潮而不斷鼓吹「崛起」的統治需要，必然產生針對美國的「崛起」戰略和對內對外宣傳。
推行這種崛起戰略之後，就不可能像印度那樣耐心地等待經濟方面由市場機制引導出自然的成長，也不可能走單純的和平發展道路，而必然選擇一條運用集權體制來強行推動的「經濟崛起利用美國、軍事崛起瞄準美國」的道路。對中共來說，只要尚未形成遏制美國的實力，就不算「崛起」；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崛起」不以中等國家為參照目標，唯有超越並壓美國一頭，才是中共真正的成功和永據權位的「本錢」。對中共而言，似乎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沒什麼不合理之處。
回溯世界歷史，我們可以看到類似的例子，那就是大日本帝國在太平洋戰爭之前處理對美關係的戰略。日本依靠美國進口石油、鋼鐵等許多戰略物資來壯大軍事實力，實現重工業和武器裝備產業的崛起；同時又以美國為敵，其海軍一直以在太平洋上對抗美國為目標而造艦、訓練，積極備戰。大日本帝國當時一方面在本土強制推行經濟和軍事上的崛起戰略，另一方面又把凡是可利用其資源來幫助自己崛起的國家視為必須征服的對象，從而加快崛起。日本先是占領了中國東北，然後又一路南下，跨進印度支那地域，於是美國開始經濟制裁日本，日本則發動了太平洋戰爭。戰前幾十年裡日本在經濟上利用美國的資源和市場、政治和軍事上敵視美國的崛起戰略，本身是個悖論，其結局就是，崛起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崛起的努力最後葬送了這個帝國。
在美中關係上，中共的集權體制思維在經濟上一直存在一個最大的誤區，那就是，美國和中國，到底誰靠誰？用集權體制的「形成完整的工業化體系」這種思維去看，誰掌握了「世界工廠」，誰就掌握了世界的命脈，於是美國只有靠中國這個「世界工廠」才能在經濟上維持下去，所以今後的世界就是中共說了算；而用經濟全球化的思維去看，經濟全球化是市場經濟的產物，而市場經濟的全球體系是買方說了算，而不可能是賣方壟斷。因此，實際上明明是中國依賴美國市場，卻被中共解讀成世界依賴中國的「世界工廠」；結果美國加一點關稅，「世界工廠」的訂單就大批流失，一去不回，「世界工廠」會慢慢變成「世界空廠」。
這種完全看反了的認知導致中共無法發現自己崛起戰略的根本性內在矛盾，就是既想借美國的實力崛起，又想要美國不許說「不」。這個崛起戰略就是美中關係惡化的主要原因，這樣的崛起戰略給自己「埋了雷」，因為掏空美國以壓制美國的作為必然惡化雙邊關係，這種狀態不可能持久不變。川普改變對華政策，只不過是早晚會發生的事。
而過去兩年來中共在美中經貿談判中採取的「談談打打、打打談談」談判策略，完全毀蝕了西方商界所期盼的外交和商業交往上的誠意。雖然目前美國只對中國施加了有限關稅，但在全球化產業鏈一國化布局和防範智慧財產權被盜等方面，中共的上述談判策略已經讓跨國公司認識到，美中關係過去20年來形成的既定格局不是美妙的未來，而是充滿讓公司破產倒閉風險的大坑，所以經貿關係上的部分脫鉤已經發生，而且會繼續下去。於是，中共的崛起戰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直到大局逆轉中共才倉促應對，現在國內宣傳上那種有關崛起的盲目自信開始退潮了；與此同時，與美為敵的調子也改了，前些天中共的央視新聞出現了這麼一條，標題是，「共和國的朋友，美國，風雨同舟40年！」然而，昔日那種美中關係早已一去不復返了，中共從「崛起」到收斂的戰略轉變出於迫不得已，也是「紅色崛起」的必然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