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疫情持續升溫，而疫情背後的政治、倫理、人道等議題也不斷發酵。西方主串流媒體評論「世界為中國的獨裁統治付出代價」，中國政府則抗議其它國家的「辱華」言論。多國競相撤僑、多國限制對中國的簽證和邊境出入、台灣暫停口罩出口、帶有華人疑似病例的遊輪被拒絕靠岸…凡此種種，在全球營造出一種恐慌氣氛，許多信息不足的中國民眾更感到無助甚至絕望。
與此同時，武漢人、海外華人乃至亞裔被排斥或者歧視的信息層出不窮，在網上引發各方口水戰。
武漢肺炎疫情這個大稜鏡，折射出哪些深層的社會倫理議題？疫情除了形成醫學上的挑戰，還帶來哪些政治、社會和心理後果？
嘉賓：香港暢銷專欄作家陶傑；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政論作家陳破空
人權組織「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表示強大中國模式在這次疫情面前成摧枯拉朽。
曾經在汶川地震央起到一定作用的公民社會，在胡溫時期還存在一點，雖然非常弱，但是在習近平時代，已經完全被消滅了。公民社會在遇到災情、遇到危機的時候所起的作用，是對政府非常重要的一步。
而習近平上台以後對新聞、言論的控制也造成了疫情被隱瞞，（疫情控制）被拖延。再一個非常重要的，「定於一尊」使得官員施政的空間非常小，所以武漢市長所說的那番話，就說出來，沒人敢決策，拖延了疫情（的控制）。這實際上就是在極端的專制之下，把災難不斷放大。
另外，在過去的30年中，中國創造了一個所謂的中國模式，創造了強大的形象。雖然世界各地的人都不喜歡專制體制，但對它的強大有很多的羨慕。所以，中國的強大在這次疫情面前可以說是摧枯拉朽，坍塌了，而且世界要為此付出代價。
香港暢銷專欄作家陶傑說中國沒有民間組織。
中國只有一個組織，就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任何民間組織就是反黨。不僅中國人不能成立民間組織，而且20年來，西方這些慈善團體、環保組織，比如無國界醫生、紅十字會，這十年八載，最近這幾年不是取締的取締，驅逐的驅逐嗎？這些不就是西方普世價值觀嗎？這不就是危害社會穩定的一股外國勢力潛藏的破壞力量嗎？當政府要把這些人趕跑的時候，13億人民袖手旁觀，你又沒有站起來說這些洋人好，不要趕他們走。所以哪有什麼民間組織，別開玩笑。
我們現在生活在21世紀，任何以前的生活習慣、文化習慣都要和政府的體制配搭。政府的體制是什麼呢？比如說，中國人有吃野生動物的習慣，那你就會有一個衛生檢疫系統，要建立起來。要有衛生管治，這個如果缺位的話，那當然就會有問題。所以並不能把所有的罪責都歸為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國人的惡習。你的現代化的體制在哪裡？你天天講現代化的政府體制，那公共事件危機處理的體系在哪裡？
SARS是17年前發生的，當時我感覺，這次災難過後恐怕中國會建立一個群體性危機事件的應急體制，不管怎麼樣，專制體制也好，民主體制也好，這個東西總是要有的。
但是，這次的疫情暴露出來，根本沒有，根本沒有任何進步。我認為，今天我們憤怒地去指責民眾的一些惡習、文化，我覺得是本末倒置。任何國家都有自己的習慣、自己的文化，就是你怎麼管治的問題。在中國最大的系統、最有效的系統就是維穩系統，他們的行動非常果斷，不是針對這病毒，而是針對要揭露真相的人。這個龐大的維穩體制在起作用，除了這個體制以外，其他的體制可能都不起作用。
政論作家陳破空說中共先自己停止歧視中國人，還政於民。
所謂歧視，中國人自己都在歧視中國人，根本不要提國外歧視。現在公開地歧視湖北人、歧視武漢人；過去是城市人罵鄉下人是鄉巴佬，公開罵；富裕階層罵窮人是窮光蛋，有錢有勢的富二代、官二代都公開地歧視和辱罵人。
還有這次闢謠，只要跟政府不相應的話都要闢謠，但闢謠也都是雙重標準，對另一種謠言根本不抓。有關美國的生化武器和美國的細菌的謠言微信微博上到處都是，這些謠言（製造者）沒有被抓。
另外，像剛才我提到的，大規模的違法活動，比如違反公路法，非法聚集、惹事生非、擾亂社會秩序、危害人生安全，等等，這些都沒有被抓捕，只有中共當局在縱容這些惡，所以這些惡最後都是制度造成的。所以，現在要談歧視的話，首先，中國共產黨停止對中國人民的歧視，還政於民，讓中國人民有信息自由，有新聞自由，手上有選票，跟別的國家的公民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