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靈雞湯」是一種廣為流傳的文體。在中國，「心靈雞湯」有受歡迎的獨特社會心理基礎，即它是中醫原理的隱喻。「心靈雞湯」的「配方」，是那些具有哲理的語錄，勵志的小故事，幽默賣萌的段子，加上綿密的煽情和抒情文風，字裡行間充滿了道德的自我感動。隨著社交媒體的興起，「心靈雞湯」保持著迅猛的傳播勢頭。不僅個人，各類企業和公關組織，還包括黨政機關和新聞媒體，也紛紛加入製造「心靈雞湯」的行列，成為在社交網絡播撒情感博取注意的重要主體，「雞湯化」成為各大傳媒社交網絡實踐的主要特徵。這種長於抒情感慨、拙於剖析梳理、乏於事實呈現的「雞湯」風格，被稱作新型「晚安體八股」。如遇突發事件或災難事故，傳媒「心靈雞湯」和煽情報導更是密集生產，「感動」模式幾近成為災難新聞報導的「現象級」範式，引發社會廣泛討論和爭議。
新聞傳媒是現代性的產物，而理性是現代性的基礎。在現代性啟蒙視野中，不能以理性來闡明的經驗、願望和情感體驗，基本被歸為前現代（傳統）的精神殘餘物，應退出公共領域，留給個人去抉擇和安置，否則，公共精神就可能會陷入迷信和狂熱，公共政治就可能走上危險的歧途。新聞業自西方產生以來，歷經煽情新聞和黃色新聞的歧路，最終確立新聞專業主義的職業準則，即要求新聞媒體客觀、中立、平衡和全面報導，排除情感和個人意見的摻雜。即使是面對災難，公共傳媒也應冷靜敘事，立足於事實和公共理性，這已經成為一種專業常識。而社交網絡時代傳媒「心靈雞湯」的大量出現無疑對這一專業常識構成了挑戰。
本文以新聞傳媒在社交網絡實踐中所生產的「心靈雞湯」及其傳播現象為研究對象，著重探討災難事件中傳媒「心靈雞湯」的產制邏輯、社會基礎、情感規則和權力關係，以及由此激發的公眾抗爭性文化實踐。
一、災難敘事、國家與「災難美學」
長期以來，災難被視為外在於人類社會的、由外在因素造成的外源性事件，而不是社會內部本身的問題。2001年，克雷普斯對災難提出新的定義：「災難是在社會內或較大社會子系統內（比如地區或者社區）發生的非常態事件，這些事件來自於自然條件與人類社會受到損害和干擾的綜合作用」。這一定義強調災難是社會內部發生的非常態事件，而非外在於社會的現象。災難多由地震、海嘯、颶風等自然現象引起，但其根源卻在於社會結構和社會過程，災難的發生、定義、解釋以及控制具有社會性。因此，災難是一個被建構和被詮釋的過程，不單單關涉到一個群體切身承受的苦難，而且發展成為與其他社群相連接的公共話題。在這公共話語交織的場域，國家的強勢出場往往主導著話語的範圍、標準和性質，災難敘事因而深深烙印著國家的權力軌跡。
災難敘事不是一個獨立的敘事系統，而是國家敘事的一環。國家對災難敘事的起點是救助和秩序。因此由國家主導的災難敘事側重點在於重建社會秩序，即控制災難帶來的特殊秩序，並連接日常秩序。學者肖力認為，如果一個國家特殊秩序與日常秩序兩者的聯結是直接的和自動接軌的，那麼秩序的構建與強化將體現在制度的覆蓋性與滲透性上；如果兩者的聯結必須以國家的出場為前提，那麼秩序的構建與強化則體現為政府力量的展示和地位的強化。中國偏向將災難定義為「已發生」的外源性事件，常常構建出「個別詮釋的災難」敘事模式，這種敘事模式側重於對單次災難的處理、控制與善後，倚重於國家和政府的出場，進行緊急社會動員，從而派生出「萬眾一心」「眾志成城」「多難興邦」的情感與話語模式，而不是普遍預防與制度性應對的理性主義敘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往往構建並強力主導著災難敘事，災難成為不斷構建與鞏固國家和政府權力的因素。
中國特定的國家-社會結構和數千年災荒史造成社會對於政府和領袖的心理期待很高。在建國後相當長時間內，中國政府和政治文化對災難的界定尷尬地存在於宣傳上的樂觀主義與實際的災難管理能力缺乏之間的落差。這落差需要宣傳性媒體來修飾、遮蔽和詮釋。在改革以來，面對災難，現代國家展現出的強大的資源調配能力和宣傳管控能力已經深深嵌入中國國家與社會關係之中，並持續形塑和強化國家形象，成為國家合法性的一環。
國家對災難敘事的主導是通過對災難的儀式化建構完成的，而媒體報導是儀式化建構最有力的實現形式和最方便的表現形式。災難發生的地點以及災難發生之前與之後的時間可以被視為一個場域，它不僅為國家及其組織提供特定的話語空間，而且還可以成為政治資源為國家及其組織所利用。在這個話語空間裡，權力與傳媒之間的共謀將直接對災難的社會記憶產生影響。在媒體對災難的儀式化建構中，情感的喚起與規馴是微小而又重要的機制。媒體通過追憶慘狀的發生和緬懷受難者，以及對奮不顧身的英雄氣質的歌頌，喚起凝聚力和團結感的產生，這種情感的共享，可以帶來一種神聖感和升華感，有助於強化政治、文化或者社會認同。在媒體所建構的儀式性符號空間中，通過共同參與，共享某種文本或者符號，人們容易捲入群情振奮的情感漩渦之中，災難所帶來的心理和生理的創傷以及災難給人們帶來的恐懼感，為培植「眾志成城」的悲壯情緒提供了可能空間，從而催生集體意識。儀式激起情感，而不是催生思想和資訊，在治理術的意義上，儀式比思想更有效。持續的儀式性表達和情感規馴對於穩固國家認同和政府形象行之有效。在這種儀式性建構和「雞湯化」情感表達中，媒體引導公眾將災難客體化，並且作用於政府形象宣傳時，就會尋求一種美學對應，形成「災難美學」。
二、「心靈雞湯」與國家修辭：災難報導的情感編碼
災難事件的發生是「心靈雞湯」生產的熱點時刻。自2008年汶川地震以來，媒體的災難新聞生產呈現出感動模式和問責模式的分野，在具體的事件場景中，二者還形成競爭和博弈關係。而隨著時間推移和環境變遷，在「多難興邦」話語和維穩體制的保駕護航下，「感動模式」已逐漸占據主導位置，並固化為「悲情」和「英雄」兩種敘事策略。
2014年3月的馬航MH370航班失聯事件中，災難新聞敘事的「感動模式」發展到高峰。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等國家媒體在信息混亂、新聞資源貧乏的情況下在各自的官方微博上發布了大量雞湯文字，用悲情化的語言製造催人淚下的「雞湯文」。據新浪微博帳戶@社會網絡與資料探勘發布的統計，從3月8日至3月10日，@人民日報針對馬航事件發布的數百條微博中，共有36次「祈禱」，在行文中使用100多次感嘆號。
馬航失聯事件發生後的頭十幾個小時，中國媒體被裹挾進真假信息的洪流之中，事實掌握不足、新聞生產捉襟見肘，深感窘迫。外交部長王毅在記者招待會上提及馬航客機失聯稱感到「揪心」，國家領導對此事件也做了批示，在政治感召和報導壓力下，各大媒體開始跳出事實的框架，以更加情緒化和感性的方式建構這一議題。錢江晚報、北京青年報等在頭版使用「MH370，你在哪裡？」的大字標題，京華時報借用海子的詩歌，在頭版聲淚俱下地說「從明天起，和每一個親人通信」。在社交網絡中，人民日報、央視等各個媒體帳號用更加煽情的方式生產內容。人民日報官微借用一個名為「航空管制銳Ray-ATC」的新浪微博博主的發帖，創造出「接機」話語模式，發布一幅「MH370，全中國都準備接機」祈福圖，戳中人們淚點，情感的浪潮在官微召喚下奔涌而來，人們運用虛擬的「點蠟燭」、「祈禱」「流淚」的表情符號加以應和，大量轉發和評論。接下來的幾天，每隔數小時，每天的清晨和夜晚12點前，人民日報都會發布雞湯文，並很快發展出一種新文本模式，即所謂「九連張」模式（由九張精美但並無實質信息內容的小圖片拼合而成一張大圖，配以一段悲情文字加以發布）。新華社、央視等其它媒體也毫不示弱，紛紛加入這一話語模式的生產，有關馬航事件的新聞報導即轉變成一場強煽情弱信息含量的「審美化表達」和「精緻的符號美學」，與國外媒體對這一事件的事實挖掘性報導形成顯著差異。
（一）「雞湯」文本的情感語法
災難報導中媒體雞湯文本具有某些語用規律性和模式化特徵，分析這些文本的句式和結構，可以辨識出如下一些語法：
1。直接以第一人稱對第二人稱說話，運用喊話式或對話式句式：「我們」對「你」、「我們」對「你們」，製造一種親密的、無社會距離的、家國一體的表意方式。
2。集合概念和全稱概念多，如：「我們」「你們」「他們」「同胞」「中國人」「親人」「所有人」。這樣的集合概念和全稱命題暗含著群體動力學的心理基礎，將情感的個體性、私人性和差異性悄然隱去，轉化為集體性的公共情感，從而形成一種宏大敘事，生成情感動員的基礎。
3。使用強烈的祈使句、排比句句式，頻繁使用語氣助詞、感嘆號，甚至連用兩個至三個感嘆號，煽情色彩濃烈。
4。用「祈禱」「祈福」這樣的宗教性話語，開頭框定「話題」，末尾「點燃蠟燭」是句法定式。通過這種語言句式，媒體製造一種禱告儀式空間。通過這種煽情的句式和語法，國家媒體儼然成為公眾情感的代理人，以類似牧師或者心靈導師般的身份，來傳遞集體主義的情感和關愛。在國家主義和集體修辭的包裝下，以「家-國互釋」為編碼框架，媒體生產出大量辭藻華麗、感情澎湃的「雞湯」文本。
（二）「雞湯」文本的權力編碼規則
雞湯文本的情感是被刻意或者集體無意識地編碼的，具有一定的情感規則，它連接和派生於主串流媒體的社會權力關係、話語優勢位置和現實目的。
編碼規則之一是媒體的權力層級與情感的宏大程度成正比，權力層級越高，情感基調越宏大，國家主義色彩越強。中央級媒體是「國家級權威+國家級心理按摩」，地方媒體的情感指向多針對小人物、平民和普通人，以感悟的、治癒性的、安慰的甚至是調侃的情感類型居多。而國家級媒體有更多勵志話語和國家話語，更多催人向上的情感和宏大敘事，立意更加高調。
編碼規則之二是不同權力位置的媒體在情感編碼鏈條之中的位置不同，國家級別媒體是「雞湯」的主要生產者，而地方性媒體或類型化媒體多轉載中央媒體的高調話語，生成「主導-跟隨」或「主導-依附」的話語鏈條。
編碼規則之三是情感基調的生產隨著事態和情境的發展而動態調整。例如在馬航失聯事件的初期（3月8月至9日），雞湯文主要內容是對親屬的安慰和鼓勵，表現為一種私人性的情感話語，感情基調是悲情的、溫暖的、充滿期盼的。而隨著家屬淡出媒體關注的焦點，海上搜索成為新聞焦點，中國派出海軍艦隊參加搜救行動，媒體的情感基調發生了國家轉向，雞湯文本的「九宮格」照片不再是空蕩蕩的天空、憂傷的海洋或充滿溫情的星星、月亮，而是閃爍著金屬光輝的揚帆遠航的船艦和調整軌道中的通信衛星，媒體雞湯文的情感基調隨之變得昂揚、高遠而充滿希望，圖文色彩也隨之明亮，國家主義取代個體情感創傷，成為雞湯文本的核心意義。即使在網民壓倒性的批評聲浪中，它們也顯得「堅不可摧」和無可辯駁，占據著社會情感表達的優勢位置。
三、「心靈雞湯」的情感動員與網絡規馴
媒體在社交空間製造和傳播「心靈雞湯」，帶有管理新型社會空間的規馴性質。在情感的話語實踐中，權力關係隨之嵌入其中。情感動員是我國媒體組織在社會危機時刻的慣常反應，也是一種路徑依賴。它根植於黨的宣傳工作在革命歷史時期所積累的情感動員經驗，也來源於過去幾十年的激進政治話語和群眾工作路線的延續。這種新聞抒情傳統早期主要以新聞通訊和報導文學的形式體現，時至今日，中共官方媒體的抒情腔調已形成以央視、《人民日報》為代表的國家主義抒情和以《環球時報》為代表的民族主義抒情潮流，經由緊密的「家-黨-國」穩定結構，形成互釋關係，俱成一體。遇到災難等突發狀況，媒體已經形成一套「後方悲情、前方凱歌」式的報導模式，並壟斷社會情緒的表達，達到思想動員和「社會團結」。
情感動員是媒體所熟悉和慣常運用的話語運作技術。災難事故往往引發公眾問責，繼而引發怨恨、不滿和憤怒，從輿情治理的角度，這不利於社會穩定和政府形象。將公眾感情引向悲情、感動，形成和諧的幹群關係和社會氛圍，有利於政府開展工作，因此，情感的引導和規馴越來越成為媒體輿論引導工作的重要一環。無論是2008年汶川地震報導，「東方之星」沉船事故，還是天津塘沽化工爆炸，悲情加感動的美學敘事遮蓋了「醜陋」的問責。新聞和情感混合攪拌，共生互補，建構著國民的現實感和道德秩序，並源源不斷地生產集體意識、家國情懷與民族榮譽感。這種符號性運作沉澱為一套國家修辭和災難美學，固定為中國媒體的道德語法，常常集體無意識地運作。
在社交網絡空間，特別是微博這樣的廣場式社交空間，是去中心和去權威的無限生長的網狀結構，依靠用戶關係鏈條和信息自身結構而生成和壯大。在此空間，信息壟斷權力被削弱了，公眾被技術賦予質疑公權力和個人表達的機會和可能性，政治權力必須在新型空間重新證明其正當性和彰顯自己的價值。在話語規則和約束性傳播倫理沒有確立之前，大眾媒體的社交網絡活動實際上處於一種實驗狀態和試錯階段。大眾媒體在此新型空間常將公共敘事收縮為個體敘事和故事表達，通過源源不斷生產「雞湯」式新聞，收編個體苦難並遮蔽不滿，消解質疑和怨憤。媒體刻意選取事實並進行象徵符號的生產，將受難者摹寫為「英雄」，在情感的宣洩中加以集體升華，轉化為團結一致的意識和力量，在道德的集體感動中，激發行動意義上的奉獻和積極參與。通過這樣的情感規馴，媒體「心靈雞湯」完成了一個關於災難的情感動員的閉環。伴隨著網民的點讚、點蠟燭、祈禱、轉發和評論等微小情感機制的運轉，災難事件中的衝突和權力關係被隱匿和潤滑化了。當心靈雞湯成為自然化了的操作常規，網絡空間的「和諧」就轉換為權力目標和話語規則，在集體點讚的道德優越感面前，「問責」、不滿和憤怒成為負面情緒和不和諧「噪音」，意識形態就以「常識」的面目悄然成為空間規馴和網絡宰制的力量。
四、「反雞湯」行動：網絡反叛與文化抵抗
在社交網絡中，針對「心靈雞湯」的泛濫而出現的「反雞湯行動」由來已久。網絡行動者採取了多種策略，抵抗「心靈雞湯」的澆灌，包括成立小組，發動網友共同評選「雞湯」帳號，挑選行動目標，發起反雞湯話題，編寫反雞湯段子，組織學者和大V傳播反雞湯的科學知識以及揭露各類事實真相等等。他們的目的是要釐清問題、揭開雞湯背後溫情脈脈的利益面紗以及背後的權力操控。「反雞湯」行動對於推進網絡空間的理性化提供了一種重要的平衡。
災難事件中的「反雞湯」行動常常表現為激烈的社會批評。2008年汶川大地震後，《齊魯晚報》6月6日26版刊登了山東作協副主席王兆山的詩歌《江城子·廢墟下的自述》，其中「黨疼國愛，聲聲入廢墟」「縱做鬼、也幸福「「只盼墳前有熒幕，看奧運，同歡呼……」這樣的句子激起公眾強烈的反感，網絡空間掀起了一股「反心靈雞湯」浪潮。在2014年馬航事件中，專業媒體人、文化評論人及公共知識分子對媒體雞湯又一次發起了猛烈批判。除了「中國媒體有三寶：轉發，滴蠟和祈禱」這樣的嘲笑外，他們還追問「當他們祈禱時，他們在向誰祈禱」。人們批評人民日報官微以「少女范、瓊瑤腔、小清新」來應對災難，是「媚俗」表現。資深媒體人石扉客（筆名）發微博直接批評媒體弱智：「當48小時過去了，事件的語境已經發生了變遷，人們從媒體欲求的不再是最初的情感共鳴，而是尋求更多的解讀和資訊，以緩解信息饑渴。這個語境中，再發『心靈雞湯』，是『反射弧』過長的弱智表現。」
如果說「心靈雞湯」的弊端是消解大眾媒體的公共性和專業性，災難報導中的「心靈雞湯」為害更甚，因為它們模糊新聞焦點，阻礙公共問責，甚至包庇罪責。災難事件發生後，人們悼念和祈福罹難者和受害者，這是根植於人性中純樸的善，發乎天性的憐憫和「共情」能力，是一種生物本能，它不需要人為去宣導、蠱惑、煽動。人類的理性和文明並非體現在這種生物性的善，而是理性的反思能力，即追求公共理性的善。當災禍發生時，去追問「災難或災禍為什麼會發生」「如何避免類似的災難或災禍再次發生」才是公共理性的表現。擔當社會責任的公共媒體的重心不應是抒發對罹難者的悼念和對受害者的祈福，也不是引導公眾集體抒情，而應當致力於探求和尋找真相。
如果說馬航失聯事件中，由於無法提供確定事實，媒體只能大量炮製雞湯文字，那麼到2015年8月天津塘沽大爆炸時，《天津日報》等媒體生產長篇累牘的「感動」式報導，已不是掩蓋信息貧乏，而是掩蓋事實真相，將公共問責導向集體感動。這一次，公眾的不滿已經不止於言語譏諷，而是直接行動起來，通過自媒體手段傳遞消息和圖片。市場與專業導向媒體以及新媒體記者突破封鎖和壓制，進入新聞現場，發現真相和查找責任人。與此同時，公眾也展開反雞湯的話語行動，在眾多的微信公眾號、朋友圈、微博、QQ群上，傳播著各種反雞湯文，人們聲稱拒絕「感動」，要求問責。在這次災難事故中，「感動」模式與「問責」模式激烈競爭，媒體「雞湯」再難以輕易達到催眠公眾的目的。
五、討論
情感是感性的，私人化的，但情感的表達具有社會性，因此與權力關係實踐相關。肯珀（Kemper）和霍赫切爾德（Hochschild）等社會學家指出，情感表達有其社會規則，表現在社會的權力結構和不平等關係決定了什麼主體位置的人可以表達或需要壓制什麼樣的情感。由於權力通常是隱而不顯的，由權力所主導的情感表達也就成為隱蔽的自然化了的話語規則和常識，被編織成為意識形態的一環。權力的成功與它掩蓋自身機制的能力成正比。
在「被個別詮釋的災難敘事」模式下，災難的發生強化集體意識和危機意識，社會心理陷入一種不確定性和恐慌之中。這種不確定性和恐慌暫時切斷制度理性和個體權利意識，情感的宣洩和國家的出場主宰了災難敘事的旋律。悲情的詩歌、含著熱淚的吟唱成為媒體儀式與集體催眠術，形象宣示和政治推銷長驅直入。它迫使個人「管理」他們的情感，根據場合的需要，隱藏或者表達甚至刻意製造喜怒哀樂，這種情感文化的工具理性，導致情感的異化和政治化。
傳媒將災難事件或議題符號化和框架化的過程，也是意識形態化的過程。傳媒長期的意識形態效果，就是葛蘭西等人說的製造社會同意基礎，從而建立文化霸權（文化領導權）。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秩序總是在它的範圍之內規範所有相互牴觸的對於世界的解釋和想像，它提供思想與行動的視野，並試圖管理情感和規馴心靈。不過，文化霸權必須通過具體情境的考察來確立，它是一種流動的「動態的平衡」，常常面臨從屬者的抵抗、反叛和協商。
媒體「雞湯」與「反雞湯」行動的角力中，一場網絡空間的規馴與反規馴角力也在此展開。福柯認為，社會空間是權力實施的場所。社交媒體空間是新型的權力運作空間，也是權力爭奪的空間。社會化媒體平台一方面徵用並複製了現實世界的各種關係邏輯，另一方面又重構社會關係，在新的空間意義上發現、激活並搭建新的關係網絡和情感連帶。中國網際網路上的話語行為充滿了反叛的情感能量。社會學者翟學偉發現：對西方人際交往而言，網際網路是一種現實交往的放大和延伸，但對中國人際交往而言，它是對現實交往模式的反動，即因為面子、禮節和權威等壓迫所帶來的釋放。因此，越是官方的，越是「權威」的，就越可能成為反叛的對象。正因如此，儘管媒體「雞湯文」複製和徵用了現實世界的道德語法和情感規則，卻不能獲得預期的情感管理效果。在災難情境中，官方媒體的「心靈雞湯」成為公眾對媒體長期壓抑的怨憤情緒的宣洩口和火力點，公眾情緒的背面，是對媒體長期以來集體情感灌輸、虛假道德教化的心理反叛。當災難發生時，公眾最需要的不是抒情而是報導真相。反對「心靈雞湯」，是反抗集體情感表達中隱藏的權力「木馬」，在其背後，是更具理性精神和公共意識的新型公眾在網絡空間的培育和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