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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運動因不敢說句公道話 遺憾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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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7月,我正住在北京我的女兒家裡。有一天晚上,我接到李致的電話,說賀惠君去世了,我除了委託他替我送花圈外,什麼也沒有說,因為我為這個噩耗驚呆了。我放下電話,不禁長嘆一聲:「晚了。」女兒聽了,不知何意,我也不想告訴她。我回到我的小房裡,不住地說:「晚了,這是我一生最大的遺憾。」

是的,晚了。40年來,我一直想對她說的一句話,終於沒有對她說出來。沒有想到,她竟先我而去,我永遠沒有機會對她說出來了,這將成為我的一個永遠的遺憾,我將一生背負著一個沉重的負罪之情,折磨我一生,無法自贖。

我知道賀惠君是在1947年。我調到川康特委,領導成都市的工作,王宇光和賈唯英向我介紹成都市的學生工作時,說到了有個在成都中學生中很活躍的「賀小妹」,年齡不大,卻比較成熟,許多學生,都願意跟著她,叫她為「賀大姐」。所以後來成都市委下面的中學區委,就由她負責了。1947年秋我曾到成都她的四道街家裡去找過她。那麼年輕,卻說得有條有理,中學生中的進步青年尊她為大姐,是有道理的。不過我還是叫她為賀小妹,並且一直叫到1949年後的許多年。

1949年以後,我在成都市委分管青年工作,她正在以彭塞為首的團市委工作,她的許多青年夥伴,也在團市委工作,我和他們見面的機會就很多了。我的印象是,他們做的青年工作十分活躍。每次我到他們那裡去,一進門就聽到歡聲笑語,十分歡快。我那時剛跨過青年的門檻,在機關為一種不苟言笑的嚴肅氣氛所包圍,突然精神解放似的,我真感到是進了「青年樂園」了。他們不習慣叫我的官名,還是像1949年以前一樣叫我「老馬」,我也還是老彭老陳地喊他們,我還是叫賀惠君為賀小妹。生活是美好的,心情是愉快的,工作也是主動和積極的。

但是這種精神愉樂的日子並不長,在1955年突然出現的所謂「胡風反革命事件」中,他們中的許多人被莫明其妙地卷了進去,涉嫌為胡風分子,成為審查對象。我所以感到「突然」,是因為1949年以前,從來沒有告訴我們胡風是反革命嫌疑分子,只告訴我們胡風一群人是進步人士。我們組織的一些青年組織和進步活動,有他們的一些人參加;他們的某些文學活動,我們的某些青年也參加進去。現在突然要把他們中的一些青年,當胡風嫌疑分子進行審查,他們感到不可理解,我也感到莫名其妙。其中就有賀惠君。

在肅反運動中,賀惠君對於機關肅反中的大膽懷疑這種過火做法,表示異議,對於她大概又受到清查而表示不滿。於是在1957年整風運動開始,號召大家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時賀惠君又對肅反中的事提出不同看法。但是誰也不知道這是「引蛇出洞」、反對資產階級的「陽謀」,接著整風還沒有開始,便轉入疾風暴雨式的反右派運動了。這一下不得了,賀惠君當然成為鬥爭對象,被押上批判台,被大批特批起來。

一次示範性的省級批鬥大會在成都紅照壁大禮堂舉行。各機關的領導都被通知參加,各單位反右派的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有一部分代表到會。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到了禮堂,這不僅因為賀惠君是我所熟知的人,還因為我那時也正陷於一種狼狽的境地。我們省政府建設廳也曾經號召大家大鳴大放,給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因為是工程建設單位,知識分子成堆,提的意見不少,且很有水平。我在號召時也說過一些頗有質量、很容易被人說成是「煽風點火」的話,因為我也是知識分子呀。最糟糕的是我們把大家說的話都奉命原樣地記錄下來,列印成冊,送到四川省委工業部去了,我說過些什麼,當然也原樣地記在上面。如果有人要把我說的這些話加以編織,彙報到領導面前,而省委領導意欲理抹我時,那就不堪設想了。還有一件事更一直叫我忐忑不安。我們建築設計院里有一個總工程師,是很有本事的建築師,為人正直,工作勤奮,只是平常愛說怪話,這次也鳴放得可以。但是我以為他並不反黨反社會主義,所以在審查上報請批右派名單時,我沒有同意專職政治工作的副廳長的意見,把他從名單上拉下來了。但是在我出差在外時,副廳長還是把他以專案報到了省委工業部,定為極右派,而且得到省委劉部長的批准。不知道是不是我們建設廳那位副廳長說了我什麼,我回來後,劉部長馬上叫我去。一見面就很嚴厲地批評我:「你怎麼把一個極右派打丟了呢?」我作了解釋,以為這個人我很了解,算不上是右派。劉部長森嚴厲色地說:「包庇極右派的人,很有可能自己就是右派。」我聽了大吃一驚,還能說什麼?只得趕快同意劃那個總工程師為極右派。從此以後,我就惴惴不安,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會被揪出來。我那天就是懷著這種不安心情,參加紅照壁批判大會的。

我進了禮堂坐在前面幾排里。不知道是偶然,還是有意而然,我們四川省委多年的第一把手李政委看到了我,特意招呼我,叫我坐到他的身邊去。真是想躲也躲不脫。我心裡惶恐,卻裝得樂於從命的樣子,坐到他的旁邊。除了一般寒暄,他沒有說什麼,我更不敢說什麼,只是心情更緊張。

批判大會開始了。我記不得是不是第一個就批鬥賀惠君,反正她是這次批判大會的主要對象。她被弄上去站在台上,但她並沒有低頭,還是那麼冷然的樣子望著台下。我不敢抬頭看她,生怕她看到了我。我心裡正琢磨著,為什麼李政委要把我叫到他的身邊去?莫非是我有什麼問題,會到了時候,被他點名站到台上去?劉部長是不是把我打丟一個極右派的事向他彙報了?我的心裡亂七八糟,胡思亂想,竟然不知道賀惠君按規矩先自我交待些什麼,也沒聽清楚已經有多少批判勇士上台去批判賀惠君了。忽然李政委對我說:「你應該上台去批判她,看我對你們到底怎麼樣,你不是被提拔為省建設廳長了嗎?她不是被推舉當了團中央委員了嗎?」

我終於明白,李政委前幾十分鐘那麼熱情地招呼我坐到他的身邊去,是早有預謀的,是要我充當他的打手,上台去批判賀惠君,這對於賀惠君來說,可以說是致命的打擊了。李政委點名要我上台去批判自己的老部下,我該怎麼辦呢?特別是睜起眼睛說假話,昧著良心去批判自己很熟悉的老部下,情何以堪?當時我的心裡真如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很顯然,如果我拒絕了李政委的指示,後果不堪設想。省委工業部長就坐在我旁邊,他的話言猶在耳:「包庇右派的人,很有可能自己就是右派。」如果我不上台去批判賀惠君,加上說我放走了一個極右派,很有可能要把我打成右派。真是生死禍福就在一念間。李政委那看著我的眼睛,在我看來,不僅嚴厲,甚至凶殘,如劍鋒一樣對著我。我該怎麼辦呢?

沒有辦法了,我只好橫下一條心,走上台去要求發言。我不知道我說了些什麼,說李政委如何重視如何提拔黨員,我被他提拔當了建設廳長,賀惠君被提拔在省團委負責,且被推薦為團中央委員一類的話,批判賀惠君是胡說八道,有意攻擊李政委,是反黨的行為,如此等等。講了幾分鐘就下台來了。我一直不敢看賀惠君,下台的時候從她身後走過,連她的背我也不敢看一眼,簡直是落荒而逃。但是李政委卻感到很滿意,以微笑迎接我入座。

散會了,我幾乎難以從座位上站起來。我想,賀惠君的心裡一定流著血,或者她正在心裡痛恨我,不講良心,這麼卑鄙。然而我的心裡也流著血。這算什麼呢?我上台去說的那些混話,就像刀子一樣,把一個一直尊敬我對我好的人傷害了。他們一定會把我的批判作為主要的根據,把賀惠君定為右派。賀惠君這個右派是我冤枉她把她打成的。我為了害怕自己被打成右派,便冤枉了好人,我還算個什麼玩意兒呢?

果然,不久就聽說賀惠君被打成右派了。從此以後,一個沉重的思想包袱在我心上掛了起來,不得解脫。

從此我再也不敢看到賀惠君,不想見到她,她卻偏偏來看我。她到我的機關門口傳達室,說是為她們雜誌社一件事要來採訪我。我當時心裡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但她既然來了,而且是為了公事,我是不能不見她的,只好請她到我的辦公室。她一走進我的辦公室,我努力掩飾我不安的神色,她卻是像過去一樣,笑眯眯地和我打招呼,好像已經把過去那件不愉快的事拋諸腦後了。我真想向她表示我的歉意,但是我的面子作怪,話到口邊又收回去了,心裡自我寬解,也許她早已忘掉我那次對她的不光彩的表演了。但是她告辭走後,我卻心裡一直忐忑不安,我在那樣的大庭廣眾之中,對她進行無端的揭發,使她定性為右派,一定起了關鍵的作用,她怎麼會輕易忘記我呢?她不過是給我面子罷了。我心上的疙瘩還是沒有解開。

一直到「文革」之後,對右派開始平反了,我正巴不得她會很快平反時,便聽到她已經平反的消息,不久聽說她已經恢復工作,到省旅遊局擔任副局長了。我很高興,似乎我心頭的包袱也因此而減輕一些;然而我那羞愧的烙印,卻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無法平復。一想起來,便覺不安;總要當面向她道歉;可是我卻始終放不下自己的面子,公開向她道歉;甚至我在講話時說到這樣的意思,也不敢提她的名。我心裡想,時間還長呢,機會有的是,再找一個合適的場合吧,就這麼拖延下來了。

然而我心上包袱並沒有解下,愧疚之情總是時時啃蝕著我,叫我難安。我們的年紀都越來越大了,雖然她的歲數比我小得多,應比我晚「走」,在我的有生之年,總還有機會吧,但是總得抓緊才好;這與其說是我向她道歉,叫她盡釋前嫌,還不如說是我必須向她道歉,才能解除我心頭上的慚愧和不安。我得趕快,一直拖到,我在北京接到李致的電話,說賀惠君突然走了。

於是我失去了自我贖罪的機會,而且永遠地失去了。我將帶著這種失悔走過我的一生,忍受羞愧的啃蝕。即使我從北京回來,在醫院裡見到她的愛人詹大風,向他吐露了我的羞愧之情,追悔莫及之情,也無濟於事了。那又有什麼用呢?就是我現在來寫這篇悼念賀惠君的文章,又能減輕我的罪責多少呢?

這是我一生永遠的遺憾。

(本文略有刪節)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360doc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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