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以來，舉國模式的優越性受到了嚴重的質疑。早在十二月下旬，八名身處武漢不同醫院的醫生就在自己所在的微信群審慎地發出警報，卻遭到武漢警方的傳喚和「訓誡」，且被央視以「網絡不是法外之地」通報羞辱；病毒分離在新年第一周內就完成了，國家衛健委、湖北及武漢有關部門卻遲遲未能作出反應，甚至放任武漢市民大搞「萬家宴」，導致疫情失控，不得不倉促封城；封城以後，公共運輸停止，湖北官員信誓旦旦說物資充足，然而前線醫生卻要向社會各界呼籲醫療物資的捐助，大量疑似感染的市民得不到治療，只能自生自滅。基於此，《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怒不可遏地宣稱，現在全世界都在為中國的獨裁付出代價。
與官僚系統的低效無能比起來，這次民間的一些志願團體有著不俗的表現：一些海外的留學生，通過網絡迅速集結，在短時間內募集捐款、購買物資、聯絡物流、打通關係，將口罩和防護服等送到一線醫院；1月31日，一批由華中科大北加校友會募集的應急醫療物資從舊金山飛躍太平洋，直接將20萬個醫用外科口罩、2.75萬雙醫用手套和4000件防護服送到武漢協和醫院；直到2月1日，韓紅的基金會往武漢送了七批物資，總共收到1.4億的善款，由於數額過大，還不得不暫停接受捐款。
然而，最讓人刮目相看的是各種飯圈後援會。前面說的志願團體要麼是臨時集結起來的，默契度不太高，要麼平時活躍度較低，執行能力有限，然而飯圈後援會人數龐大，組織嚴密，分工明確，平時打榜、控評、反黑，訓練有素，紀律性強，到關鍵時刻，她們顯示出驚人的爆發力。根據微博上的募捐平台「微公益」上不同站子捐款數額的排名，前幾的基本都是各種流量明星（個人或者組合）的應援站。而且早在1月21日，鍾南山宣布病毒人傳人的第二天，朱一龍的公益應援個站就募集到將近18萬的善款，購置了30萬個口罩、9萬片酒精棉片和2000瓶洗手液，22號就送往疫區。蔡徐坤的官方粉絲團也是第一時間就募集捐款、聯繫廠家、聯繫對點醫院、找物流、拿相關證明，第一批物資大年初二就抵達武漢的順豐網點。大部分飯圈後援會都在1月23日開始組織捐款和購買配送物質，反應速度比其他志願團體要快不少。不僅如此，這些後援會的捐款帳目清楚，一目了然，且工作細緻，確保物資直接送到醫院手上，不經過其他組織。有微博上的人還戲稱，TFBOYS後援會在聲援武漢的過程發展出了「三權分立」的結構，說不定很快要出現飯圈的孟德斯鳩、盧梭和洛克。
以「666聯盟」為例，這是一個由來自 大陸、港台和海外等27家粉絲團體組成的飯圈公益聯盟，函括「鹿晗公益聯合應援站」、「為王嘉爾打天下應援博」、「李榮浩吧」等不同平台聚集的粉絲群體。聯盟的大部分成員是所謂的飯圈「決策者」，有應對突發事件的經驗。她們集結以後，首先認領各自擅長的領域，因為不同飯圈團體雖然功能具全，但也有自己擅長的部分，這次的應援，文案、作圖和海外對接都是由不同的團體負責的。她們開了一個666聯盟的微信群，確定各種所需物資的醫用標準，然後在群里發動各個團體去找貨，任何一邊有消息馬上在群里通氣，有困難可以因地制宜地處理，也可以在線上一起解決。
這種組織方式很好地將統一性和靈活性、默契性和廣泛性結合在一起。這些飯圈團體之間平時都有聯繫，具有某種「熟人社會」的特徵，但她們的聯合能夠最大程度地動員世界各地的粉絲，為尋找各種物資提供了更多可能。她們的文案圖片是共享的，消息是互通的，但資金是由各家團體自己募集，如何使用也是在內部自發調節，別的團體不干預；隨著聲援的展開，其中一些團體收到了武漢以外其他地方的醫院發來的求助信息，她們對醫院信息進行核准後，決定將既有目標拓展，對這些醫院進行定點救助。
正是在這樣的聲勢下，有人產生了這樣的想法：經過這一次疫情，說不定官方會看到政府組織工作的薄弱環節，會允許非政府組織發展起來，作為社會治理的有益補充。有的人甚至幻想，既然飯圈影響如此巨大，飯圈文化也無處不在，那說不定飯圈可以成為未來公民社會的雛形，只要對這些飯圈團體施加引導，它們也未嘗不可能成為以後社會自治的基礎。
對於有這些想法的人，我要潑一下冷水：他們不僅不了解公民社會的理念、中國以往的公民社會運動以及中國政治治理的邏輯，也不一定了解飯圈本身。與其說這次疫情是中國公民社會東山再起的良機，不如說它是曾經的公民社會運動的迴光返照。
公民社會，從定義上來說，是一個政治實體中社會中層組織的總和。這些中層組織介乎國家與個人、家庭之間，其成員能自由地加入和退出。根據康豪瑟的理論，社會中層組織有四個主要作用。首先，它們可以承擔國家管不了或管不好的，家庭又無法涉及的功能。其次，中層組織可以為組織內部成員的討論，為中層組織之間以及中層組織與國家之間的對話提供平台。再次，它們能夠促進認同感和利益的多元化。最後，民眾可以通過中層組織的精英來與國家精英打交道。在安德烈亞斯·威默最新出版的《國家建構》中，他還認為志願性組織可以幫助建立跨族群共同體和地區的聯盟，以促進政治整合和國家建構。
在中國語境下，「公民社會」一詞有特殊的意涵，它曾代表一代自由派知識分子對於政治轉型的熱切期待，也代表著他們如今的失意和茫然失措。在毛時代，共產黨將宗族組織、江湖幫派和商會基本剷除，再通過各種滲透到基層的組織將民眾納入管控之中，不再允許任何不受國家控制的社會自組織的存在。改開時期，市場經濟的出現使得民眾有了一定不受政治干預的空間（儘管是脆弱的），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希望這個空間能穩步擴大，最終推動中國政治的民主化。「公民社會」，就是這個擴大後的空間的理想形態。在公民社會的形成中，公民意識的覺醒、社會中層組織的大量出現是必要的條件，自由派知識分子認為，等到公民意識和社會中層組織發展到一定程度，等民間具備相當程度的議價能力，就有可能對執政黨形成壓力，在適當的條件下倒逼政治改革。
前「公盟」的領導人許志永是這一條路線的代表人。從2004年到2009年，許志永與郭玉閃等人合作參與了一系列具有公共影響力的事件，如陳光誠案、結石寶寶案、鄧玉嬌案等。2012年5月，許志永在《中國人權雙周刊》上發表《中國新公民運動》，提出：「新公民運動是一場政治運動，中國必然要完成政治文明轉型，建立民主法治健全的自由中國。」在這個旗幟下，許志永進一步推動了戶籍教育平權、官員財產公示和公民同城飯醉等運動。他領導下的「公盟」（2010年3月「公盟」改名為「公民」）作為一個民間組織，在這些事件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也培養了不少下一代的行動者。
正因為此，許志永的入獄，多少昭示著這一條「公民社會」路線的破滅。2013年7月16日，許志永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在北京被刑事拘留，來年1月26日，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公民」從此消失。接著，郭玉閃的「傳知行」、陸軍的「益仁平」和李英強的「立人大學」也被強制關閉，這些組織相對更「去政治化」，本來以為可以逃過一劫。2015年，曾經和許志永並肩作戰的一批維權律師也鋃鐺入獄。翌年，《慈善法》和《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相繼出台，基本上封殺了權利NGO和公益NGO的獨立生存空間，一個時代結束了。
然而「公民社會」的理念並沒有隨著「公民社會」路線的失敗而被放棄。其後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一部分依然願意通過「啟蒙」和「公共說理」來提高中國人的「公民意識」，另一部分開始物色比NGO更有韌性的組織類型並投身其中。他們對推動漸進的政治轉型不再抱有期望，他們更多考慮的是，一旦政治秩序崩潰，從哪裡可以產生新的秩序來源。一種不依靠強力來維持的普遍秩序，既需要有能夠團結足夠數量的人群、能夠承擔互助功能的民間組織，也需要有能讓這些組織之間進行溝通、協調和合作的共享規範。在托克維爾眼中的美國1830年代，前者是各種基督教會，後者就是「民情」。或許是因為這樣，一些自由派皈依了基督教，與其說他們對改變社會心灰意冷，只想求得靈魂得救，不如說他們重新選擇了一條曲線救國的道路。
這些心思並沒有逃過黨國的眼睛。2018年2月，新的《宗教事務條例》正式實施。同年12月，曾經的70後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秋雨之福教會的王怡牧師在成都被捕。2019年12月底，王牧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非法經營」等罪名，被判有期徒刑九年。這兩年來，其他宗教也開始變得敏感，宗教類的活動越來越難以公開進行，宗教類的書籍的出版愈發艱難。黨國的意思是相當明確的：它不能接受有不受它控制的組織的存在，更加不會容許其他具有秩序生產能力的組織的出現。
從這個角度去理解疫情宣布以來的治理亂象，那就清晰多了。由於一些醫院和醫生「越界」向公眾求助，也由於一些志願團體的行動快於當局的反應，起初海內外出現了百花齊放的聲援武漢行動。然而官方的慈善組織湖北省紅十字會、湖北省慈善總會、湖北省青少年發展基金、武漢市慈善總會、武漢市紅十字會開始壟斷救助。這些官辦組織強制將捐贈物資統一收集，任意分配，並以不合作或敷衍的態度應付物資的管理和發送，以至於作為第一戰場的武漢協和醫院只收到紅會撥付的3000隻口罩，而莆田系下的武漢仁愛醫院卻拿到了18000隻口罩；協和的科室人員前往紅會倉庫申領物資均被拒絕，而鄂AW車輛的司機可以堂而皇之抱走一箱口罩；協和的醫護人員裁減外科手術服做口罩，用醫用垃圾袋做防護服，而淘寶、微商、閒魚居然出現了來自捐贈口罩的貨源。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在1月27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強調過，所有捐贈物資一定要通過紅十字會，這是為了「統一歸口」，「避免在現在疫情防疫防治的這個過程中由於混亂，被某些人或者一些人來鑽漏洞」。
所謂的「混亂」和「空子」，無非是怕民間組織和民間慈善行動藉機壯大。一些影響力較大的志願團體，已經被體制的某些部門找上，這是一種收編的嘗試，也是一種監視和防範，儘管這些部門不一定明確向他們下達指令，但這些團體不敢將他們在助力物資過程遭遇到的體制性障礙向媒體透露，或在公開場合談論，以防惹禍上身。這幾日，網上開始有了針對韓紅基金會的各種抹黑，從帳目透明度、公益支出的比例到韓紅本人的生活作風問題，大概和她流傳甚廣的那段對官辦慈善機構的諷刺不無關係。武漢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在2月7日發布了一個公告，其中有這樣一句話：「對繞開紅十字會直接向有關單位捐贈的防護用品，凡涉嫌違法違規的行為我們將依法處理。」已經將秋後算帳提上了日程。
在這一片氣壓之下，各種飯圈團體處於一個什麼樣的地位？儘管有人拿她們的高效去奚落紅十字會的無能，且她們的行動似乎出於高度的自發性，但這些團體不可能成為真正的「社會中間組織」，也不可能成為創造任何意義上的公民社會。
如果我們不至於太健忘，就應該記得在去年夏天，各種飯圈後援會就組織過一次規模浩大的集體出征，並創造出了「阿中哥哥」這個飯圈的集體偶像。在這次出征中，飯圈目標明確、動員迅速、分工細緻、紀律性強的組織特徵一樣得到了凸顯。她們為了翻牆和海外宣傳，設立了技術指導、美術組、文案組和翻譯組，其他的，屠版、控評、反黑，和平時的「訓練」並無不同。
有人認為這種組織特徵是中性的，它們既可以被國家主義利用，也可以被用於社會互助的目的，比如這一次的抗疫聲援，也有人說兩次「集體行動」雖然都來自飯圈，都並不是同一撥人，兩撥人之間在價值觀上可能差別甚大。
這種說法並不一定符合事實。微信公眾號「荒原lab」上有一篇《一場給武漢的粉圈應援》，其中採訪了一個飯圈女孩小Z。小Z坦言自己就是去年飯圈出征的一員，並以此感到驕傲。實際上，小Z參加飯圈出征和這次的聲援行動，動機並沒有什麼本質的不同，都有「替飯圈女孩正名」的目的，讓公眾知道她們也關心國家大事；除此之外，出征境外社交媒體和聲援武漢，也都能為自己的偶像帶來正面效應。
小Z的心態具有很強的代表性。在參與飯圈的行動中，可能會形成一種「集體心理」，一方面是對一個偶像的狂熱的崇拜，這種崇拜超越了一切理性的目的，可以讓她們不計較代價，不僅付出時間和精力，而且必要的時候可以撕掉自己平時的人設（比如一個平素溫和的人為了偶像和別人撕逼），另一方面是一種投身某個群體的「歸屬感」，這種歸屬感同時也帶來「同伴壓力」，會讓參與者做出自己在這個集體以外不會做的事。有的飯圈中人會在飯圈行動以外作出反思，但依然會不自覺地參與到這些行動中，原因正在這裡。
這種偶像崇拜和集體主義可以輕易地上升到「國家」，國家既作為一個偶像，也作為一個最大的集體。這就是為什麼經常說「飯圈」和「小粉紅」這兩個群體是高度重合和同構的，也是為什麼飯圈平時那麼去政治化，關鍵時候卻能迅速政治化。飯圈裡面的政治正確並不是歐美的Political Correctness，一些有女權傾向的女性加入飯圈並不能改變飯圈整體的「父權－國家主義」傾向。滲透整個中文網際網路的「飯圈語言」帶著「低幼化」和「擬人化」的特質，這與其說是對「男性氣質」的反動，不如說一種語義學的鴉片。
事實上，和她們互動（管理她們）的官方組織對飯圈的文化心理已經了如指掌。武漢的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宣布開工以後，央視頻道的「疫情24小時」適時開了「雲監工」功能，對施工現象進行直播。在評論開始將各種施工車輛擬人化，取上低幼化的暱稱以後，該頻道很快出現了「叉醬」、「嘔泥醬」等圖標，粉絲可以幫自己喜歡的「偶像」車輛助力。人民日報的官微也在自己的頁面上推出了「挖掘機天團」。
這並不是當局對飯圈文化的妥協，相反，這實實在在地說明當局在密切監視著飯圈年輕一代的一舉一動。和公民社會的中層組織相比，飯圈團體是不具獨立性的。一方面，國家掌握著她們崇拜的idol在中國的職業發展命脈，官方媒體點名批評某個藝人，足以讓這個藝人的職業生涯嚴重倒退甚至畫上句號。這也是為什麼參與聲援武漢的飯圈女孩，在採訪時要拼命強調自己的偶像是正能量的，自己做這些事就是為了傳播偶像的正能量。另一方面，她們也經常需要訴諸公權力和官方組織來解決彼此的矛盾，向官微「舉報」在飯圈之中的盛行，並不是一種偶然。
有人將飯圈團體類比為托克維爾的基督教會，因為後者也有一些不太「自由主義」的特徵，與飯圈類似。如果基督教會可以1830年代的美國社會的組織基礎，那為什麼飯圈不可以？這其中的差別在於，美國的基督教會儘管很少真正地遠離政治，但在政權面前能保持很大程度的獨立性，在大部分時候，它們堅持宗教權威要高於政治權威，當國家的法律和自己所理解的聖經教誨相衝突時，它們也很少輕易妥協。相比之下，飯圈女孩早早就宣布「國家面前無偶像」，如果偶像和國家利益發生衝突，她們會毫不猶豫地「脫粉」。
從組織特徵、集體心理、價值觀念、行為模式、功能作用和獨立性來看，飯圈團體都和公民社會扯不上關係，然而它們和國家之間，並不完全是魚肉和砧板的關係。對於飯圈團體，當局一方面要防範，另一方面也要利用，這就是為什麼它們暫時沒有遭遇公盟、傳知行、立人大學等民間組織被強制解散的命運。有的飯圈女孩對一些代表官方的組織高高在上頤指氣使有意見，對國家「迎合」飯圈女孩的方式不滿足，但這樣的不滿足並不蘊含她們希望或能夠使國家往更進步的方向發展，她們更多是想改變她們和國家之間純粹單方面付出的關係。即使她們和國家的關係發生了變化，國家整體的環境和趨勢不會有什麼真正的改變。
如果事情有可能是另外一種模樣，我更傾向於認為，國家和飯圈之間，是「互相滲透」的關係。這種互相滲透的結果我們尚未得知，但飯圈不是沒有可能變得比官方更加國家主義，如果有一天，上述的飯圈模式和流量偶像完全脫離，徹徹底底地政治化，那也沒什麼奇怪的。飯圈具備輕鬆跨越美麗新世界和1984的靈活身段，目前它的潛力並沒有完全展現，等它真正展現其「主體性」的時候，那應該就是她們用更極端的國家主義來反擊官方的時候。如果飯圈能成為產生新的秩序的組織來源，那結果可能和那些公民社會的支持者設想的南轅北轍。
還有一種樂觀的可能，那就是飯圈模式的大部分要件都是巧合。只是碰巧各種選秀節目發明了網絡投票，百度出現了貼吧，微博開發了熱搜、超話和打榜等功能，才培養起了這些飯圈團體強大的組織和動員能力，只是碰巧一部分追星的人也愛國，她們又恰好被官方組織看上，用來作為官民互動良好的宣傳。一切都將止步於此。這裡面有部分的事實，不過2012年以後，政治地邏輯要按照最壞的情況來設想。
如果這次的抗疫真的能對未來的公民社會有什麼幫助，那應該是一種共同記憶的塑造。不是記住我們如何「萬眾一心」「眾志成城」，也不是記住體制所歌頌的那些「最可愛的人」，而是記住我們如何落入今天的境地，記住拯救生命的人如何被荒謬的決策者所犧牲，記住遠方的人和身邊的人如何被權力羞辱、驅逐、遺棄、非人化，記住活生生的人命如何在無助與絕望之中隕滅，記住一個義人如何被利維坦所謀殺。正如劉紹華所說，「中國倖存的眾人」必須「關注與挖掘歷史，明白配合主體意識形態的桎梏所付出的代價」，否則，「當下一次新興疫情又來危及人口稠密的土地時，這個依然學不會歷史教訓的政府仍將搭上遮羞布，將依然無法保護你、以及你所鍾愛的國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