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人正打麻將，「防疫人員」衝進來掀桌子，稍有異議就扇耳光；一個人外出遛狗，「防疫人員」衝過來揮舞大棒將他的愛犬當場打死；一個女人上街沒戴口罩，被攔住後爭辯幾句，就被鎖上鐵鏈遊街，並強制錄影認罪；一位老大娘在空曠的鄉間路上行走，也因為沒有戴口罩被銬住雙手帶走拘押；一個男子到河裡游泳，也因為游泳時沒有戴口罩被抓捕……人們驚嘆：中國社會又回到了紅衛兵時代！
「紅衛兵時代」是中國人對「文革」災難的一個形象記憶，作為一個現象描述並沒有錯。但是，這種描述裡面同時包括著人們對這段歷史的一個最大的誤解。這個誤解來自官方的刻意引導。在《長平觀察：「六四」鎮壓，「文革」另一面》一文中，我曾經寫道：
1981年在鄧小平主導下制定、至今得到中國社會普遍稱頌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文革」被描述成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儘管十分嚴重，但它「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犯錯誤的原因，不是國家權力過分集中於一黨，而是「黨的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黨內個人專斷和個人崇拜現象滋長起來」。
在這個「決議」定調之後，中國文學和影視作品出現了熱鬧一時的「文革」反思，著重點在於呈現紅旗招展的街頭遊行，或者像代表電影《芙蓉鎮》結尾時的「運動啦」恐嚇。其他若干「文革」現象也被總結出來：大字報、紅衛兵、個人崇拜、上綱上線……
這種規定動作之內的反思，迴避「文革」災難的真正原因即一黨專制，而把一黨專制的結果當作原因。紅衛兵和個人崇拜都是專制社會權力失衡的表象，而不是相反，因為普通民眾沒有控制住心中的「人性之惡」，或者國家碰巧遇到一個喜歡搞個人崇拜的領導人導致了專制。
新冠病毒爆發之初，當局秘而不宣，打壓「吹哨人」，是旨在美化極權統治而操控信息的社會管理常態。假如死亡人數有限，就會在節日的歌舞昇平中被完全掩蓋。結果錯過了阻止疫情擴散的「黃金時間」，新冠病毒成為全球公共衛生災難。 中共當局的應對策略是進一步控制社會，而且把災難當作理直氣壯地演練社會控制的良機。
在「紅衛兵時代」的思維模式中，人們看到基層「防疫人員」沒有愛心，無視人權，飛揚跋扈，為所欲為，容易解釋成「人性的惡」和社會失控。中國媒體的報導稱之為基層官員「拿起雞毛當令箭」。這些說法既表達了對於此種現象的焦慮，又巧妙地避開了批評權力的恐懼。事實上，從當局的立場看，社會從來沒有從他們手中失控，而且「紅衛兵」正是他們控制社會的手段。他們給出的就是明晃晃的「令箭」，而不是媒體為他們脫罪而謊稱的「雞毛」。
「治病造成的傷害，比疾病本身嚴重得多」
讓我們來看看歷史的真相。正如其名稱本身所示，作為一個社會群體，紅衛兵從來沒有獨立的人格，也沒有擁有超出「衛兵」之外的更多的權力。他們的權力來自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的授予。從1966年8月18日開始，毛澤東連續八次「接見」超過一千萬紅衛兵。因此，紅衛兵串聯全國，都由政府免費提供食宿和旅費，沒有半點民間性質。
紅衛兵的典型形象是頭戴綠軍帽，身著綠軍裝，腰間束武裝帶，左臂佩紅臂章，手握毛語錄，行動時高唱語錄歌，大跳忠字舞。他們就是毛澤東的打手。無論是批鬥校長，還是清除「四舊」，還是虐待「黑五類分子」，他們從來沒有失控到超越打手（「衛兵」）身份的地步。
對於最高權力掌控者來說，紅衛兵不過是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螻蟻。在長達十年的文革期間，他們的活躍時間也就一年左右。1967年，紅衛兵組織分成不同的派別，互相傾軋，以致發展到大規模武鬥。毛澤東說「現在是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工宣隊與軍宣隊相繼進入學校等單位系統，紅衛兵迅速失勢、走下「文革」舞台。我們從哪裡可以看出，紅衛兵讓權力掌控者對社會失控了？
史丹福大學的社會政治學者魏昂德（Andrew G. Walder）出版了若干部「文革」研究著作。魏昂德指出，在「文革」期間，大部分殺戮的製造者不是學生或者紅衛兵，而是政府。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強調，「儘管胡作非為的紅衛兵製造的殺戮是最令人震驚的，但（殺戮製造者）主要不是他們，而是恢復秩序的軍人。治病造成的傷害，比疾病本身嚴重得多（The cure was far worse than the disease）。」
1981年，鄧小平接見香港作家金庸時說，「文革十年，就是一批紅衛兵瞎搗亂」。這是處心積慮的打胡亂說和誤導輿論。
你所看見的基層社會「失控」，正是權力頂層「嚴控」社會的結果
「文革」之後，作為無法無天的政治打手，紅衛兵並沒有消失。只不過，他們的身份變成了「計劃生育」基層管理幹部，「嚴打犯罪分子」的公安戰士，「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單位領導，鎮壓「六四反革命暴徒」的軍人，利用「雙規」開展反腐鬥爭的紀委官員，抓捕人權律師的國寶，打擊少數民族「分裂分子」的武警……今天，他們是「不惜一切代價迎戰疫情」的「防疫人員」。
在上周發表的《長平觀察：習近平為什麼戴錯口罩？》一文中，我指出民間諷刺李克強視察農貿市場的段子不真實，因為它假想總理被基層矇騙，並不知情。
同樣的心理，很多人看到「防疫人員」作惡多端，以為原因在於社會失控，希望高層領導能夠明察秋毫，體恤民情，加強管控。的確如此，正如毛澤東可以輕而易舉地讓貌似無法無天的紅衛兵從歷史舞台上消失一樣，習近平一聲令下，要求尊重人權，嚴守法規，這些肆無忌憚的「防疫人員」也會迅速變乖。可是，那是他想要的結果嗎？
「治病造成的傷害，比疾病本身嚴重得多。」這是從社會和歷史的立場來看問題。如果從專制權力的角度看，「防疫」給他們造成麻煩的同時，也帶來了再次證明「偉光正」的機會。其中的要點就是打壓媒體，管制社會。
因此，你所看見的基層社會「失控」，正是權力頂層「嚴控」社會的結果。如果當權者真的失控了，恐怕社會反而有機會恢復人倫道德和生活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