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左」是當代中國自發的民間國際政治術語，2015年以後開始流行，尤其在川普當選美國總統以後，其影響超出國界，成為國際新聞界術語。「漢奸」是自十九世紀末以來中國民族主義話語中的高頻詞彙。「白左」與「漢奸」都是政治意義上的貶義詞，它們在修辭上珠聯璧合，在歷史發展上前後呼應，在應用上內外結合，用單一種族的身份去涵蓋族群多元的國族，把政治立場與特定人群的種族身份掛鈎，不符合這個政治立場的就是種族的叛徒，民族國家內部的他者。這是中國特色的種族政治概念。
白左是一個內容龐雜但相對來說又有比較核心概念的指稱。這個核心就是對西方社會「政治正確」的批判態度，初現於漢語網絡討論中對西方尤其是西歐一些國家接納來自中東和北非的難民的強烈反應。除了「白左」，還有「聖母」、「聖母癌」、「聖母婊」或者「傻白甜」等等，但因為指稱的性別限制，都不如白左使用得廣泛。當然對待難民問題的態度只是白左一詞所批判的政治正確的一部分，其他的包括西方社會對由移民和少數族群人口增加引起的白人即將喪失多數地位的麻木不仁，對種族、族群、宗教、文化、婚姻與性別中各種弱勢或者少數群體的過度照顧甚至放任，再加上環保主義甚至動物保護主義。西方社會原來就有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影響當然也包括在白左的概念之內。在白左的批判者看來，西方社會種種多元化和自由放任成為瓦解西方文明的內部因素，因為它們使得西方敞開了大門，麻木了維護自己文明特性的敏感，失去了經濟增長的動力，甚至喪失了捍衛自己文明的意志。
我並不想對以上種種「白左」現象在這裡做出評論，或者對所謂的「左」和「右」做概念上的梳理和澄清，只是想指出通過「白左」的流行我們既可以看到政治和社會概念的謬誤，又可以看到這個謬誤背後的歷史邏輯。
首先，一個簡單的歷史回顧可以說明這個概念的謬誤。上個世紀西方知識界和文化界有太多的左派，他們不但在自己的國家左，而且到蘇聯、中國、古巴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朝聖。西方國家政界也有左派，歐洲的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工黨、美國的民主黨中都有。甚至西方的教會也有很多親蘇親華人士。要說左，他們更左，因為他們是更接近社會主義甚至馬克思主義的全盤否定西方制度的左，是崇拜社會主義國家和政治領袖的左，而不是今天政治正確的左。但是，在中國的政治和歷史術語中，他們一向被稱為「西方左派」，而不是「白左」。
其次，看一下這些人的種族和族群背景，他們絕大多數都是歐美白人，而當今所謂「白左」中雖然有大量的「白人」，但總的來說他們的種族和族群文化的光譜遠比當年那些西方左派要複雜，尤其是活躍於街頭政治的人士，很多人一看就是從非西方國家來的移民或者是跨族婚姻的後代。還有些人看上去很「白」，但卻是阿拉伯移民或者他們的後代。所以，今天所謂的「白左」不但在觀點上不見得比過去的政治朝聖者「左」，更重要的是膚色上也並不比他們「白」。倒是當年那些政治朝聖者是不折不扣的「白左」。
為什麼當年貨真價實的西方「白左」在中國被稱為西方左派，而今天歐美各色人等的政治正確信奉者卻得了一個莫名其妙的「白左」標籤呢？我想，這是因為當代中國民族主義中的種族觀念在近些年來有了長足的發展，種族意識受到了刺激和強化，不但在很多國內問題，而且在國際問題上有意或無意地使用具有強烈種族色彩的語言。
這個發展並不是無中生有，而是從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傳統中本來就有的一套種族觀念發展而來的，這就是產生白左概念的歷史邏輯。
晚清的保皇派、改革派和革命派雖然政見各異，但他們共享一套建立在華夏中心論和西方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基礎上的世界觀，至少到辛亥革命為止，他們對於世界的種族秩序和中國在這個秩序中的地位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根據這個秩序，西方就是白人的西方，其他種族或者族群都不是「西方人」，而是西方內部的他者。這個排斥了其他人等的「西方人就是白人」的概念在很多人的下意識中根深蒂固。時至今日，網上還有這樣的教學視頻：歷史教師在課堂上告訴學生說雖然美國有各色人等，但只有盎格魯撒克遜白種人加清教徒（WASP）才是「真正的美國人，」所以連前總統歐巴馬也不是「真正的美國人。」
根據這個種族秩序，只有白人和黃種人（中國人）是優等種族，所以雖然中國的民族主義有反西方的一面，但到了世界種族秩序這個層次，以那些劣等種族為背景，西方和中國就成了優等種族之間既敵對和競爭又惺惺相惜的關係。中國的種族民族主義者對白人種族一向是崇拜的。梁啓超以一些非西方土著民族在殖民化過程中逐步消失或者縮減為鑑，大聲疾呼要防止列強瓜分中國，深信中國必強，甚至有中國與西方將來必有「種戰」的想法，但在訪美期間又對美國黑人和土著居民生育率超過白人表示憂慮，擔心長此以往會削弱西方。對西方的這種既敵對又為之擔憂的態度看似矛盾，但站在世界種族等級的角度來看，則有更深一層的心理認同因素。
所以，今天批判白左的中國人（或者華人）看到西方文明要從內部被政治正確摧毀時會痛心疾首，這是因為他們對西方產生了同為優等文明的代入感和責任感。很多人有「西方人顧忌政治正確，我可不管，我就是要實話實說」這種「面對政治正確訴說真理」的正義感。在他們想像中，西方人就是白人，所以他們認為這些白人背叛了自己種族的利益，是所謂的「白左」，那些非白人的政治正確信奉者是可以忽略不計的。當然，這種對他國的代入感和責任感也是有一定國內背景的。族群和宗教的差異和移民等因素不但在國際間，也在民族國家內部加劇了認同危機和社會資源分配的緊張，而類似話題在特定語境下並不能得到自由和公開的討論，所以在對國際問題的討論中以一種曲折的方式發泄出來，強化了這種話語的種族含義。總之，把政治立場和特定的種族身份相聯繫，構建單一種族國家的概念取代多元族群的民族國家，這就是白左一詞的產生和流行的理念基礎。
而漢奸一詞在近代的流行則更反映了中文世界裡單一族群或者種族國家的概念，與白左在概念和邏輯上都同構：中國和中華民族是漢人的，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人都是漢族的叛徒。
王珂教授梳理了漢奸一詞的歷史演變，他的分析是：儘管在晚清以前漢奸一詞的意義有過流變，但晚清革命派最終固化了這個概念，通過他們的政治話語在中國民族國家形成的重要關頭傳播了這個概念。他們「之所以祭起討伐漢奸的大旗，就是為了建立一個與『漢族』一致的『國民』標準。他們判斷『漢奸』的標準，始終沒有超越『種族』主義。」通過構建這個概念，達到了區別同族與異族、同類與異類、同種與異種的種族主義思想和民族國家理論。「這種『漢奸』理論，其實認定『中國是一個漢族國家』、『漢族等於國民』、『只有漢族才是中國國民』」。王教授舉朝鮮、日本和外蒙為例，這些國家都沒有把民族叛徒和某個族群身份相聯繫的概念，「因為單一民族國家中民族與國家一致，自然沒有必要強調種族主義的意義」，「只有處在現實中為多民族國家，而又不顧現實追求單一民族國家形式的民族主義思想的怪圈中，才可能出現『漢奸』式的話語」。
確實，不但在東亞，世界範圍內，即使在其他的多元族群的國家，好像也沒有把國族叛徒和國內某一個族群身份聯繫，而從在概念中把其他族群排除出國族的。
辛亥革命以後，雖然反滿的種族主義從理論上被否定了，建立了五族共和的中華民國，但漢奸一詞卻保留了下來，仍然是國家民族之叛徒的同義詞，而且在抗日戰爭中得到了強化。當時有人提出應該用華奸取代漢奸，這個在五族共和（當然還不止五族）的國家裡本該是非常恰當的概念卻根本沒有得到響應和傳播。時至今日，漢奸一詞仍然普遍使用，成為中華民族之叛徒的代稱。
白左和漢奸作為同構的種族國家概念，一個是對他國民族國家構成的歪曲，另一個是對本國多元族群的歷史和現實的無視。這兩個概念看上去互不相干，但它們都在中國產生並流行，這是因為中國社會對本國民族主義的單一種族觀對國族構成產生的排斥性(exclusion)而非容納性(inclusion)仍然缺乏意識，雖然在政治意識形態上也強調中華民族的國族整體性。這兩個概念在內涵和邏輯上是同構的：它們都把國家的叛徒看成是某個族群甚至種族的叛徒，都建立在國族就是某個單一的族群和種族集團的政治單位這種臆想之上，都無視非主流族群的地位和感受（有時更是權利和地位），都把國家政治起碼在概念上表述為某個主流群體的利益。但是，與過去繼承下來的漢奸一詞相比，白左的種族色彩更為濃厚，所以它的發明和流行可以說是當代中國種族民族主義思維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