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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歲 一朵「中浪」正在離開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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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浪‌‌」‌‌「後浪‌‌」正在逐漸佔據話題榜的時候,鮮有人留意到‌‌「中浪‌‌」們正在經歷什麼。30歲的趙子健就是一朵‌‌「中浪‌‌」,他曾滿懷熱望來到北京打拚,償清債務,開啟了嶄新的職業履歷。然而疫情影響的當下,他成了最先受到衝擊的人,被公司辭退。他失去了力氣,不再嘗試新找工作,而是直接從北京退場。

1

2020年4月,30歲的趙子健決定離開北京。

最後一次見面時,趙子健正在馬路對面打電話,他揮揮手,示意我跟上。許久沒見,他清瘦不少,背影看上去還像個少年。我們隔著半米距離朝單元門走去,他掛掉電話,冷不丁冒出一句:‌‌「我家現在亂得跟豬窩一樣,你別嫌棄。‌‌」

我以為他在開玩笑,跟在後面,樂呵呵地回道:‌‌「沒事兒,就當我瞎了吧。‌‌」

一小時前,趙子健發來約飯微信,我當是一次尋常酒局,抓起手機,趿拉著鞋直奔他住的小區。可當他拉開一居室的房門,我發覺事情有些不對。

客廳一片昏暗,餐桌上外賣盒排成了隊,吉他被扔在沙發旁邊,落得一身灰塵,衛生間里廁紙堆得快要溢出來。趙子健一向最愛乾淨,眼下屋裡居然亂得無處下腳。

我有些尷尬,到卧室尋了張乾淨椅子坐下,他隨手遞來一罐可樂,宣布了離開的決定。

空氣安靜了幾秒,我張了張嘴,卻發不出聲音。他認真地指著四周的木質傢具,‌‌「你看看還有什麼能帶走,這些桌子、椅子、落地燈都是我買的。‌‌」

這幾年,朋友們但凡心情不好,都會嚎上幾句‌‌「我要離開北京‌‌」。但那些大喊著‌‌「受不了,要離開‌‌」的人往往不會啟程,反而像是戀人在對北京撒嬌。真正的告別是靜悄悄的,有時一覺醒來,看到朋友圈裡多了幾張機場、火車站的深夜留念,一段故事就默默畫上了句點。

可趙子健,我一直覺得他是那種要用一輩子和北京纏鬥到底的人。

見我不吭聲,趙子健開始在屋裡四處搜羅能留給我的‌‌「遺物‌‌」。出租屋裡帶不走的物品都給了朋友,衣櫃頂上孤零零地躺著只黑色登山包,等待主人將它填滿。在這座城市待了六七年,趙子健打算帶走的物件寥寥。窗台上的米奇玩偶沾滿了貓毛,他說:‌‌「兩隻都送給同事了。‌‌」像是替自己開脫,又補了一句:‌‌「都是撿來的流浪貓,它們會習慣的。‌‌」

最終,他扔來兩包抽剩下的薄荷煙,一本沒開封的書。我撿起來一看,打趣道:‌‌「這是暗示我們都是北京的《局外人》嗎?‌‌」他笑了笑,又扔來一支錄音筆,同時打開了電腦。

屏幕上四段長長的音軌,標記著勞動仲裁的字樣——受疫情影響,趙子健工作的公司經營狀態不穩定,向他提出解約,卻沒給合理賠償。他就這麼被甩出正常軌道,突然有了離開北京的打算。

燃剩一半的香薰蠟燭被拽過來當煙灰缸,氣氛變得有些壓抑,我們決定不再深聊,出去找個飯店喝一杯。臨走前,我看了看門廳掛著的小黑板,上面寫著:今日晚餐,青菜拌面。字跡已經模糊。

2

趙子健是為還債來到北京的。二十齣頭時,他在外地做生意欠下八十萬外債,之後獨自飄蕩到北京,白天做三份工作,晚上在青旅里沒命地喝酒,一邊奮力還債,一邊任由自己醉倒在地。

北京沒有辜負年輕時的趙子健,進入正興盛的互聯網行業,憑著一股拚命勁兒,兩三年間,他還清欠款,從地下室搬進合租房,初步融入了這座城市。

我和趙子健相識在2016年最後一天。那時我19歲,趁寒假來到那家青旅做義工。他26歲,剛還完欠款,換了更高薪的工作,時不時會回青旅住上幾天。

那天晚上七點,我補完覺,迷迷糊糊地走進旅社廚房,就看見趙子健正在盛一盤大蝦。他倒是自來熟,都沒問我是誰,伸手指揮我去旁邊坐,等著吃飯。

剛到陌生環境,那頓飯我吃得很拘謹,時常接不上周圍人的問話。他坐在一旁幫我岔開我接不上的話題,還不停招呼我多吃點。這讓我對接下來的義工生活有了些期待。

北京冬天透著股肅殺,街道上行人縮著脖子快速穿行,地鐵口裡人潮和風同樣擁擠。相比之下,青旅熱鬧喧嘩,六十元住一晚的床位,被一茬茬新北漂當作起點。

當時,和我同住一屋的一個女孩為了留在北京,包下一張床鋪,連著面試了一個月,每天訂一盒外賣,在屋裡邊吃邊修改簡歷。有次改到崩潰,她抬頭衝著對床素不相識的遊客大哭道:‌‌「我是不是真的不行?‌‌」第二天一早又收拾好電腦,踏上公交。

有位中年大叔常坐在大廳沙發上喝酒,喝到興起,逢人便講他離婚的往事,和東山再起的宏願。還有一個被考研逼到崩潰的富二代,瞞著家人跑到北京找工作,住便宜旅店、吃日料外賣,周圍人都笑他,‌‌「有錢人的北漂,可以稱之為北伐。‌‌」

當時我還在讀大學,沒什麼生活與求職壓力,自然不懂大家為何如此拚命。不用工作時,我在二環的衚衕里隨意遊盪,趙子健總站在衚衕口抽煙,為了與他接近,我也學會了吞雲吐霧。

熟悉之後,我才知道他對青旅里新一波年輕人真是不錯。青旅里有個整天聊著電影夢的女孩,他被女孩的說辭打動,聽著聽著就送了對方一台相機,沒要任何回報。有人哭訴找不到工作,他也搭著人情聯繫朋友幫忙內推。

他像是青旅里的聖誕老人,派發著禮物,幫一波波新人尋找機會,偶爾做上一桌海鮮,招呼大家吃飯,輕易地聚攏了人氣。

正是因為趙子健,我才下定決心也要留在北京。因著在青旅的見聞,這座城市在我心中被蒙上了一層溫情面具。當時我只覺得,北京可真好啊,只要努力,誰都有權利留下,沒人會問來處與歸途,說出口的夢想也不會被嘲笑。

3

2018年,我回到了北京。從城市的圍觀者轉為親歷者,生活突然變得粗礪起來。我做著日薪50元的實習工作,將房子租在順義,每天轉三趟地鐵跑去朝陽區國貿上班。

漫長的通勤路走上幾遭後,我才逐漸意識到那些客人在青旅之外的真實生活,多的是我看不到的艱辛。現在的我不過是在重複那些客人的命運,北京這裡最不缺的就是挑戰者,另一方面,我也意識到要用夢想填飽肚子從來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

再次見到趙子健是在望京的燒烤攤上,我換了家新的實習單位,日薪漲到70元,還是覺得人生無望,特意約他出來聊天。

夏日夜晚的燒烤攤承載了無數豪言壯語,幾杯啤酒下肚,平日里藏好的矯情話又冒了出來,我說起來北京的初衷,是希望永遠踏實地寫文章。

他扔下烤翅,抬頭直視著我的眼睛說道:‌‌「知道今日頭條嗎?現在都是大數據推薦,寫得再好,誰還有心思看幾千字的文章。‌‌」

我被噎得說不出話,心想,當初在青旅你可不是這麼說話的。

他談起最近的日子,從互聯網大廠跳到一家創業公司,選了很有發展前景的視頻領域,經常出差半個月,回公司後再連軸轉。他不再顧得上去青旅過周末,除工作之外的生活一片空白,連飛機杯都用一次性的。

我聽得沒了胃口,只是一杯接一杯地喝酒。吃完飯,他還要回公司加班,我們一起沿著街道往他公司走,我不想再談工作,他卻一直重複著‌‌「努力,選擇,機遇‌‌」。最後還承認,腰疼得過分,為了擠時間鍛煉,都從住處慢跑去上班。

到了公司,已經快凌晨一點,他打開電腦繼續修改視頻。最後一步完成,他把我的椅子拉到巨大的屏幕前,得意地遞來一隻耳機。

視頻拍得高端精美,背景音樂卡在畫面上分秒不差。我盯著屏幕有些走神,覺得沒見面的這兩年,趙子健不再是那個剛從泥潭中掙脫,對所有人的夢想都滿懷興緻的男生,他似乎改了方向,要在這座城市過更安穩的生活。

回家路上,計程車司機將四面窗戶全打開,貨車在一旁呼嘯而過,飛速碾壓路面上的石子。我順手點開微信里幾個久未聯繫的頭像,當初立志要留在北京的女孩漂去了上海,想東山再起的大叔已經在長春開了兩家酒吧,而富二代的確在北京找到一家不錯的單位,只不過單位在北京,他本人被派去了非洲。

我替趙子健欣慰,雖然他不再是那個對別人的夢想感興趣的年輕人,北漂五年,他好歹穩穩地踏進了上升通道。

之後的日子,我們沒再見面,每次相約吃飯,不是他在外地出差,就是我在熬夜工作。一次半夜三點,我結束趕稿,給他發去微信哭訴,他立刻秒回:加油。我笑他手機長在手上了,他淡淡地回了兩個字:加班。

2019年中秋假期,我們總算相聚,他意氣風發地講起接下來的出差行程,我以為像他這樣停不下來的人,會一直留在這裡,和北京相互塑造著向上生長。沒想到第三次見面,即是離別。

事情其實向我露出過端倪。半個月前他向我打聽是否認識律師,一周後我跟他抱怨工作出現問題,他一改常態,不再鼓勵我,而是頹然地回了句‌‌「誰的北漂不這樣‌‌」。兩天前他又在朋友圈裡送書,我還以為他只是要搬家。

從趙子健家裡出來,走進飯店,他又恢復了四年前那副弔兒郎當的樣子,話題繞來繞去,就是不提究竟為何離開。我跟他說些煩惱,他也只是笑笑不搭茬。

一頓飯吃完,他翻起鍋里的烤魚,看著我說:‌‌「你知道魚什麼地方最嫩嗎?是魚鰓下面這塊肉,因為它不需要用力,從沒受過折磨。‌‌」

4

吃完飯,他提議到家附近的酒吧坐坐。他在這裡住了兩年,想來已是這家酒吧的熟客。到了店裡,他輕車熟路地跟服務員打了招呼,又要了幾瓶啤酒。喝到有些微醺,主動談起了離開的原因。

一切都來得很突然。2020年春節放假,他開了幾千公里的車回家,路上還在計划著節後的工作安排。等再開回來,面對的卻是一樁勞動仲裁。

疫情之下,公司決定裁減收益不多的部門,找借口‌‌「優化‌‌」了趙子健。他買了只錄音筆藏在兜里,一遍遍地跟hr、勞動局交涉。過程並不複雜,但事情結束後,他在家待了半個月,瘦了20斤。

我既難過又不解,不停追問他:‌‌「換個工作不就好了?也不至於就這麼離開啊。‌‌」

他嘆了口氣,晃了晃手裡的酒杯,說道:‌‌「人到了30歲,很多事情都會不一樣。我28歲前從不罵人,這兩年不知道怎麼了,總是說髒話。‌‌」

痛苦是一點點累積升級的。他說起前些年剛到北京時負債纍纍,為了還錢能沒日沒夜地拼搏,解決了欠款,又甘願為更好的生活環境付出青春。

在創業公司,他承擔著巨大的工作量,和同事去西藏出差,所有人都高反了,他自己趕完了四五個人的拍攝任務。他沒有抱怨地做著這些,以為埋頭工作就會有回報,可眼見著就快要兌現成果的時候,資本撕下笑臉,一張解聘書又讓過去兩年的努力化為烏有。

眼下他30歲,在北京卻還是沒有安定居所,連一開始賴以慰藉的工作價值感也消失殆盡。這次離職讓他覺得,北京擁有著一茬茬年輕人的青春,卻安放不下所有人的下一階段人生。許多人最終要離開,他決定讓這件事來得更早些。

聽著他的焦慮,我一根接一根地抽煙。為了身體健康,趙子健許久沒碰煙酒,見我一根接一根地抽,他掏出電子煙吸了兩口,嗆得直咳嗽。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語無倫次地勸他留下來。

趙子健聽著我絮絮叨叨,一句話就堵住了我:‌‌「你不明白,30歲了,再過幾年去應聘,我說我多能拼,誰信呢?‌‌」我才23歲,不懂他為何悲觀成這樣,但還是住了口。

北京的故事沒什麼新意,卻總是很刺激。一場疫情之後,遊戲難度加大,寫字樓里人流明顯減少,各類公司無差別地承受著影響,用裁員暫時抵禦危機,有些乾脆倒閉。許多失去工作的人,被迫退出北京。

酒吧里客人不多,鄰桌年輕的女孩叫嚷著:‌‌「我媽說我一個月掙三、四千塊錢還不如回家,我就不回去。‌‌」燈光下,趙子健眼睛紅紅的,低頭時,眼角已經有了細紋。

他給朋友打去電話,準備再組一場酒局。已經結婚的朋友無法再在深夜赴約,他笑著跟電話里的人說:‌‌「我要離開了,13號就是deadline,見我,抓緊。‌‌」

我知道再也留不住他,只告訴他:‌‌「跟你聊完,我也想收拾行李回家了‌‌」。他盯著我的眼睛,慢悠悠地說道:‌‌「你不會的。你明知道這裡有多難還是來了,這話還是等你30歲以後再說‌‌」。

臨走前,他晃晃悠悠地走去前台,把最後一點‌‌「遺產‌‌」——十幾罐貓罐頭留給了酒吧老闆。

責任編輯: 趙亮軒   來源:真實故事計劃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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