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有一個放置東德秘密警察局檔案的地方，這裡存放著當年東德的秘密情報。裡面的資料還有很多沒有修復，這個工作還需要進行幾十年。
最近剛剛讀完一本書，書名是《檔案：一部個人史》，作者加頓艾什是當代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寫作者之一，牛津大學歷史學教授，中東歐當代史專家，英國《衛報》專欄作家。
1978年正在牛津大學攻讀歷史學博士的加頓艾什，看是撰寫博士論文，題目是「納粹時期德國的文化和生活」。為了完成論文，他分別到當時的西柏林和東柏林進行考察和調研。在西柏林停留一年半後，來到東柏林洪堡大學，繼續進行資料的搜集工作，並持續了將近一年。
東德的秘密警察組織——國家安全部，也即人們熟知的「史塔西」Stasi，它被稱為「黨的矛與盾」，它的首要任務便是讓單一獨大的東德共產黨永遠執政。因此，史塔西是黨的秘密警察，它不僅是黨需要時對敵人發起進攻的武器，更是幫助黨辨識敵人、防禦敵人的利器。
被「史塔西」盯上的人，都被建立了一份「作戰性個人管制檔案」，根據東德《政治作戰工作辭典》的定義，「作戰性個人管制」為「辨識可能違反刑法、可能抱持敵意負面態度，或可能被敵人基於敵對目的而利用的人」。被辨識的目的，當然源自於對敵對勢力無所不在的「懷疑」，因此這份檔案是要回答「誰是誰」的問題。
就像給一個人畫像，必須全面、精準地展示人物的各個部位，因此，史塔西招募了大量被稱為「IM（線民）」的人，以便從各個角度直接或間接地接近被觀察者，打探被觀察者的言行，了解其活動和追蹤其行蹤等等。「史塔西」內部還有專門負責該人檔案的國安部軍官，負責聯繫「線民」，管理「線民」，對被觀察者的言行進行收集、整理、判斷、制定行動計劃、給出總結等等。
「1989年開始，IM（線民）已經成為德文的一部分，就好像SS（黨衛軍）在所有歐洲語言中，都代表著納粹主義的粗魯、暴力與野蠻獸性一樣。IM在德文中已經成為如德國共產黨獨裁一般的經常性、組織性的滲透、威嚇、通報行為，亦即成熟極權主義的一種靜默的腐敗形式。」這種腐敗又是比普通的權錢交易更加深層的腐敗，就是人際關係與社會道德的腐敗。
東德倒台之前，史塔西總計擁有9萬名全職人員，17萬IM線民，按照東德總人數計算，當時每50名東德成年人中，就有一名直接與秘密警察「史塔西」有關聯。
兩德統一後，1991年新德國出台了一項有關國安部個人檔案的規定，個人可以向政府申請調閱自己的檔案，當時即有100萬人提出申請，其中確有50萬人看到了自己的檔案。
不難想像，當人們在檔案中看到原來告密者就是自己身邊的同事、同學、鄰居、朋友、親人，乃至於最親密的伴侶時，所引起的震驚、憤怒、傷心和絕望。如一例因此而離婚的夫妻，丈夫從認識妻子的第一天起，就開始打她的小報告。星期天全家出去散步，星期一，這個丈夫就會到國安部把所有的事都匯報給個案負責人。
本書作者加頓艾什做為一名來自「西方」——英國的學生，同時又為媒體寫文章，免不了要接觸各色人等，經常在西柏林和東柏林之間穿行。於是就因一次無心的對話，以及接下來一兩次無辜的接觸，史塔西就將他加入了中央檔案，成為了一名嫌犯。
加頓艾什看到自己的檔案後，以一名歷史學家的嚴謹態度和一個媒體從業者的求實精神，不辭辛勞追蹤和採訪了檔案中涉及到的所有IM線民和國安部官員，以期從歷史的角度對特定人物進行分析和研究。本書敘事即通過這樣一條主線，讀來引入入勝又扣人心弦。
比如，檔案中有一份觀察報告，詳細記錄了他在1979年10月6日晚到東柏林觀看東德建國三十周年火炬遊行的行蹤。觀察報告顯示，從他在腓特烈大道車站的地下通關所進入東柏林土地的那一刻，就進入了觀察範圍，報告事無巨細地詳細記錄了他當晚的一舉一動，直到他通過同一地下通關所離開東柏林為止。
加頓艾什的檔案共有325頁之多，包括了來自多個IM線民第一手的觀察報告，還有來自其朋友維爾納-克雷奇牧師的檔案中與其相關的信息節錄，另外還有他在英國《旁觀者》周刊發表的文章影印件、在機場被秘密搜查時拍攝下來的他的個人筆記，甚至包括牛津導師給東德英國領事館的推薦信。
IM線民是史塔西最看重的資源，根據檔案資料，共有5名線民被史塔西利用來監督加頓艾什，從對其中幾位線民的採訪和作者查閱線民檔案，發現史塔西發展線民採用的手段無所不用，利誘、威逼、恐嚇等等。
IM「米夏拉」，是一步一步逐漸被拉進「組織」的，就好像「魚被引誘上鉤的過程」。她是一家畫廊的主任，在跟史塔西合作後，獲得了相應的特權，她可以隨意地、不受限制地出國旅行、觀展。
IM「舒爾特」是教英國文學的大學教授。因被檢舉在酒吧中行為不檢而被勒索成為IM線民。喜歡長篇大論寫毫無內容的報告，總是想方設法騙到國安部的經費，好到外地旅遊一下。
IM「史密斯」是一名英國人，在柏林洪堡大學任教，太太是東德人。國安部脅迫他，說在一本有關西方情報組織的書中發現了他的名字，要他設法證明自己無罪。為了不被驅逐出境，不離開家入，只得簽下宣誓書，保證自己將「自動自發，支持國安部的工作」。
「懷疑」和「恐懼」是共產黨體制特有的威嚇手段，生活在其中的每個人都唯恐組織對自己不信任，因此必須千方百計地設法消除體制對自己的懷疑，這也是IM線民與史塔西合作的初衷。他們必須表現出配合的態度，因而喋喋不休，將所有自認為無害的信息細節都說了出來。
但對於史塔西而言，他們卻對IM所提供的這些「自認為無害」的細節信息特別重視，那些瑣瑣碎碎、看似沒有任何重要性的信息被放在一起以後，經過分析歸納，便呈現出完整的個人細節信息，具有較大的殺傷力，而這便是整個國安部體系得以運作的原因。作者寫道：「真正令我震驚的是他們偵察自己人，並讓自己人互相偵察的部分：在那個碩大的監視、恐嚇、鎮壓的系統下，什麼『舒爾特』、『史密斯』、『米夏拉』，都只是微不足道的爪牙而已。」
因此，史塔西才是真正掌管整個系統的幕後黑手，他們可以看到所有IM線民的報告並拼湊對他們有用的細節信息，能夠在內部交換關聯人的信息，採用「打探」、「滲透」、「秘密檢查」等等特殊手段以得到所需要的一切。史塔西嚴密、精準以及滴水不漏的行事風格在作者的檔案中得以完美體現，如負責此案的軍官文特少尉不僅為檔案寫了「序言報告」和「行動計劃」，最後還寫了非常詳細的「總結報告」。
檔案中還有另一個負責此案的金策爾少尉，他根據與IM線民「米夏拉」和聯絡人「格奧爾格」的會商結果寫出了一份長達四頁的報告，報告認為線民提供的有關加頓艾什到其家中拜訪「格奧爾格」的過程情報極有「軍事作業」價值，由此判斷加頓艾什有「高度的（間諜）嫌疑」，因為他在跟「格奧爾格」聯繫時，同時動用了三道「幌子」：朋友的朋友、記者、東德文化生活的學習者。
這裡指作者用了三道「幌子」，就是指一人兼具多重身份，這本來是件很正常的事情，比如，在聯繫某人物時說是其朋友的朋友，以免被拒絕；交談開始時自我介紹是記者，以便切入話題；談話深入時說到自己是來柏林洪堡大學學習的學生，使氣氛更加輕鬆，本無可厚非。但是在史塔西的眼裡，卻成為「極有軍事作業價值」的情報，從而判斷出其人具備「高度（間諜）嫌疑」。另外，金策爾少尉寫道，他注意到「格奧爾格」可能已引起「敵方單位」的興趣，並開始懷疑「格奧爾格」。
告密、懷疑、被懷疑，這是生活在東德的IM線民的悲哀，害人害己，這大概就是報應吧。在喋喋不休告密別人的過程中，不知道哪句話就會引起史塔西的深入聯想，使自己也變成了被懷疑對像。事實上，東德倒台後，如果哪個人被發現曾是IM線民，不管其是多有名氣的政治家、學者、記者或牧師，這個人就會從此消失於公眾眼前。
一旦被史塔西盯上，後果是無法預料的，因為極權政權可以做出任何事情，給個人和家庭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如「青年布萊希特」一般無法進入大學就讀，因為他試圖搞一個反抗政府的組織；如「艾伯哈德-豪夫」一般失去工作，因為某些政治原因；如「維爾納」一般在你的孩子身上復仇，因為在他的教堂中人們可以講點實話；如「瓦姆比爾博士」一般把你關進監獄，因為傳播反國家的煽動言論，而且沒有審批就先判下你的刑期，等等。
東德共產黨還有許許多多稀奇古怪的限制，比如，未經國安部批准不能結婚；未經允許不能買房，不能出遊，不能出國，甚至連鬍子都不能蓄！還有，如果妻子的父親（甚至叔叔）加入過黨衛軍，要麼放棄妻子要麼放棄工作。
東德共產黨的管制之嚴，毫無人性，書中講述了一個「加州小子」的故事，作者在餐廳邂逅一位穿著「加州大學」T恤衫的年輕人，今年22歲，父母都居住在西柏林。1961年8月柏林圍牆一夜之間砌起來的那一晚，3歲的他，正好到東柏林的祖父、祖母家過夜。東德政府從此就不允許他離開。據估計，當時有4000多名兒童因為這個原因不能同父母相聚。他在東德被人認養、長大，現在是電車司機。有的時候，他的父親會開著發亮的奔馳汽車，帶著小禮物，從西柏林過來看他。他身上穿的加州大學T恤衫便是父親送的禮物。而一篇機密報告顯示，在1972年8月的時點東德還控制著1000名這樣的孩子。
而在作者回訪線民和國安部官員的過程中，他發現，沒有看到一個「明顯天性邪惡」的人，但是「每個人都很軟弱，任由環境塑造他們」，然而，「他們行為的總和卻是一大邪惡」。
例如，原史塔西內負責監控柏林異議分子，以及文化圈、教會和大學的柏林組組長蔡澤維斯，他承認史塔西內部有很多很不好的事情，但他更著重強調的是，他自有一套高尚行為與道德標準。他熱愛家庭、忠誠於妻子、孩子教養很好、從不看西方電視節目。作者寫道：「他明明就是一個罪惡的執行者代表，卻甚至到今天還無法承認，他忠誠服務的機構出現了結構性、系統性的錯誤。」
史塔西內部反情報活動的總負責人克雷奇將軍，不但監視西方間諜，而且也監視一般西方外交官、記者、學者、藝術家，以及西方所有可能顛覆共產主義制度的人。當作者問他，有沒有什麼事讓他個人覺得很罪惡的。「不」，他說，「我做的是我份內的事。」
原史塔西體制內的人都把責任推到別人身上。為政府工作的人說：「責任不在我們，在政黨」。為政黨賣命的人說：「問題不在我們，在國安部」。刺探國外情報的人說：「責任不在我們，在他們」。跟他們談，他們又說：「責任不在我們組，責任在XX組」。而跟XX組的蔡澤維斯談，他卻說：「與我無關」。
更有甚者，史塔西內部II/9組長考爾富斯，認為國家安全部，正如其名，賦予普通人安全感。大部分人感謝那份安全感，而且並不介意犧牲一點點的自由，以交換那份安全感。
這不禁讓我們想起阿倫特的「平庸之惡」，徹底放棄思考的權力後，讓制度之思想代替了個人的思考，他們的藉口是，自己只是在「做自己分內的事」，「責任不在我，與我無關」，甚至認為史塔西體制「給人們帶來安全感」。
就目前所知，東德共產黨的秘密警察組織是最廣泛、最嚴密、最滴水不漏的了，因為即使納粹與其相比也遜色不少，更不用談西方國家如英國的情報組織了。
但新德國則是現代民主國家中，最大量將過去極權統治中的資料暴露於民眾眼前的政府了。兩德統一後的新德國在對共產主義制度反思和反省方面做得比較好，包括舉行公開審判、進行體制內肅清、組織委員會等等，尤其是系統性開放「史塔西」檔案，讓每一個想知道自己如何被害或者是如何害別人的人都能查閱自己的檔案。
更加意味深長的是，目前提供給民眾查閱檔案的「高克機構」正是原來的史塔西總部，檔案還是原來的檔案，只是其用途已經發生改變，過去是史塔西用來瘋狂掌控每個人思想行為的手段，現在已變成讓每個國民用來反思過去的反面教材。現在的高克機構被稱為「國家真相部」，了解真相才能分辨善惡，只有真相永存，人們才能不再回到那個「國家恐怖部」的時代。而不久的將來，類似的改變也會在中國大地出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