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律師王全璋披露他在審訊過程中遭受的酷刑。時評人長平認為，控訴酷刑是人的第一權利，無法隨著」政治權利」而被剝奪。
5月31日，香港的羅冠聰先生約我做臉書訪談直播，問到中國以國安法罪名施加於異議人士的迫害，我特別強調說，人所共知的酷刑已經令人觸目驚心，但是說出來的只是少數，無法言說者占大多數。當時我心裡想到了剛剛出獄的王全璋律師，但是我沒有說出來。和很多我知道經歷過酷刑的受迫害者一樣，如果他們選擇沉默，我無法替他們說出來。我為此感到難過，更深知他們承受著人們難以想像的痛苦。
所有被拘捕和審訊的異議人士都會遭受酷刑。道理不難理解：即便按照中國法律，他們也沒有犯罪。僅僅在發表反對言論的階段，中共就不能容忍；很少有人有機會去發展政治組織，或者策劃暴力革命。要想讓一個根本沒有犯罪的人承認自己有罪，沒有肉體或者精神的酷刑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何況他們面對的是勇敢而堅毅的正義之士。
王全璋也不例外。作為」709″迫害人權律師系列案中最後一位受審者，沒有人懷疑長時間抵抗的他遭受酷刑；何況在長達四年的拘押中被拒絕與家人和律師見面，本身就是一種酷刑，讓所謂的審訊和判決顯得無比荒謬。
「像編好程序的呆滯的木頭人」
酷刑之後必然伴隨著不准說出酷刑的威脅。王全璋妻子李文足女士偕同她的朋友們進行了長期的勇敢抗爭，終於在2019年6月28日見到了獄中的王全璋。但是，她沒有想到，王全璋見到四年未見的妻子、兒子和姐姐，更多的表情卻是冷漠和焦躁」像編好程序的呆滯的木頭人」。他還高聲對她說：」我很好！監獄對我很好！不是你們想的那樣！！」
為此，我在評論中寫道：」不是你們想的那樣！！」是的，比你們想像的更加殘忍。讓這樣一位律師成為一個冷漠、麻木、聲稱監獄很好、責怪妻子抗爭的人， 中共當局向全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兇殘。正如建政七十年來反覆呈現的那樣，他們不滿足於消滅異議者的肉體，還要改造他們的靈魂。
在剛剛出獄的一次採訪中，德國之聲記者希望他分享一些被關押時的細節，他回答說：」我總共被關押在四個不同的監獄與兩個不明的地點，但我其實更希望外界能把焦點放在我整個案件的辦案邏輯上……」整個案件的辦案邏輯當然十分重要，正如王全璋所說：我的案件基本上就是一個任意定罪跟任意量刑的問題。他們先後給我找了兩個罪名，先是說我」尋釁滋事」，最後他們以」顛覆國家政權罪」來指控我。
控訴酷刑是現代社會實現司法正義的前提
與此同時，我想，王全璋律師還沒有做好說出遭受酷刑的準備，甚至可能永遠不說出來。但是，顯然他並不甘心。他對媒體說，他目前仍處於被剝奪政治權利的狀態。」官方不斷堅持接受採訪是政治權利，他們不願我接受採訪」，」對於他們的說法，我感到非常的牴觸但同時也謹慎的看待。我一直認為言論權不該屬於政治權利，而是該屬於基本人權」。
我完全同意王全璋律師的看法，言論權是任何人最基本的權利，是人的」第一權利」。但是，我還要指出的是，一個人遭受酷刑要說出來，更是先於一切的權利，不可能隨著」政治權利」而被剝奪。就跟劇烈的疼痛讓人嚎叫一樣，它是一種基本的生理反應和心理需求。控訴酷刑是現代社會實現司法正義的前提。
2020年6月19日，王全璋接受日本媒體共同社的專訪，首度披露他在審訊過程中遭受的酷刑。王全璋受訪過程中一度聲淚俱下，將他被關押在天津的地點形容為」酷刑的溫床」。他說他曾經被」當做豬一樣的」按壓到地上；被連續掌摑好幾個小時，最終被迫簽署口供，文件中稱他承認自己接受外國資金試圖顛覆國家；被要求高舉雙手站立15個小時，虛弱到連要站立幾分鐘都十分困難。
我們要感謝王全璋律師的勇敢和執著，他仍然在為人權事業而抗爭。說出罪惡是實現正義的第一步。同時我想要再次強調，罪惡不僅在於它發生了，而且在於它每天重複地發生。在幅員遼闊的中國大地，無數的看守所、審訊室、監獄、勞改農場和黑監獄裡，時時刻刻都在發生酷刑。
這也正是很多人終身在黑暗中掙扎、無法說出自己曾經遭受酷刑的原因之一。受害者得到的關注和支持還遠遠不夠，施害的體制和個人不僅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而且還在擴散他們的淫威，正在將香港人也納入任意實施酷刑的範圍。
長平是中國資深媒體人、時事評論作家，現居德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