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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曉康:中共國真是一個精神病盲大國(附:兒子的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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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燁之死:天才神話下的性別暴力

顧城從肉體上消滅了謝燁,後人從輿論上抹去她。

【蘇曉康按:張淑伶貼了這篇謝燁,我轉給一些朋友,也覺得未見文字談顧城的心理疾病中國真是一個精神病盲大國,從領袖到名人,不知凡幾。然後我才想起,多年前我在哪裡寫過一句「小木耳」,找出才知道在這裡,《離魂歷劫自序》中的一節,我丟了一個兒子。】

兒子的墳

那個冬天之後的春天裡,我帶著蘇單驅車從醫院去大學圖書館給他借書。他突然說:

「你說為什麼有那麼多小Baby?」

「哪裡?」

「那個教堂旁邊,你看,那麼多很小很小的碑。」

「……」我朝右邊匆匆掃了一眼,一塊在美國小鎮裡常見的那種墓地,很觸目的矗立著許多精緻的小墓碑,可我立刻很驚訝蘇單居然知道那是Baby的……!一剎那間,我便想起一些小生命來,如我失去的那個兒子、顧城殺妻後遺留在島上的那個小木耳……。

我同傅莉結婚第二年,她便有了身孕。我們那時並不急於想要孩子,尤其她剛剛畢業,極想乾兒科,卻未遂願,心裡很不甘,還在四處奔走。懷孕起初幾個月她沒事人似的,只是嘴很刁,聞到鄰居燉肉的香味,饞得出奇,我去一問,才知道人家燉的是野兔肉,她央求我去討一點來給她嘗嘗,我說你不怕生個孩子是兔唇?她說顧不得啦。

五、六個月光景,她腰身顯出來了,竟是大得異常,上了公共汽車,人家給她讓座位,她居然坐不進去身子。我們這才有些犯疑,去看了產科,醫生聽聽胎心音,也未覺異常。過幾日醫生忽說聽不到了,再去又聽到了,這就怪了,建議作透視檢查。

我至今記得那一天。中午回家吃飯,進門傅莉就撲上來摟住我:

「你猜,是怎麼回事?一對兒。」

「什麼一對兒?」

雙胞胎!」

怪不得肚子大,我想。我也未覺太驚奇,因為這可能是我母系方面的遺傳因素,我媽媽的妹妹,即我的三姨就有一對雙生女兒。傅莉則認真準備起來,由她的姊妹們幫忙,嬰兒服、小被小褥,都是成雙成套的,我至今還記得她們選的那種紅白相間的淡雅碎花布料。

臨近分娩,又照了X光片,我看到那張底片上,兩個碩大的頭顱,都是朝下的,那彷佛是他們來到人世的第一張合影。傅莉終於進醫院了,就是她實習過的那家省人民醫院,好像有預感似的,她進去立即聲明:我已經二十九歲,頭胎就是雙胎,我生不下來的,請給我剖腹產。可是那位產科醫生就是不理睬她,硬說她怕疼,逼她自然分娩。

她被數度推進產房,又推出來。我在走廊里也可以聽到她憤怒的責罵,但沒人理她。她看見我時,哭著叫:「蘇曉康,別聽他們的,趕快找人去,孩子要給誤啦……。」

傅莉真是孤苦無援。我被擋在產房外面,無計可施,但最要命的是,當時我絲毫沒有劫難臨頭之感,像是目睹一個不相識的產婦在難產。直到那天——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七日——黃昏,護士發現破水了,傅莉媽媽趕來,請了一位退休的老助產師,才立即將傅莉送進手術室。

……我坐在手術室外的台階上等著,見那門開了,兩個護士一前一後走過來,兩人懷裡各抱著一個包袱,走在前面的那位,還低頭瞅著包袱里的嬰兒;後面那位,則是兩眼直視前方,彷佛並沒有什麼在手中似的。我一迎上去便接獲了噩耗;那護士微微躲閃了一下手中的包袱,冰冷的說:「只成了一個。」我只覺雙腿一軟,癱在台階上。

當傅莉和兩個孩子陷於生死關頭時,我是在局外渾然不覺的。我對他們那場生死搏鬥無動於衷。直到死亡已經被判定,我才開始痛苦。我彷佛永遠是一個只會吃後悔藥的人。災難前的麻木與災難後的痛徹,總要加倍撕裂我。

那一個窒息了。剩下的這個,按出生順序是弟弟。悽然於他與哥哥一道生而為人卻孤單一人出世,取名蘇單;卻常常被人誤寫為「蘇丹」,好像我們生了一個王子似的。

此刻我對活著的這一個說:死後有一塊碑也不容易,你哥哥就沒有。

「他在哪裡,現在?」

我第一次跟他講了埋他哥哥的事。

只有我見過那個兒子。十三年前,在婦產科的護士站,我進去的時候,他已經躺在角落的一個紙盒子裡,度過他出生後第一個孤零零的夜晚。一個護士搬過來那紙盒,打開,露出赤條條一個胎兒,他連包裹一絲布巾的權利都沒有;雖然他媽媽已經為他準備好嬰兒服和那紅白相間的碎花布被褥。他很健壯,整整五磅重,同他的弟弟一絲不差,黝黑的頭髮覆在額頭上,鬢角幾乎拖到腮部,濕漉漉的,像是昨晚生死關頭曾拼得滿頭大汗,一夜都沒幹透。我伸手觸碰了一下那鬢角,軟軟的,卻沒有勇氣去抱這一絲不掛的兒子。

幾分鐘後,我拎著這個紙盒,裡面盛著他小小的遺體,站在醫院大門口的時候,手裡感覺到那個體重的份量好像還是有生命的,心裡卻是一種無比的孤單:哪裡有一寸土地可以埋他呢?若不埋了他,照婦產科護士說的處理方式,是交給清潔工當垃圾扔了,或拿去作解剖用——那是中國大陸實行「一胎化」政策以後的通常現象,無數沒有生育指標的產婦,會被強迫引產,流下來的胎兒都是這種結局。「我是不忍心,才告訴你……,瞧這孩子多好。」那護士剛才遞給我紙盒時,悄悄對我說。

我的一個朋友趕來,他的意見是:埋兒子在一個你知道的地方,乃是日後無窮盡的痛苦。

「為什麼?應該知道才對呀,像那個教堂邊的小碑……。」蘇單說。

我沒有辦法向他解釋清楚中國是沒有教堂的,雖然這種解釋很勉強;我也對他說不清中國如今已是一個沒有埋遺體之地的國度。我只告訴他,那天我和朋友一道,拎著那個紙盒,朝醫院北面的郊區走去,走了很久,終於遇到一群農民。聽我們講了來意之後,一位老者站出來,說:

「雙生是嗎?那埋法是有講究的,要放一根小木棍兒在他身旁……。」

「為什麼?」我那朋友問。

「他一個人在地底下會孤單的,有個伴兒嘛,活著的那個也就不惦著他兄弟了。聽我的,沒錯。」

我哭著把身上能掏出來的錢都給了他,放下紙盒,走了。

「他們肯定埋了我哥,你怎麼知道呢?」而今蘇單的邏輯完全是美國式的,似乎覺得我做得並不妥。

「他會在哪裡呢,你覺得?」我問。

「我覺得他還活著。我的感覺上他存在著。」蘇單說。

他倆是單卵雙胎,不僅長相一模一樣,或許互相有神秘的心理感應也未可知。然而對於我來說,這個兒子一直還在世上,只是不知道他在哪裡是我同他分手時留下的一個無盡的遺憾。這遺憾存留在心底有時會是對一個生命牽掛的某種溫馨,有時又是不敢戀棧於此情之中的另一種隱痛。無緣跟他同享天倫之樂的苦楚,恰好是靠這幻覺似的可遇不可求來代嘗著的。他離去的很多年裡,我騎著自行車,朝著那醫院北方的農村,神情恍惚地不知跑了多少趟。我有時覺得總能找到一個小小的墳頭,在那下面埋著我的這個兒子;有時卻希望晨曦里偶遇路旁在塵埃里拾牛糞的一個村童就是他……。

一九八五年我調到北京工作,要離開河南了。蘇單已經四歲,傅莉要我帶他一道走,到北京送幼兒園。

臨走前的一個早晨,我又獨自悄悄走了一趟那尋覓兒子的郊區小路,是去同他告別的。我同這片中州古地的關係,只剩下這一絲是永遠切不斷的,日後只有魂系夢中了……。兩年後我寫了《河殤》。鬧過這場軒然大波很久之後,才忽然想起,用《河殤》這個片名時,我竟壓根兒沒有想到我那沒墳的兒子,而我對「殤」字的解釋,從來只用一義:夭折而未進祖墳的孩子。

責任編輯: 李廣松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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