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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燁之死：天才神話下的性別暴力
顧城從肉體上消滅了謝燁，後人從輿論上抹去她。
【蘇曉康按：張淑伶貼了這篇謝燁，我轉給一些朋友，也覺得未見文字談顧城的心理疾病，中國真是一個精神病盲大國，從領袖到名人，不知凡幾。然後我才想起，多年前我在哪裡寫過一句「小木耳」，找出才知道在這裡，《離魂歷劫自序》中的一節，我丟了一個兒子。】
兒子的墳
那個冬天之後的春天裡，我帶著蘇單驅車從醫院去大學圖書館給他借書。他突然說：
「你說為什麼有那麼多小Baby？」
「哪裡？」
「那個教堂旁邊，你看，那麼多很小很小的碑。」
「……」我朝右邊匆匆掃了一眼，一塊在美國小鎮裡常見的那種墓地，很觸目的矗立著許多精緻的小墓碑，可我立刻很驚訝蘇單居然知道那是Baby的……！一剎那間，我便想起一些小生命來，如我失去的那個兒子、顧城殺妻後遺留在島上的那個小木耳……。
我同傅莉結婚第二年，她便有了身孕。我們那時並不急於想要孩子，尤其她剛剛畢業，極想乾兒科，卻未遂願，心裡很不甘，還在四處奔走。懷孕起初幾個月她沒事人似的，只是嘴很刁，聞到鄰居燉肉的香味，饞得出奇，我去一問，才知道人家燉的是野兔肉，她央求我去討一點來給她嘗嘗，我說你不怕生個孩子是兔唇？她說顧不得啦。
五、六個月光景，她腰身顯出來了，竟是大得異常，上了公共汽車，人家給她讓座位，她居然坐不進去身子。我們這才有些犯疑，去看了產科，醫生聽聽胎心音，也未覺異常。過幾日醫生忽說聽不到了，再去又聽到了，這就怪了，建議作透視檢查。
我至今記得那一天。中午回家吃飯，進門傅莉就撲上來摟住我：
「你猜，是怎麼回事？一對兒。」
「什麼一對兒？」
「雙胞胎！」
怪不得肚子大，我想。我也未覺太驚奇，因為這可能是我母系方面的遺傳因素，我媽媽的妹妹，即我的三姨就有一對雙生女兒。傅莉則認真準備起來，由她的姊妹們幫忙，嬰兒服、小被小褥，都是成雙成套的，我至今還記得她們選的那種紅白相間的淡雅碎花布料。
臨近分娩，又照了X光片，我看到那張底片上，兩個碩大的頭顱，都是朝下的，那彷佛是他們來到人世的第一張合影。傅莉終於進醫院了，就是她實習過的那家省人民醫院，好像有預感似的，她進去立即聲明：我已經二十九歲，頭胎就是雙胎，我生不下來的，請給我剖腹產。可是那位產科醫生就是不理睬她，硬說她怕疼，逼她自然分娩。
她被數度推進產房，又推出來。我在走廊里也可以聽到她憤怒的責罵，但沒人理她。她看見我時，哭著叫：「蘇曉康，別聽他們的，趕快找人去，孩子要給誤啦……。」
傅莉真是孤苦無援。我被擋在產房外面，無計可施，但最要命的是，當時我絲毫沒有劫難臨頭之感，像是目睹一個不相識的產婦在難產。直到那天——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七日——黃昏，護士發現破水了，傅莉媽媽趕來，請了一位退休的老助產師，才立即將傅莉送進手術室。
……我坐在手術室外的台階上等著，見那門開了，兩個護士一前一後走過來，兩人懷裡各抱著一個包袱，走在前面的那位，還低頭瞅著包袱里的嬰兒；後面那位，則是兩眼直視前方，彷佛並沒有什麼在手中似的。我一迎上去便接獲了噩耗；那護士微微躲閃了一下手中的包袱，冰冷的說：「只成了一個。」我只覺雙腿一軟，癱在台階上。
當傅莉和兩個孩子陷於生死關頭時，我是在局外渾然不覺的。我對他們那場生死搏鬥無動於衷。直到死亡已經被判定，我才開始痛苦。我彷佛永遠是一個只會吃後悔藥的人。災難前的麻木與災難後的痛徹，總要加倍撕裂我。
那一個窒息了。剩下的這個，按出生順序是弟弟。悽然於他與哥哥一道生而為人卻孤單一人出世，取名蘇單；卻常常被人誤寫為「蘇丹」，好像我們生了一個王子似的。
此刻我對活著的這一個說：死後有一塊碑也不容易，你哥哥就沒有。
「他在哪裡，現在？」
我第一次跟他講了埋他哥哥的事。
只有我見過那個兒子。十三年前，在婦產科的護士站，我進去的時候，他已經躺在角落的一個紙盒子裡，度過他出生後第一個孤零零的夜晚。一個護士搬過來那紙盒，打開，露出赤條條一個胎兒，他連包裹一絲布巾的權利都沒有；雖然他媽媽已經為他準備好嬰兒服和那紅白相間的碎花布被褥。他很健壯，整整五磅重，同他的弟弟一絲不差，黝黑的頭髮覆在額頭上，鬢角幾乎拖到腮部，濕漉漉的，像是昨晚生死關頭曾拼得滿頭大汗，一夜都沒幹透。我伸手觸碰了一下那鬢角，軟軟的，卻沒有勇氣去抱這一絲不掛的兒子。
幾分鐘後，我拎著這個紙盒，裡面盛著他小小的遺體，站在醫院大門口的時候，手裡感覺到那個體重的份量好像還是有生命的，心裡卻是一種無比的孤單：哪裡有一寸土地可以埋他呢？若不埋了他，照婦產科護士說的處理方式，是交給清潔工當垃圾扔了，或拿去作解剖用——那是中國大陸實行「一胎化」政策以後的通常現象，無數沒有生育指標的產婦，會被強迫引產，流下來的胎兒都是這種結局。「我是不忍心，才告訴你……，瞧這孩子多好。」那護士剛才遞給我紙盒時，悄悄對我說。
我的一個朋友趕來，他的意見是：埋兒子在一個你知道的地方，乃是日後無窮盡的痛苦。
「為什麼？應該知道才對呀，像那個教堂邊的小碑……。」蘇單說。
我沒有辦法向他解釋清楚中國是沒有教堂的，雖然這種解釋很勉強；我也對他說不清中國如今已是一個沒有埋遺體之地的國度。我只告訴他，那天我和朋友一道，拎著那個紙盒，朝醫院北面的郊區走去，走了很久，終於遇到一群農民。聽我們講了來意之後，一位老者站出來，說：
「雙生是嗎？那埋法是有講究的，要放一根小木棍兒在他身旁……。」
「為什麼？」我那朋友問。
「他一個人在地底下會孤單的，有個伴兒嘛，活著的那個也就不惦著他兄弟了。聽我的，沒錯。」
我哭著把身上能掏出來的錢都給了他，放下紙盒，走了。
「他們肯定埋了我哥，你怎麼知道呢？」而今蘇單的邏輯完全是美國式的，似乎覺得我做得並不妥。
「他會在哪裡呢，你覺得？」我問。
「我覺得他還活著。我的感覺上他存在著。」蘇單說。
他倆是單卵雙胎，不僅長相一模一樣，或許互相有神秘的心理感應也未可知。然而對於我來說，這個兒子一直還在世上，只是不知道他在哪裡是我同他分手時留下的一個無盡的遺憾。這遺憾存留在心底有時會是對一個生命牽掛的某種溫馨，有時又是不敢戀棧於此情之中的另一種隱痛。無緣跟他同享天倫之樂的苦楚，恰好是靠這幻覺似的可遇不可求來代嘗著的。他離去的很多年裡，我騎著自行車，朝著那醫院北方的農村，神情恍惚地不知跑了多少趟。我有時覺得總能找到一個小小的墳頭，在那下面埋著我的這個兒子；有時卻希望晨曦里偶遇路旁在塵埃里拾牛糞的一個村童就是他……。
一九八五年我調到北京工作，要離開河南了。蘇單已經四歲，傅莉要我帶他一道走，到北京送幼兒園。
臨走前的一個早晨，我又獨自悄悄走了一趟那尋覓兒子的郊區小路，是去同他告別的。我同這片中州古地的關係，只剩下這一絲是永遠切不斷的，日後只有魂系夢中了……。兩年後我寫了《河殤》。鬧過這場軒然大波很久之後，才忽然想起，用《河殤》這個片名時，我竟壓根兒沒有想到我那沒墳的兒子，而我對「殤」字的解釋，從來只用一義：夭折而未進祖墳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