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四五規劃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
中共決定把創新置於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這看上去很好。但是，把創新列入國家規劃，這就大可推敲了。因為創新和國家規劃二者之間是有矛盾的。
真正的創新，按定義就是不可規劃的。規劃是用來規定未來的活動的，但未來的活動總是會產生許多原先預見不到的變化，尤其是發明創造。發明創造按定義就不是預先可以知道的，你能預見到一位科學家明天會創造發明什麼新理論新技術嗎？如果你今天就準確地預見到了這位科學家明天創造發明的東西，這個東西就不是那個科學家明天創造發明的，而成了你自己今天創造發明的了。
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匡迪在2016年的一次講演中提出：顛覆性技術創新在目前制度下是難以實現的。顛覆性技術這一概念最早由美國哈佛商學院教授克萊頓·克里斯滕森提出，它被定義為一種另闢蹊徑、會對已有傳統或主流技術產生顛覆性效果的技術。根據克里斯滕森的定義，顛覆性技術能夠打破現狀，改變人們的生活、工作方式，重新配置價值體系，並引領全新的產品和服務。與其他技術不同的是，顛覆性技術將造成利潤空間轉移和產業結構調整，導致傳統企業被新興企業所取代。顛覆性技術創新本身的特點就決定了：在新想法、新技術剛剛出頭的時候，大多數人一般都不看好、不贊同，甚至無法理解。而中國現有的重大科研項目都是搞專家評審制，專家們坐在一起評審、投票，最終的結果，往往是把真正具有創新想法的項目給投沒了。
上個世紀60年代，美國科學史家托馬斯.庫恩推出《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庫恩批評了傳統的科學的累積觀點。按照這種觀點，科學的發展只是已被認識了的東西的逐漸的、連續不斷的增長，好象是一塊接一塊的積木逐漸壘成的一面筆直的牆。實質上這種立場只承認科學的增長，不承認科學的革命。庫恩認為，科學的發展並不是新知識在舊知識上的平穩的逐漸累積，而是通過周期性的根本變化和主要觀念的更替來實現的，也就是經過周期性發生的科學革命來實現的。
無論是庫恩的科學革命，還是克里斯滕森的顛覆性技術創新，其特點都是不可預見；不可預見的事情自然也就不可能預先列入國家規劃。
不錯，中國利用舉國體制，集中力量辦大事，在科學技術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認真考察便可發現，這些成就多半屬於抄作業，多半是發揮後發優勢，其間有改進有擴充，有博採眾家，更上層樓，但是缺少真正的創新。道理很簡單，一個能夠讓相當一批官員和專家們首肯的創新，必然是已經「新」得很久了，已經不算「新」、更談不上「創」了。這正是舉國體制、計劃經濟的致命短板。
徐匡迪呼籲，「對顛覆性創新的意願應給予寬容、理解與支持。」徐匡迪說，可能對未來產生影響的顛覆性創新技術，需要建立以市場為主導的機制，需要戰略眼光以及風險投資機構的支持。在習近平擠壓市場經濟、回歸計劃經濟的今天，徐匡迪的呼籲能起多大作用，令人懷疑。更何況，「對顛覆性創新的意願給予寬容、理解與支持」，絕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它還是一個社會問題、政治問題。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