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緻計算的假善人】《紐時》以「如果這個世界上多一些馬友友「為題，把他吹為西方文化偶像：溫文爾雅、世界公民、用琴聲跨越國界、構建文化絲綢之路、在疫情接種點拉大提琴治癒人、推動美國民主重建等等。
我相信馬友友是個優秀的音樂家，也做了不少善事，但我從來沒有看到他為遭受中共黨國殘暴迫害的人發聲。他可以在絲路項目里大談中亞文化、新疆十二木卡姆的音樂美感，但當這片土地上的維吾爾人、哈薩克人被成批送進再教育集中營、清真寺被夷平、維吾爾知識分子與音樂家（如著名的熱瓦普大師阿不都日衣木·艾衣提）遭受拘禁和迫害時，他的大提琴里聽不到半點抗議的聲音。
作為華人移民，當千百青年學子在天安門廣場被屠殺、劉曉波在獄中受折磨至死、高智晟杳無音信、無數異見人士和香港年輕人身陷囹圄時，馬友友這類和黨國有經濟利益的名流同樣選擇熟視無睹、保持沉默，客觀上為極權背書，粉飾太平，向國際社會傳遞一種極其危險的虛假信號——「中國情況很好、新疆也沒有那麼糟糕，你看馬友友不還在那兒拉琴嗎？」
這樣的假善人不要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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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中文網 X
@nytchinese·22h
馬友友是當今在世最著名的音樂家之一，但他的影響力不僅來自於音樂。在一個更願意獎勵犬儒主義的時代，他是一位真誠投入的人文主義者。「我希望，」他說，「我會一直保持好奇，直到死去。」如果我們以他為榜樣，會怎樣？https://cn.nytimes.com/culture/20260904/yo-yo-ma-profile/?utm_source=tw-nytimeschinese&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cur
附：
如果這個世界上多一些馬友友
JOSHUA BARONE
2026年9月4日
「如果我們有九到十個馬友友，世界會大不一樣，」鋼琴家、馬友友的長期朋友和合作者埃馬紐埃爾·艾克斯說。
「如果我們有九到十個馬友友，世界會大不一樣，」鋼琴家、馬友友的長期朋友和合作者埃馬紐埃爾·艾克斯說。
採訪馬友友並非易事。但不是因為他是當今在世最著名的音樂家之一，也不是因為他從七歲起就為世界領導人演奏大提琴，更不是因為他會用長長的故事而不是口水話來回答問題。真正的挑戰在於，他更願意談論你。
「沒有人是無趣的，」最近在丹佛演出期間下榻的酒店接受採訪時，他這樣解釋道。前一晚，他在紅岩劇場與科羅拉多交響樂團合作，為數千名觀眾演奏了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協奏曲，演繹生動而富有新意。我被派去報導他70歲的人生以及他如何調和年齡與永不停歇的雄心，所以本能地想把話題拉回他身上。但我很快明白了前總統貝拉克·歐巴馬當年評價馬友友時那句話的含義：「你每問他一個問題，他會回問你兩個。」
如果馬友友不是對所有人都這樣，他的說話方式可能看起來會像迴避或裝謙虛。「這是裝不出來的，」作曲家安傑莉卡·內格龍說。在紅岩劇場音樂會之前，我整個演出季都跟著他：去獨奏會、協奏曲首演，去遠離任何音樂廳、與音樂關係不大的活動。無論是見到同行藝術家、樂迷還是社區組織者，他都專注而好奇，願意為了解一個人而暫時放下手頭的工作。
馬友友與科羅拉多交響樂團在丹佛附近的紅岩劇場。
馬友友與科羅拉多交響樂團在丹佛附近的紅岩劇場。 Amanda Tipton
在一個更願意獎勵犬儒主義的時代，他是一位真誠投入的人文主義者。他把人看作一個生態系統，人與人之間以及與大自然之間都深度相連，儘管這個時代的算法正把我們推入回聲室。他談論移民或教育時，避開當今盛行的粗暴、極化修辭，巧妙地將這些話題視為倫理問題而非政治問題。
如果我們以他為榜樣，會怎樣？
「在別人身上我會去尋找行為模型，」馬友友的密友史蒂芬·科爾伯特說。「他的立場是超然的；他的行為卻不是。」
而且，馬友友的為人方式正通過他的組織Sound Postings越來越多地融入他的公共工作。他幾乎每站巡演都會安排某種社區項目，比如在芝加哥關於槍枝暴力的對話，或西維吉尼亞州的農場晚宴。他啟動了長達數年的項目，可能把他帶到國家公園，或黎巴嫩的某家夜總會。當他向觀眾講話時，他把對時間和記憶的驚奇感與對未來的擔憂交織在一起，尤其是在環境問題上。
由於他的身份，也許人們會聽得進去。「如果他付出了這麼多努力，」歷史學家希瑟·考克斯·理查森說，「我們怎麼能做得比他少？」
到如今，馬友友的卓越和名望已是公認的事實。這位音樂家出生於法國，父母是中國移民，七歲訪美時便給大提琴大師帕布羅·卡薩爾斯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久之後，他就在倫納德·伯恩斯坦主持的音樂會上為約翰·F·甘迺迪總統演出。此後，他在電視上與埃爾莫和羅傑斯先生同台，賣出了數百萬張專輯，收穫了滿架的葛萊美獎，並從歐巴馬手中接過了總統自由勳章。
「但關於馬友友最令人稱奇的也許就是，」歐巴馬曾說，「每個人都喜歡他。」
你完全可以想像一個截然不同的馬友友：一個在音樂學校修道院般環境中長大的神童，仍然是明星，卻不太擅長與人交往。然而，卡薩爾斯告訴他要出去打棒球。「我不認為他是星探，」馬友友說，「但我認為言下之意是，『去過一種充實的生活。』」
最終留在美國的馬友友也深受移民身份的塑造。「移民的一個特點就是，他們總是在努力理解一個新地方，」他說。「現在我到處旅行，我身上移民的那部分總在想，我希望你把我隨便扔到什麼地方，就像『尋找沃爾多』的遊戲一樣，我都能找到辦法做一些有目的、有意義的事。」
15歲時，他在茱莉亞學院學習，在自助餐廳認識了鋼琴家伊曼紐爾·艾克斯，兩人從此成為終身朋友和音樂夥伴。（「我會說，發生在我身上最幸運的兩件事，就是遇見我妻子和遇見馬友友，」艾克斯說。）那段時間，馬友友不確定世界是否還需要另一個大提琴家。他會準備一套獨奏曲目，然後在音樂會上演奏，演到一半卻發現自己感到無聊。
馬友友，攝於科羅拉多。「我從來不覺得取得什麼成就能帶來什麼，頂多給你一瞬間的快感。」
「我們生活在一個人們總說『我必須有成就、成就、成就』的世界裡，」馬友友說。「但我從來不覺得取得什麼成就能帶來什麼，頂多給你一瞬間的快感。」
馬友友奉行卡薩爾斯的格言：「我首先把自己看作一個人，其次才是音樂家，第三才是大提琴家。」因此他選擇不全職學習音樂，而是在哈佛大學拿到了人類學學士學位。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從未離開過這個領域。帶著一個快樂業餘愛好者的熱情，他將自己對人類的興趣投入到各種項目中：比如現在名為「絲綢之路」的合奏團，這是多元文化盛行的90年代留下的持久遺產；把巴赫介紹給世界各地陌生人的巴赫計劃；以及較新的戶外項目「我們的共同自然」，旨在把人們聚在一起。
「他求知若渴，」Sound Postings的創意製作人索菲·沙克爾頓說。「他對來自不同背景和學科的人從不妄加評判，他喜歡努力去理解他們。」
正因如此，馬友友的音樂會從來不只是音樂會。即使像去年秋天他在波士頓交響樂廳演奏全套巴赫大提琴組曲這樣常規的演出也會延伸到外面的世界。演出被同步直播到波士頓附近乃至麻薩諸塞州各地的公共圖書館。在沃特敦，放映室座無虛席，等候名單上還有近500人，人們帶著咖啡館的餅乾和蘋果酒聚在一起，還參觀了樓上的一個展覽。一位母親稱這一切為「一份禮物」。
典型的馬友友巡演站包括一個或幾個活動，旨在把當地社區中原本可能不會相遇（即使他們有共同的興趣）的成員聚在一起。活動通常有一些音樂，但主要是人們分享故事和想法。過去，這些活動與他的演出同時穿插安排；現在，它們由Sound Postings管理，其五人團隊全部由非音樂家組成。
「我喜歡這樣，」馬友友說，「因為我為之演奏的大多數觀眾都不是音樂家。」
「我為之演奏的大多數觀眾都不是音樂家，」馬友友說。
「對於任何器樂演奏家來說，過了70歲就是碰運氣，」正準備從紐約愛樂樂團首席大提琴手的職位上退休的卡特·布雷今年對《劇目》雜誌說。馬友友每一次走音都會被女兒一通調侃，而他在丹佛還對德沃夏克協奏曲的弓法和速度做了調整。但他也說，如今他的演奏「更高效，也更有音樂性」。
但為什麼在一個音樂家們逐漸淡出職業生涯的年紀，他卻在擴大自己的影響範圍？儘管演出日程排得滿滿當當，馬友友有個常講的笑話，說他退休了，而且「退休了，你就只做自己想做的事」。事實是，他的大腦也許天生就不適合安逸的生活。「我希望，」他說，「我會一直保持好奇，直到死去。」
歷史學家理查森最近作為馬友友「我們人民」音樂節的一部分現身坦格爾伍德，她推測馬友友「即使沒有人聽也會演奏，即使聽眾只有三年級學生，他也會為他們演奏」。艾克斯把兩人的合作描述為一種無盡的探索，他說：「我們演奏貝多芬奏鳴曲快50年了，我們仍然每次都在尋找不同的演繹方式。」
不過，馬友友向世界輸出的遠不止音樂，還有可供學習的榜樣。「他正試圖重振美國民主，並以一種更健康、更全面的方式推動它向前發展，」理查森說。但她也承認這是一項巨大的責任；作為公眾人物，她知道處在他這個位置的人永遠不能發怒或貶低他人。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必須「選擇我們本性中善良的天使」。
他也有批評者，而且他的音樂之外的工作在某些方面可能看起來像是多元文化主義黃金時代的一個盲目樂觀的遺蹟。他的社區項目有時會引發當地人的不滿，但他們通常在見到他本人之後改變想法。他能做的也有局限。他畢竟只是一個人，無法對每個人和每個地方都給予全部關注。（沙克爾頓說，Sound Postings花了大量時間努力確保他的訪問產生持久影響。）
「這實際上是發展克隆技術的最佳理由，」艾克斯說。「如果我們有九到十個馬友友，世界會大不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