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天下雜誌
新年伊始，美國《國家評論》雜誌在其網站上發表了一篇評論文章，對中國共產黨的「專制資本主義」從其發展到如今對西方政府和公司的滲透和影響做了一個比較全面的刨析，並警醒西方社會要對中共模式的資本主義即將產生的巨大負面影響做好準備。
中共實施的所謂自由經濟並未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
文章開始就明確地指出，雖然專制的中國共產黨與資本主義格格不入，但中共深刻了解一個事實，就是富裕和安全的資本家是專制政權的天敵。在中共的專制和資本主義混合模式下，資本主義只是其創造財富的手段，而權力才是其最終的目標。追求資本主義成功的企業家本能的要求中共可以保護其個人和財產權利不受專製法令的影響。企業家手中的資本是一種政治資源，會對中共實施其集權計劃形成一種威脅。
意識到這一點，中共開始通過派駐黨員到私人公司以及國企投資私企等方法實現其對私人企業的控制。在基本公民權利和司法獨立缺失的狀況下，私人企業和公司無法在中國獲得真正的公司獨立經營權，異議和對公民權的要求對於中共政權都是威脅，必定遭到中共的鎮壓。中國從鼓勵外部投資和內部競爭向仇視資本主義的轉變，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步前蘇聯的後塵。1928年前的蘇聯實行的是經濟自由化政策，從而挽救當時瀕臨崩潰的經濟，但1928年後，史達林突然改變了方向，實施集體農業化清算富裕農民，自由經濟嘎然而止。中國自己的經濟自由化實驗始於1981年的鄧小平時代，他在確保中共對權力的絕對把握的同時，開始去中心化，將私有元素注入經濟活動中。隨著經濟的自由化，國際企業被邀請進入中國，但代價卻十分高昂，因為中共政權要求他們與當地公司合作並對其進行培訓，這種安排導致智慧財產權被廣泛盜竊，而且國內競爭對手常常在政府補貼的幫助下，迅速取代了這些國際競爭對手在國內市場的地位。中共政權所支持的公司利用其國內競爭優勢進入國際市場，削弱國際競爭對手。同時，中國對國際「合作夥伴」實行不平等的監管，將他們排除在中國市場外，例如Uber等數不勝數的例子。
在中國的西方投資正在面臨被消失的風險
西方已經開始意識到這是一場不公平的遊戲，正在放緩流入中國的資本，但這並不表示中共的新商業主義形式的資本主義就要完結，因為它已根深蒂固，無法迅速連根拔起。然而，中共並未放鬆對經濟的政治控制，私企和高管的決策行動自由被大幅度削減。例如在11月時，中共以商業模式與黨的目標不符為由，出乎意料地阻止了螞蟻金服的首次公開發行股票。
在中國有大量投資的國際企業必須要做最壞的打算，他們會被迫以「優惠」方式出售其在中國的設施和業務。同時，鑑於中共對資本輸出的管制，中共鄧時代的資本主義「實驗」結束後，許多西方在中國的投資很有可能被沒收，國際市場上的西方競爭者會最終意識到，來自中國的對手其實既受中共擺布，又受中國國家政權工具的支持。
西方社會一直想當然地認為，儘管中國是一黨專政，但只要其擁有自由市場經濟體系，就應該被給予自由市場中的貿易夥伴的待遇。無論過去中國政經之間如何貌似的無關聯，但在共產黨實際掌控了名義上的獨立公司後，政經之間所謂的距離就消失的無影無蹤了。許多有中共背景的公司，包括一些具有戰略意義的行業中的公司，已開始不履行其債務義務了。國際債權人會被允許收回資產嗎？當公司股權持有人為中共或中國的地區和地方政府時，它們會被清除嗎？如果政府救濟這些公司，是否會同樣平等對待國內外債務人？或是當這些公司換了所有權甚至以一個新的公司品牌繼續營運的情況下，外國債權人會發現他們的資產實際已經名存實亡了嗎？可以肯定的是，外債將會被顯性或隱性地廢除。從前的商業債務目前面臨著通常主權債務才有的風險，即政府命令可以廢除債務。簡而言之，西方企業在中國的資產帳簿上正在迎來一個減記的浪潮。
文章最後指出，在中共眼裡，西方企業並不是自由市場意義上的競爭者，而是被視為影響其主權利益的敵手，因此中共會儘其所有來對付他們。不久的將來，在中國的西方資產極有可能會被大量沒收，西方企業高管們最好對此做好準備。在此之前，美國政府應通過立法允許西方公司就被中國沒收的財產向美國法院提出賠償要求。同時，因為中共宣稱控制所有中國公司，基於訴訟和立法的目的，所有這些公司都應被視為一個獨立政府控制實體的一部分。西方要準備好為參與中共資本主義買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