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十秒鐘的廠房視頻如同密碼，只有曾在東莞謀生的外來工，才能共享其中的意義。
2020年12月29日，廣東東莞市東城區桑園工業區，侯國安摸著牆壁，一字一頓地念著：「萬士達液晶顯示器有限公司。」公司名字原本是幾個貼在牆面上的藍色大字，如今被摘掉了。透過遺留在白色瓷磚牆面上的鏽跡，侯國安把它們辨認了出來。
接著，他後退幾步，拿出手機，對著「空蕩蕩」的牆拍了起來。他判斷，再過段時間，這些痕跡可能也看不見了。
侯國安站在他曾經工作過的工廠前，這家工廠現已分拆出租，原來廠門的名字也被拆下
兩年半前，侯國安在相同的位置拍下了萬士達工廠的視頻。此後，他逐漸成為了一個專拍東莞工廠短視頻的播主，並為此在抖音上開設了一個頻道，命名為「主拍東莞打工生活~戶外直播看東莞」，用來記錄城市流動打工和生活故事。截至目前，他的抖音頻道發布過785條短視頻，關注量超過25萬人。
這些短視頻一般控制在10秒內——長了的話，從「推薦」進來的人沒看完就划過了。「完看率」低，平台就不會推薦，這是他悟出的經驗。近期更新的視頻主要有兩類，一類是拍工廠廠房，另一類是打工者尋人。一些播放量達20萬，評論有好幾百條的工廠視頻，只是用鏡頭在工廠門口從左到右搖了一遍，再配上二三十字的解說。
這些十秒鐘的廠房視頻如同密碼，只有曾在東莞謀生的外來工，才能共享其中的意義。
成為播主
侯國安本身也是外來工，廣西百色市隆林縣人。
他家的村子靠近貴州，是山區，用他自己的話說，那是貧困縣裡的貧困村。初中還沒畢業，侯國安輟學，起初在家鄉的沙石場工作。2011年，他到了廣東，成了車間裝配工。說著，他演示起做零配件的動作——聳著肩，兩手像螃蟹鉗子一樣舉起，來回地把零件放入、取出，一天能做一萬個配件。
侯國安個頭不高，臉曬得很黑，額頭和眼角也長出了好些皺紋，出生於1990年的他常被朋友笑稱像70後。相比一年前，他胖了不少，臉變圓了，還有了雙下巴。侯國安說這是虛胖，而且是玩抖音後，常常熬夜的結果。
早在幾年前，就有工友邀請侯國安一起錄短視頻，他覺得那不是「正經事」，拒絕了。2018年，他覺得自己該干「正經事」時，又想到了短視頻——他打算錄普法視頻，講講勞動權益相關的法律知識。這之前，他的左手手指在工作時被機器壓去一小塊肉。他自學法律，追回了一些社保金，後來又到公益組織做志願者，幫助其他工人。
但普法視頻並不討喜，每條都只有二十多人觀看。此時，剛好侯國安的一個朋友也在拍短視頻，偶然拍得的東莞南城汽車站視頻反響很好。於是，兩人結伴去拍老車站。
「在這裡，把我的女朋友送走了」「就是在這對面的店裡被騙了」，評論區里，網友講起了他們有關車站的記憶。「有從這裡（車站）進入這個城市，有從這裡離開，所以（視頻）拍了發出來之後，底下的評論特別多講他怎麼來或者怎麼走的。」侯國安告訴全現在。
侯國安在汽車站前拍攝的視頻。截圖自其抖音
被視頻吸引的，多是現已離開東莞的外來工，比如湖南人王永根。他直言對東莞印象不算好，但看到長安車站的視頻時，心裡「顫抖了一下」——那是他在東莞搭車必經的站點，也在那送過心儀的女同學。兩年前，王永根關注到侯國安的頻道，看到一個工業園區的視頻，正好與他在東莞工作時的住處很近。接著，他一口氣刷完了整個頻道的一百多條短視頻。
在王永根看來，沒有在這個城市的經歷，理解不了這些短視頻的意義。
侯國安注意到，車站視頻之所以受到關注，是因為它勾起了外來工的回憶。不過，車站數量有限，不可能一直拍車站，他於是想到，似乎拍舊工廠也可行，畢竟很多人在工廠上過班。
侯國安的工廠視頻中，第一條拍的是萬士達工廠，它自1995年開始營運，高峰時有上萬名員工，主要生產顯示屏。在iPhone4的時代，它還是蘋果公司主要的代工廠，可是代工技術沒能跟上後續幾代手機的發展，連續三年虧損，最終在2014年12月停工停產。至今，廠房附近的公車站仍以「萬士達」命名。
2015年，侯國安到東莞打工的第一站，就是萬士達旁邊的玩具廠，而他住在緊鄰的城中村。
彼時剛剛關停的萬士達廠房，並無大改變，只是再無工人進出。廠門對面那排用鐵皮搭成的商鋪，關門的越來越多，最後整排商鋪都被鏟走。
「從它慢慢地沒有人去打理，到生鏽，周邊的草越長越高，怎麼說呢，還是有一些感觸。」三年後的2018年9月，侯國安回到萬士達拍短視頻時，原本用作裝飾的綠化帶植物已經長到他的胸口。地面正在施工，一堆堆的磚塊和泥土把廠房圍住，生鏽的鋼筋成捆地擱在路邊。
這段視頻拍得不夠清晰，鏡頭上下抖動，侯國安給它配上了一首汪峰的《青春》。
侯國安拍的諾基亞手機廠的視頻，這是頻道里獲贊最多的一條視頻。圖片截圖自其抖音
評論區，有人提到了其他的工廠名，有人向播主打聽某某廠還在不在。此後，「某某廠還在不在」成了侯國安每天要回答的問題，他也循著評論區留下的廠名，拍下越來越的工廠視頻，抖音頻道的主題逐漸變成「打工生活和舊記憶」。
到2018年年末，他的抖音粉絲已經累積到8萬人。
消失的工廠
「您已偏離路線，正在為您重新規劃，請確認行進方向，向東北方向出發，50米後左轉。」這是導航發出的提示聲。
侯國安不習慣用南北來區分方向，他扭動手機，試圖搞明白導航指針的方向。他的目的地「全友家具廠」，是一個在地圖上已經不存在的工廠。拍工廠視頻火了之後，開始有人給侯國安刷禮物做車費，請他去拍曾經工作過的廠房。這種邀約一個月大約有兩次，車費幾十元到百元不等。
這次請他拍攝的網友是重慶人，曾經在全友家具廠工作。2017年工廠撤離東莞，他也回到了家鄉。他想讓侯國安去拍下工廠的現狀，但能提供的線索只有四條：在南閣工業區里；過了一座橋的左邊；保全亭在大門右側；斜對面有超市。同時，他還在地圖上畫了一個紅圈。
侯國安只能把地圖定位到南閣工業區——這個地方距離他家超過32公里，需要轉一次公共汽車。為節省開銷，他平時只搭公共交通或步行，最遠時，他轉了四趟公共交通，一程便花掉四個小時。
正在拍攝視頻的侯國安
到南閣工業區，他用去兩個小時，下車後才發現，工業區太大，下車位置距離工廠可能的定位還有將近兩公里。順著網友的線索，侯國安把定位改到了附近的一座橋，開始往回走，然而橋正在施工，附近只有一片綠地和廢墟。
12月底的東莞，陽光猛烈，正午氣溫還有25度，施工橋樑的周邊不時有塵土揚起。侯國安拿著手機，反覆對比網友發來的示意地圖，繞到了另一側，又走了一陣，總算找到網友口中的超市。
此時距離下車，已經過去了一個小時。
照著附近工廠工人的說法，侯國安終於找到了全友家具廠，它的廠房還在，現由另一家工廠使用。他站在廠房前，雙手拿起手機，舉到與視線平行處，抿著嘴，上半身轉了個半圓——這是侯國安拍視頻的「標準姿勢」。隨後，他又找了兩三個位置來拍，全程不過10分鐘。
當日另一個委託的拍攝點也不順利。那是一家造紙廠，原址在東莞厚街鎮最繁榮的區域，旁邊是萬達廣場和29層高的商務公寓。導航的目的地已經成了一個工地，根據規劃，七個月後，這裡將變成商務公寓樓。
侯國安在施工工地外拍攝
這種情況侯國安常會遇到。不再經營的工廠消失在地圖上，工人的記憶也模糊了，他只能靠著一點點線索拼湊。而工廠搬遷或倒閉後，廠房被拆除也是常有的事，只能抱著「搶救」的心態去拍。公共汽車路過的一家「工廠」，就是他兩三個月前拍過的。現在，它已經被推平，兩台挖土機正在作業。
總算拍到一個網友要找的全友家具廠，侯國安鬆了一口氣——收了路費後，他總擔心拍不到。但他對這天的拍攝成果不滿意，因為拍得太少了。現在他在一家做工人服務的公益組織打工，每周休息兩天，休息時間幾乎都全用在拍視頻上：他需要拍到足夠多的視頻，好在接下來的一周里陸續更新。
青春沒了，東莞也變了
這些工廠視頻本身沒有故事，也幾乎看不到人。
多數工廠無法進入，侯國安也怕惹麻煩，只會用手機在廠門掃一圈，在廠名或路名處做些特效。它們有的還在經營，有的是日漸生鏽的空廠房，還有的正在動工拆遷。
但是，關注侯國安的人卻能從視頻中看到「故事」。據他推測，粉絲主要集中在80後，他們在2000年前後到東莞，在這裡停留了三四年至十年——那是東莞工業的高光時刻，被稱為「世界工廠」；同時也是這些打工者的青春時刻，他們大多在離開時還未到25歲。
侯國安覺得，枯燥的廠房視頻就像一個提示，在這裡生活過的人，見到提示就自然想到以前的片段。有時甚至不用拍到具體某家工廠或某條街道，只要出現了像「厚街」這種地名，就足夠了。
這些「故事」都補充在評論區里：暫住證、介紹費、公共電話、電台節目、溜冰場等等都成了外來工懷舊的關鍵詞，他們還總會在評論區里找到曾經的工友。
「看到那條路，廠房一排一排，就想當年自己在那個地方，一幕幕全部都給湧出來……視頻最多就十幾二十秒，我感覺在東莞的經歷，是在家裡一輩子都經歷不到的。」河南網友檸希是侯國安抖音視頻的關注者。她到東莞時只有16歲，起初在工廠里打過工，後來在網咖、超市裡做收銀員。
劉方平也有類似感受。1997年時，他初中肄業到東莞的工廠里幹了超過十年，一刷到東莞工廠的短視頻，便滿腦子都是回憶。2002年，劉方平進了一家有名氣的大型玩具廠，月薪只有600元，進廠介紹費卻要1000元。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他出去玩都要把工牌掛在胸前，「生怕別人不知道你是哪個廠」。
在招工最好的時期，想進大工廠的工人還要付介紹費，但短短几年後，劉方平工作的「大廠」便反了過來——老員工介紹新人進廠能得200元獎金。如今這家工廠已經關門，只剩下空廠房。
2020年年底，在東莞工業區周邊的招工告示
據侯國安透露，如今年輕工人都愛去廣州和深圳，因為那邊的工廠能給更高的工資。而在東莞，一些2008年前後還有上萬工人的廠子，有好些已經關門，或者變成1000人不到的小工廠。隨著衰退的，還有由工廠衍生的產業——在萬士達工廠旁邊的城中村，房租比五年前低了近百元。至於工人從前愛去的厚街鎮赤嶺娛樂公園，以前裡面有溜冰場，周圍開了很多美甲店、小吃店，2008年前後，鋪租已經高達5000元，現在卻冷冷清清，大多數鋪位都空著。
東莞市統計局近五年的數據顯示，全市的非戶籍人口數一直在下降，同時，加工出口量也呈下降趨勢。在產量上，東莞曾經聞名的家具、服裝類產業，其產量呈負成長。2019年的統計顯示，鞋的生產增長量是負14.8%，家具是負18.3%。數據的變化，與產業轉型有關，早在2005年前後，東莞市政府就提出要進行產業升級和淘汰，加大高科技研發，高耗能和耗勞力的產業則要淘汰。2008年時，廣東省也提出要把珠三角的低端製造業轉移到欠發達地區，「騰籠換鳥」。
昔日密集的工廠，還留存在公車站牌里。TIT廠、河田第二工業區、琪勝鞋廠，這些都是公車站名。兩年多的街拍，侯國安也熟悉了東莞工廠的狀況，在公共汽車上，他對沿途工廠的生產狀況如數家珍——前面有個家具廠，裡面建築都是歐式的，挺漂亮；這個鞋廠是老廠了，很多網友都說在那裡做過。這些介紹後面總跟著一句，「現在人少了很多」。
對於工人來說，工廠是倒閉還是外遷並沒有差異。他們只在意，它還在不在東莞。
東莞一處已經關閉的工業園
「已經靜悄悄了，這是東莞最大的變化。」劉方平2009年離開東莞後，到了深圳開貨櫃貨車，至今還在跑珠三角的貨運，他明顯感受到，東莞工廠的出貨量在減少。
檸希在2007年離開東莞後，回老家結婚生子，現在經營著一家餐館，手下有十幾名員工，一直抽不出時間再回東莞看看。看著侯國安的視頻，她覺得手機里的東莞，和她記憶中的如同兩個世界，「那個時候比較繁華，車水馬龍的，現在感覺那邊像一個死城，心裏面很難受。」
青春，是檸希們經常提到的詞。在他們看來，那段日子常常加班，娛樂匱乏，可是與當下的中年生活相比，那段日子反而是輕鬆的。
劉方平記得在工廠草坪聊天的日子，買上五毛錢一堆的瓜子、一塊五的炒米粉。曾在東莞製衣廠上班的劉少新，之前請過侯國安拍攝他工作過的廠房，他說侯播主讓他重溫青春過往。那時，工人們的娛樂就是聽廣播電台，人手一台小收音機，放在口袋裡聽，劉少新至今還記得節目「夜空不寂寞」的主持人名叫胡曉梅。
如今，劉少新在江西老家當上了老闆，經營著一家賓館。他還惦記著找回一個女工友，想知道她的近況，「當時很模糊，也沒有刻意談戀愛。反正在一起，她比較關心我，我也比較關心她。」
2009年，劉少新離開東莞，不久，女工友也走了，兩人就此斷了聯繫。四年前，劉少新開始找對方，向和她同鄉的工友打聽，還在網上搜她的名字，他用「神神叨叨」來描述這個行為。
侯國安抖音發布的「尋人」視頻。圖片截圖自其抖音
在侯國安的抖音頻道里，就有一部分視頻是在「尋人」。
最初，侯國安是拒絕發尋人視頻的，但看多了網友發來的老照片，他被打動了，「（視頻）不只是找人，這種老照片很有年代感，也很有紀念意義，能夠體現一個時代的群體的生活狀況。」
他會用視頻配上尋人者的老照片、工作年份，有的人連照片都沒存，侯國安只能用工廠和街區的畫面來配尋人啟事。劉方平用自己以前的工作照發過一則尋人，已經找回了28個同期工友，組建了一個微信群。老工友們聊得很投機，「以前的朋友才是真朋友」。
流動
「在很多人眼裡，工墮胎動是很普遍的事情。即便做了十多年，工廠一搬遷或者倒閉，你都得走。但是他在這裡付出了那麼多時間，經歷了很多故事，離開的那一刻，還是會有捨不得。」侯國安認為，外來工到城裡時，總是帶著很多美好的幻想，例如想要買個車、當個小老闆，只是現實不允許，很多人只能一直漂泊。比如他自己，輾轉在深圳、東莞、回鄉之間，一直在流動。
2000年，湖南人羅輝初中畢業後到東莞道滘一家玩具廠做噴漆工。在東莞的十年，他在四五個鎮的玩具廠工作過，從普工做到了最年輕的組長。剛工作的幾年，每天要加班至凌晨1點左右。可是到2010年時，玩具廠的訂單量已經低到不需加班。羅輝辭職到了廣州的一家汽配廠工作，他離開不到一年，玩具廠就倒閉了。
「別的城市都叫外來工做打工仔、農民工，東莞很早就稱這些人做『新莞人』。」羅輝對東莞感情很深。這些年，他買了車，有空總會去東莞看看，在抖音上，他也關注了包括侯國安在內的幾個東莞播主，常看他們拍的東莞視頻。
已經關閉的工業園內，廣告欄還殘留著招工告示
如果可以選擇，侯國安還是更喜歡留在老家。他曾兩次返鄉務農，卻都以失敗告終，農產品價格不穩定，且收益微薄，不足以維持一家四口的生活。關於未來的工作和生活，侯國安也沒有具體計劃。他和妻子住著月租300元的開間，面積不到20平方米。因為「經濟不允許」，兩個年幼的女兒只能留在老家，似乎也沒有接到東莞來的可能。
侯國安覺得，這種流動是普遍的，多數人已經習以為常。
可他想把這些記下來。他一直都有「記錄」的欲望，最初是用文字。2015年，他把自己打工的故事投稿給一家網站，得到生平第一筆稿費——300元。接下來的兩三年，他都持續在網絡論壇發布一些自己和親人的務工故事，還得過資訊平台「尖椒部落」的徵文比賽獎，獎狀隨著他在不同的出租屋流動。
記錄的欲望源自兩次死亡。一次是他的舅舅，舅舅原本在修鐵路，卻被騙至黑磚窯，很快病逝了；另一次是他的表哥，在雲南建水電站時，被飛石擊中而死。
陰差陽錯的是，表哥的後事辦完後，他和表弟也被親戚帶到同一個水電站工地。因為沒有足夠床位，他和表弟就睡在表哥的床鋪上。「我們一整天面對著打死他的石壁」，侯國安說，一年後，他又像死去的舅舅那樣，到山西修鐵路。
侯國安意識到，這不是某幾個人的經歷，而是整個村子裡多數人的經歷。他們無聲無息地死掉，生前的故事卻無人知曉。
「這種故事，想把它記錄下來。」侯國安說。
工廠關閉後，周邊的商業區也變得冷清
現在拍的工廠視頻並沒有滿足這個目標。侯國安直言，只拍廠房是很枯燥的，他更喜歡有生活氣息的內容，他試過拍攝被遣散的工人離開工廠的場景，只是工作量太大，沒能做成。最近，他和朋友計劃著做小劇場式的視頻，把收集到的工友故事演出來，例如以前排隊打公共電話、上廁所還得掛上離任證等。
走紅之後
在街上直播和拍攝時，侯國安有時會遇見粉絲。
「你是那個拍東莞打工生活的嗎？」一個身穿格子襯衫的人走過來問，隨後給他買了一瓶運動飲料，並在工廠門口合照。
「我好黑啊。」粉絲離開後，侯國安看著照片說。街拍令他「變得更黑」，也令他的帳號「變紅」。雖然在整個抖音上，一條短視頻有幾千點讚和十萬播放量算不上「火」，但對於拿著800元紅米手機拍攝，以前只有20多個播放量的侯國安來說，已經是好成績了。
「以前總想要火，但是火了之後，對現實生活沒什麼幫助。」兩年來，他只接到過三條廣告，廣告費最高的一條來自一家貨運公司，1500元發一條廣告視頻。也有人力派遣公司想發招工廣告，可是侯國安擔心這些公司不靠譜，拒絕了，「總不能坑了工友」。
2017年開始，侯國安沒有再回工廠，而是到了一家做工人服務的公益組織上班，到手工資只有4000元，比他在工廠上班的妻子還要少1000元，但他喜歡這份工作——這是他外出務工以來，做得最長的一份工作。
「就好像在幫助另一個自己。」這份工作讓他獲得了價值感。而對於自己的抖音頻道，他的評價是「還算成功吧」——說完這句話的四小時後，他的抖音粉絲數超過了25萬。
侯國安總覺得自己拍的視頻「抖動」過多，好幾次拍完後，他都低聲喃喃，還是要有個穩定器，但他捨不得花這筆錢。800元的手機還時常記憶體不足，視頻存量一多，便卡得微信都打不開，有時候外拍到一半就記憶體滿了。「直播燈」則是一台手機的手電筒，他把手機夾在架子上，電筒光束照著臉，兩小時直播下來，光線射得眼睛酸痛。
侯國安在出租房裡做直播
他一直想要一台照相機。每次看到掛著安全繩在洗刷大廈玻璃外牆的工人時，他就有拍攝衝動，可手機拍出來都是糊的。而如果要買相機，那必須下很大決心——花掉將近一個月的工資。
侯國安距離相機最近的一次，是朋友為他借來的。那時，侯國安認識了幾個患有職業病的工人，他想拍他們的生活。他記得，其中有一個女工人，孩子在老家上學，丈夫據說身體也不好，可不管什麼時候，她都是笑著的。侯國安好不容易借到了相機，可相機是壞的。至於那個女工，也已經去世了。
除了拍短視頻，侯國安不定期還會在抖音開直播。有時，他能舉著手機在戶外徒步八小時，從大嶺山走到石碣，在工業區里轉來轉去，直播間的另一頭，網友熱絡地讓他到周邊的某某工廠看看。直播總讓侯國安感到尷尬，他害怕沒人來看，也自覺沒什麼可表演的才藝，說話還略有些結巴。這些直播更像是和網友在聊天，談的不外乎是某間工廠還在不在、還有多少工人。
常駐觀眾通常只有二三十人，一晚可以收到七千到一萬個點讚。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侯國安賺取外拍路費的方式——一次外拍，搭公共交通、買礦泉水、吃午飯，總得花上近三十元，要是去得遠，還得住店，每一筆花費他都精打細算著。
「直播1.4小時，掙了10塊8毛。」侯國安伸了個懶腰，關上照在臉上的手機電筒。此時，已經過了晚上10點。
（如無特別說明，文中圖片均由作者拍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