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網絡作家諷刺法學博士庹教授自殺，心裡很不是滋味。「自家被強拆了，所以跳樓了。這不是一個法學教授該乾的活兒。法學教授的正確姿勢應該是，看見別人家被強拆了，自己急得跳樓，這才是真正的法學教授。」這是某網絡大V最近一篇文章中的話。如果較真，甚至可以說法學和法學博士都可以免了。如果較真，不論自家還是別人家的房子被強拆了，都不應該跳樓：法學教授不應該跳，普通百姓也不應該跳。
跳了有用嗎？沒有。沒有，為啥還要去跳？只能說忍受不了。人生最怕遇到忍受不了。你遇到忍受不了時，很可能也會跳。不過，你一跳，就有人說了：「有問題解決問題嘛，為啥要走極端？」這如果不是站著說話不腰疼，就一定是某種官員的官話。敢問：他們解決問題嗎？又是怎麼解決的？果真解決問題，一個法學博士會選擇這種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嗎？
我來做這則短文，不是因「死者為大」，也並非因他是法學博士，而是覺得他在忍受不了時還有死的勇氣，就憑這一點，強過我們無數人——俺就沒有自殺的勇氣。委屈也好，羞辱也罷，就只想活著。總是記著瓦爾特的話：誰活著，誰就能看到！看到什麼？天知道。
一百餘年前梁漱溟父親梁濟發出天問：這「世界會好嗎？」而幾年前《南方人物周刊》採訪章詒和：「在經歷了如此多的風雨之後，死亡對你意味著什麼？」章的回答是：「死是生的一部分，寫完就去死，死很幸福！我好到天堂見父母，這個世界不值得留戀。」在不值得留戀的世界人們當然會想到死，更不害怕死，甚至像章詒和那樣認為「死很幸福」。但因不值得留戀而真的選擇自我了結者畢竟少之又少。
生命之寶貴，就在於只有一次。有時想，生命哪怕只有兩次，說不定在一個早上就會看到有成千上萬的人成群結隊地選擇自殺，就像那些仿佛故意擱淺海灘「集體自殺」的鯨一樣。
見諷刺法學博士自殺心裡很不是滋味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庹教授的死畢竟攪動了一點什麼，儘管攪動後很快還會歸於平靜。而中國成千上萬（連上冒牌的應該有幾十萬）的教授攪動了一點什麼了嗎？所以說，不管誰諷刺這位庹教授，我都覺得有點殘忍。
自殺者通常是這樣兩種人：一種是自尊心非常強，寧折不彎，寧死不屈。當自尊受到嚴重損害而又無可奈何時，這種人就有會選擇自殺。前不久因患新冠在英國去世的世界著名鋼琴家傅聰的父母就是這類人。特別是傅雷，其才華橫溢，然而脾氣暴躁。有理由相信是他首先提出結束生命的，而妻子朱梅馥也定然不願在那種人妖顛倒的時代苟活，情願隨夫而去。
你讀傅雷家書，他是多麼愛1949年後的一切啊，包括國家和人民，更不說「偉大領袖」了，甚至「絕不說一句不利祖國的話」。然而，得到的「回報」卻是要麼苟活，要麼自殺。他們夫婦選擇了後一種。這是他們的錯嗎？按人之常情，不應該，否則人會無所適從。當然，他們沒有怨言，也不能有怨言，因為那一切都是他們的選擇。憑傅雷的才華，新政權建立前，他完全可以到海外謀生。然而沒有，他們夫婦要迎接新中國的誕生！你天天歌頌的時代包括天天歌頌的國家說你不好，你還有什麼話說？傅雷何等樣人物，豈不明白這般「道理」。
還有種自殺者非常懦弱，逆來順受，直到內心痛苦到實在受不了時，心裡想的是「還不如去死」，於是就自殺了。文人中老舍應該屬這一類。
庹教授為什麼要死？是「以死抗爭」還是也覺得「這個世界不值得留戀」？一個有律師執業證的法學博士，連自己的房子被暴力強拆都保不住，心裡的痛苦可想而知！不論其性格剛強還是懦弱，內心都一定非常痛苦。一個正常人，如果不是內心非常痛苦，不會選擇自殺。
我們現在可以說他這說他那，甚至指責和埋怨他為什麼不抗爭。我覺得這都是局外人的想當然。生活中，再殘忍的事，只要發生在別人身上，局外人內心的感受大概不到當事者或當事者家屬的十分之一，因此談論起來，也就會瀟灑得多。
所謂「感同身受」，不過是句安慰話，當不得真。你說他庹教授兩處房子被強拆，他不想抗爭嗎？不可能。強拆後，事實上他也一直在抗爭，只是一直抗爭無果，最後以他對這個時代的認知和了解，覺得即使再繼續抗爭下去，也不會有什麼效果。
庹教授的妻子在接受九派新聞網記者採訪時說，去年年底房屋被強拆後，丈夫一直感到很沮喪，「他說我們學法律，學新聞，但救不了自己」。不僅如此，他們夫妻二人在學校也一直遭受打壓，庹的妻子說，「他可能是覺得沒有指望了」。沒有指望是什麼意思，就是絕望了。
人最怕絕望。而況，據說庹教授還有些清高呢，而清高者也是容易「輕生」的。
可見，雖是法學博士，對嚴酷的現實卻認識不足，且不能適應時代，不明白只有「適者生存」。像我這種沒有勇氣自殺的人就總是不怕醜地替自己辯解：首先我沒法選擇時代，就像我不能選擇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一樣。既如此，時代給我一個什麼樣的環境，我就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這樣一「理解」，很多煩惱也就跟著消失了，更不會去自殺。
不過，儘管如此，也還是要批評庹教授一句，你自殺了中國就沒有強拆了嗎？不可能！既如此，還不如頑強地活下去，好好看看他們到底要強拆到何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