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87年，日本第二屆東京國際電影節的評比揭曉了，《老井》獲得了四項獎。消息傳來，西影廠一片振奮。
10月17日，張藝謀從北京回來了。晚上九點多鐘，我聽到敲門聲，開門一看，只見張藝謀臉色灰黃，神態沮喪倦怠地站在門口，我趕緊接過他身上的提包。心想，以前他當攝影師、演員時，每次拍完戲回來，從沒這麼疲倦，當導演真不容易，這麼累人。現在才拍了一部戲就累成這個樣子，將來年紀再大一點，身體哪能吃得消呢？
10月23日下午，我打開柜子找出張藝謀的乾淨衣服，隨手把髒衣服扔到洗衣機里。在開動洗衣機之前，我習慣地把每件要洗的衣服的兜都掏了一下，從張藝謀衣兜里掏出不少東西，有一封撕去信封正面的信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隨手打開信，一下愣住了。
信劈頭第一句：「你走了，把我的心也帶走了。」接著寫道，「我的眼睛還很疼」，是「小楊到學校打了我。鬧過之後，現在校園裡都在議論這件事，大家猜測我外面有人，也有人猜到了你。聽說系裡要找我談話，我已做好了準備，等他們來找我，我就向他們說清楚。他們能理解更好，不理解我也不在乎。
我認為，只要把事情說清楚了，也就沒人敢動我了……」「我認為人要活的自在，要勇敢地去追求幸福、愛情，你應該得到幸福和愛情……我想結婚，我希望能得到答覆，我期望上天賜給我幸福……」「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你賴在我懷裡的樣子可愛極了！再有幾天我們又可以在一起了，我們在一起有說不完的話，干不完的事，哈哈，你知道我們干不完的事是指什麼嗎？」
我的腦袋全麻木了，不斷地嗡嗡作響。我呆呆地坐了十幾分鐘。看看躺在床上睡覺的張藝謀，又看看信末的署名，我不願意相信這是真的，可信還在手裡嗦嗦地抖動著。我不知道該干點什麼才能穩住我混亂的心情，我來到廚房，沒活找活地做著什麼，直到兩點的鬧鐘鈴響過。張藝謀起來大概是看到桌子上那堆從他口袋裡掏出的東西，感到不妙，他高聲地問我：「我的髒衣服呢？」
「在洗衣機里。」我在廚房裡回答。他三步並作兩步地走到洗衣機前，提起每一件衣服掏衣兜兒，然後在房子裡轉了幾圈，走到廚房來問我：
「看到我的信沒有？」
「看到了，但我不給你。」
「你要怎麼樣？想張貼出去嗎？」
「沒這個打算。」
「把信給我。」他堅決地說。
「不給。」我更堅決地說。
他焦急地看了看表，開門走了。整個下午我都是暈暈沉沉的。
下午六七點鐘張藝謀回來了，說他還沒吃飯，我給他下了一碗麵條，自己不想吃，就默默地坐在床上看著他吃。我腦子裡一片混亂，似乎喪失了思維能力。
張藝謀一邊吃，一邊對我說：「這件事我本來沒想瞞你，回來後一直很忙，想等忙完後再告訴你，在山東我們倆還沒有什麼，到寧夏後，發生了那麼幾次……就是這麼回事。」他故意把事情說得很平淡，一副很不在乎的樣子。
我胸口堵得難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2
一天晚上張藝謀氣勢洶洶地回來問我：「是不是你把那些事告訴了她的男朋友？」
「莫名其妙，我怎麼能認識她的男朋友？」我生氣地說。
「那又是誰說的？誰這麼愛多管閒事？」他搖著頭，自言自語道。一會兒他態度緩和下來對我說：「她打來電話，說她的男朋友又去打了她一頓。」看看他那認真的樣子，我哭笑不得。
隔了兩天，中午我和末末正在午睡，張藝謀開門進來。我聽到他用鑰匙開門的聲音，沒有睜眼，也沒有理會。
誰知他直奔床前，用手指敲著我的頭，他可從來沒有這樣粗暴地對待過我。我睜開眼，疑惑和驚愕地看著他。他瞪著眼睛說：「你到底給她的男朋友說過這件事沒有？」我忽地坐起來，怒不可遏地對他說：「張藝謀你別昏過了頭！」
「那別人怎麼會知道得那麼詳細？」他火氣也很大。「那個男的什麼都知道了。她說肯定是你老婆說的，我也覺得別人不可能。」
我一聽再也忍不住了，說：「她說是我說的，你就認為是我說的？她算什麼，我看說不定，還是她自己說的，玩弄把戲，給你施加壓力。你既然這麼不相信我，你就走好啦，我不要聽你這些臭事。」他一邊往外走，一邊狠狠地說：「我現在回家去問，是不是家裡說出去的，以後我就按我自己的意願行事。」「啪」的一聲把門關上走了。
末末早已被吵醒，鑽在被窩裡不敢動，見張藝謀走了，一把抱住我，帶哭腔地說：「爸爸為什麼和你吵架？」我緊緊地摟著孩子，淚流滿面。晚上張藝謀回來了，他的神情不再那麼凶，很憂鬱，和白天不大一樣。
「你回家了？是家裡說的嗎？」我問他。
1990年，肖華
「不是。」他輕輕地說。我們都沉默著，他點上煙，慢慢地抽著，好一會兒才說：「如果是你或家裡人說的這件事，我還是可以理解的，現在我感到這是有人別有用心，想借這事給我好看，整垮我。這件事如果傳出去，大家一定會像我獲東京電影節最佳男主角獎一樣驚奇，因為我給外人的印象是個很正派的人。
在中國，這種事就能使個人身敗名裂……我不認為有這種事的人都是壞人。她說她男朋友揚言要來西安找我算帳，我告訴她，叫他不用來西安，我會去北京會他的，他能把我怎麼樣？家裡讓我把事情都推淨，躲起來，我認為這樣做才是壞人。作為我，現在有的榮譽已經夠了，我不想再幹了……」
他一個人自言自語地說了好久，他的情緒頹喪到了極點。看看他那削瘦、灰黃，幾乎失形的臉，我心中不由地憐憫起他來，就勸他說：「別再說了，別再同自己較勁了，你先睡吧，這樣熬下去，你身體會垮的。」
他揚起頭深深嘆口氣，掐掉菸頭，說：「我也感到自己早晚會大病一場。」他躺在被窩裡還在嘟嘟嚷嚷：「她說她不想再上學了，她想給我生個孩子……」我很氣憤，但又怕傷了他，沒再說什麼，熄了燈，背轉身去不再理他。他嘆著氣睡著了，而我卻一夜沒有合眼。
3
11月26日，張藝謀為《老井》的事去參加夏威夷電影節。這是他第二次去夏威夷。
張藝謀走後兩天，也就是11月28日，上午我正在上班，接到一個電話，是個男同志打的。
他問：「你是肖華嗎？」
「對，我是。」
「你知道我是誰嗎？」打電話的人突然問。「我是××的男朋友，我叫楊××。」
「你給我打電話有什麼事？」我雖然感到意外，卻並不吃驚，淡淡地問。
「你知道張藝謀和她的事嗎？」
「知道。」
「他們太不像話，太不道德，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打算怎樣辦？」
「無可奉告。」
就在這次接了電話不久，末末生病了，我幾天沒能上班。一天下午三點多鐘，我們圖書室的一個女孩跑到家裡來找稱，說：「圖書館有你的長途電話，北京打來的，可能是末末爸爸打的。」來到圖書館拿起電話，一聽又是楊某，他說：「張藝謀已從夏威夷回來了，你知道嗎？」
「知道。」
「張藝謀一回來就去找她，有兩天時間到處找不到他們倆。他給她買了許多化妝品，還有首飾。我見到了張藝謀，和他談了一次話。我問他，聽說你愛人很不錯，你這樣做對得起她嗎？張藝謀說，我和我愛人的結合是農村插隊時的誤會……」
1988年，鞏俐
開始我還有點漫不經心，聽到最後這句話，我的心就像被尖刀猛地捅了一下，下面的話就再也聽不清了。雖然我知道從楊某那裡不會聽到關於張藝謀的好話，但這一句話我相信不是編造的。如果張藝謀沒有說過類似的話，楊某也不會知道我們在農村插過隊，也不會想到用這句話來刺激我。
一連幾天我的心都在絞痛，農村三年的美好歲月和真摯感情在我的心裡是那麼的純真和聖潔，曾幾何時竟然被說成是一場誤會，我實在接受不了這個可惡的字眼，我的情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蹂躪。
元旦過後不久，張藝謀從北京回來，那天夜已經很深，我們倆圍坐在火爐旁，他問我：「楊××給你打過電話？」
「打過。」
「他跟你都說些什麼？」
「你還真想聽？」
見他點頭，我就把所能記住的，一字不拉地轉述了一遍。
我問道：「你說咱們倆的結合是農村插隊的誤會，是嗎？」
「原話不是這樣說的，」他急忙辯解。
「原話不是這樣說的，但也是這個意思，對嗎？」我憤怒了，「你為什麼不說實話？你現在連過去自己的真實感情都不敢承認，什麼原因使你這樣卑鄙？」他不作聲。
此時我真正痛切地感到我和張藝謀之間的小裂痕已成為溝壑，再要填平它，該是多麼困難。如果他能挺著胸脯對別人承認：那時在農村我愛肖華，現在我又愛上了別人。我還會認為張藝謀是個堂堂的七尺男兒。然而，我失望了。他的身影在我眼裡開始佝僂萎縮。
儘管這時我清楚地感到張藝謀已和我離心離德，可我還是不願他由此沉淪，我從心底里希望他能繼續穩步地向前走，不至半途而廢。
廠里要送《紅高梁》到上海、福州等地舉辦「首映典禮」，張藝謀在家心緒惶惶，想去參加。我勸道：「你還可以輝輝煌煌地干十年，還應該能拍出更多的好片子。一部已完成的片子就不要再為它無價值地浪費時間了，好壞自有大眾評說。你應把精力集中在下一部的新片上。」
《紅高粱》拍攝現場
但他不聽，他也聽不進去，最終還是迫不及待地走了。
他這一走直到西柏林電影節結束後才回來，西柏林電影節的日期是2月14日至2月23日，正好把一九八八年的新年奔在當中。
這個年我們過得陰冷而又灰暗。
2月23日，是西柏林電影節的最後一天。
十一點多了，我躺在床上睡不著，忽然聽見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是吳天明的愛人穆淑蘭。她說：「肖華，告訴你一個好消息，《紅高梁》在西柏林電影節上得獎了，還是大獎，金熊獎！」
剎那間我清楚了，我心裡盼的不是這個好消息，我不由得脫口而出道：「我多麼希望不得獎。」話出口以後，我自己也有點驚異，我怎麼會說出這樣的一句話？！穆淑蘭說：「你應該高興，為西影廠也應該高興。」
「對，我為西影廠高興。」我順著說。
穆淑蘭走後，我又重新躺在床上，我心裡一點高興的影子都沒有。回想起一九八五年初，張藝謀第一次得最佳攝影獎，我那時的心情像是在做夢，興奮得不敢相信會是真的。而今天他得的這個獎要比那個金雞獎大得多，我卻絲毫高興不起來，心中還隱隱地泛著悲哀。
3月3日張藝謀從北京回到西安，廠里歡天喜地地組織人員去迎接，吳天明特別叮囑我一定帶上末末去飛機場，托兒所的阿姨也指定末末去接爸爸。我叮囑女兒見到爸爸一定要像在家裡一樣親熱，不要怕周圍那麼多的人，想對爸爸說什麼就說什麼，想親爸爸，想抱爸爸都可以，都應該。因為爸爸拍的電影得獎了，得了個很大很大的獎，爸爸很了不起。末末眨著眼睛聽著我的話，不住地點頭，看得出孩子心裡很自豪。
4
3月6日是個星期天，這是一個難忘的日子。這天我和張藝謀帶著末末，一塊回他媽媽家。走到汽車站，張藝謀說：「我們不坐車，走著回家吧，路上說說話。」我欣然同意了。我們順著城外的馬路走著，末末在一旁蹦著、走著，時而離我們近，時而離我們遠。
看來他早已做了準備，打好了腹稿，他轉著彎子由遠到近，又由近到遠地說著。我心中已明白他今天要幹什麼了，就一聲不吭地等他這個過門曲奏完。足足五分鐘了他還沒有完的意思。我就說：「行了，你的鋪墊也太長了，就直說吧！」
「我的感情已經是回不來了，我想和她在一起，過另外一種生活。」他說，「別人愛說什麼讓他們說去，陳世美也罷，王八蛋也罷，我不是為別人活著。再說，別人說什麼都是扯淡，包括我父母和朋友，關鍵是你的態度。你要不同意我就只好走最後一條路，背井離鄉，浪跡天涯。」
1990年，鞏俐
「請便，你愛去哪就去哪，愛什麼時候走就什麼時候走。」我既不憤怒，也不輕鬆地對他說。
「難道你非得要我償還你為我付出的嗎？」張藝謀深深地嘆著氣說。
他不提這句話倒好，聽他這樣說，我心中的酸甜苦辣一齊涌了出來，滿胸、滿咽喉都被堵塞得疼痛難忍。我臉色慘白，說不出一句話。
見我半天不說話，他又說道：「你怎麼不明白，現在的環境是什麼樣子。你看那些小青年，就很明白，好就在一起，沒感情就分手。」我心裡在說，你有什麼資格在我面前談論感情！
「再過五年、十年，那時社會潮流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一定會變的。」他繼續說著。
「很可能。真可悲我不會跟潮流。如果我再年輕十歲、二十歲，可能就會明白，可能比你還明白。我已三十七歲。你也三十八歲了，我們都不年輕，都不是小青年了，我們相愛了十幾年才結婚，所以離婚也不能這樣輕率。」
「你就非要碰個魚死網破，三敗俱傷嗎？」張藝謀有些惱怒。
「哼，我已被傷得心在流血，不怕再受傷害。你們傷害別人這麼輕鬆，這麼心安理得？！到了自己達不到目的時候就暴跳如雷？」我憤憤地說。
張藝謀沉默了一會兒，無可奈何地說：「那我只好背井離鄉了。有人也勸過我說，這樣做不值得，我現在感覺不到，如果我以後真落了這樣的下場，我自己活該。只是請你不要把我的打算告訴任何人，否則，我們就成了仇人。」
1988年，張藝謀一家
「你用不著威脅我，該怎樣做我自己知道。」我對著他說。到了他家，我們倆都儘量裝著沒有發生任何事的樣子，誰也沒提路上的談話內容。
晚上回到家，他又提起了這事。這次是換了個方式，幾乎是用哀求的口氣：「我們把事情辦了，以後我會愛末末的，我要讓她受到最良好的教育。」我不由得笑出了聲：「算了吧，你別開空頭支票了，你愛不愛孩子我太知道了。這五年來，你盡過多少做父親的責任？現在你竟能不顧對一個幼小心靈的傷害，還提什麼以後！」他仍是那樣低聲下氣：「人會變的，我一定會愛孩子，我要用我的影響為末末創造一切條件。」
我什麼都能忍受，但我永遠不能原諒他對女兒末末的傷害，對孩子，心靈和感情的傷害，因為這將會影響她的一生啊！為了自己的感情需要，而去犧牲女兒的感情；用我們母女的痛苦，來換取自己的滿足，還認為能用自己的影響來彌補一切，那不是太可笑太荒唐了嗎？我相信末末長大成人後，她一定會說：「我什麼都不需要，我只要一顆做爸爸的心。」
我們的談話就這樣結束了，張藝謀在我腦海里的影子越來越遙遠。雖然在我的心底里永有一塊聖潔的土地，雖然這塊聖土已被玷污，但我依然懷戀著皆日的純真和誠實。是呀，一個從年少時就在艱苦環境中拼搏出來的人，竟也會那樣軟弱。他能克服許多常人無法克服的困難，但卻永遠不能戰勝自身的慾念和自恣。
《紅高梁》塑造了個有作為的導演，也最終熄滅了那顆曾經真誠過的心。在我與張藝謀二十幾年的交往中，我似乎成了個悲劇人物，但我相信張藝謀也不會例外，時間會證實一切！
《紅高梁》主題歌鼓勵「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但願這不是一種以極端形式表現出來的叫喊。對於一個誠實的人來說，應該無所畏懼。我不會更多地表達自己，但我將無所畏懼地走自己的路，一直走下去，也將一如既往地向世界奉獻著真誠、善良和純潔，我相信這個世界最終會屬於真誠與善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