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高法院2月4日發布《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規定，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境外的，可以適用缺席審判程序作出判決，並對違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財產作出處理。該解釋將從2021年3月1日起施行。
「危害國家安全罪」包括「組織、策劃、實施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煽動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組織、策劃、實施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以造謠、誹謗或者其他方式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等罪行。也就是說，任何批評中共和支持香港、台灣民主和少數民族人權的言行，都可能被中共視為危害國家安全而缺席審判，並被沒收財產。
獨立學者滕彪指出，中共對「缺席審判程序」和「沒收程序」的解釋，是在將其黑手伸向海外，伸向非中國公民的又一個例證。
中共將其法律管轄權伸向海外此前已有先例。例如，去年7月1日開始實施的香港國安法第三十八條規定，「不具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針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的，適用本法。」這條規定意味著，不管你有哪個國家國籍，住在哪個國家，如果你被中國政府認為是在倡導香港獨立，或者批評中國政府，就會被視為是危害中國的國家安全，被依照香港國安法來懲罰。
這次中國最高法院對於危害國家安全犯罪嫌疑人的缺席審判和沒收財產首次作出細化解釋，但中共對於尚未被控犯罪的人已經在扼殺他們經濟收入來源。去年8月17日，前中共黨校教授蔡霞因為此前發表反對習近平、反對中共的言論，被中央黨校開除黨籍，取消其享受的相關退休待遇。下面，我就中國最高法院缺席審判和沒收財產事件，談談自己的看法。
第一，以法律之名行政治迫害之實
中國修改刑事訴訟法增加缺席審判制度始於2018年10月26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對犯罪嫌疑人進行缺席審判並非中國獨創，大陸法系、英美法系及混合法系的很多國家都有刑事缺席審判制度。但中國與民主國家的缺席審判制度有著本質區別，因為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義大利、日本、韓國等國家刑事缺席審判適用被嚴格控制在合理限度內，適用範圍主要為輕罪案件。中國缺席審判制度針對的對象是貪污賄賂犯罪和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都屬於重罪案件。其規定違反了聯合國人權公約，該公約明確規定出席法庭審判為自己辯護，甚至在法庭上提出證據和質證等，這是一項司法人權。
前中國人權律師陳建剛認為：中共當局知道，如果不能通過政治手段扼殺異見人士的聲音，用經濟手段剝奪他們的生活來源，則能起到釜底抽薪，殺一儆百的效果。用經濟手段，對於政治異議人士施壓，這是中共一貫的手段。中共這幾十年來採取的手段，就是一種「不服從，不得食」的方式。中共不僅對異議人士本人，還株連九族，斷絕其家人的經濟收入來源，並且搶奪他們的財產。中共這種手段的結果是極其慘烈的。這也就是絕大部分知識分子不敢言，不敢說真話的一個主要原因。
滕彪說，中國最高法院對刑法解釋的用意非常明顯，就是要通過刑法和沒收財產的手段對境外的維權人士，異議人士進行進一步地威懾，其產生的影響非常現實。因為幾乎所有的境外異議人士，他們都在國內多多少少有一些聯繫，尤其是新近出來的一些人，他們在國內有財產或者有直系家屬。中共有可能通過缺席審判給他們定罪，然後就把他們的財產沒收、罰款。
我認為，中國最高法院關於對政治異議人士的缺席審判和沒收財產的規定就是政治迫害，這符合習近平「流氓治國」的精神「這事不干也得干，不管什麼陰招損招都給我使出來。」中國政府之所以以立法和司法解釋的形式明確化，無非是將其流氓行徑合法化。在迫害境外異議人士的問題上，中共是不會按照自己的法律行事的。正如滕彪所言：「中共在對付其政治敵人方面，無所不用其極，不僅動用法律手段，而且使用大量的非法律手段，包括失蹤、酷刑等等，對付他們眼中的政治敵人。中共沒收被其視為政治敵人的財產和金錢，並不是最重要的目的，只是個手段，最重要的目的是在政治上把他們對異議人士的恐嚇、恐怖最大化。」
第二，效果適得其反
我一直說，中國作為一個人治國家本來就沒有法院、法官，只有為黨國服務的司法裁判機構和司法官員。中共官員為了頭上的烏紗帽會利用缺席審判和沒收財產的手段迫害政治異議人士。可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但中國政府此舉是愚蠢的，它的效果適得其反。其一，將中國惡法曝光於天下。最高法院的解釋明顯違背聯合國人權宣言和國際刑事審判原則。其二，物極必反，中共的嚴酷政策將會使更多溫和的民主人士放棄幻想，走上堅定反抗中共極權暴政的道路。其三，中共利用惡法擅自缺席審判和剝奪異議人士財產的惡劣行徑，也將激起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被剝奪財產的異議人士會控告中國政府，要求賠償。一旦民主國家廢除中國的主權豁免權，中國在海外的國有資產都將被作為執行的對象。
有個例子，我覺得海外異議人士可以借鑑。就讀維吉尼亞大學的大三學生奧托·瓦姆比爾，2016年1月參加由中國青年先鋒旅行社舉辦的朝鮮5日游。離境時，被控「在入住的飯店偷政治宣傳海報」而遭監禁約1年半，並於2017年6月在腦死亡的狀態下返回美國，6天後死亡，年僅22歲。2018年4月，其父母以「兒子因朝鮮的拷問而死亡」為由向華盛頓聯邦法院提起訴訟，同年12月獲得了5億113萬美元的勝訴判決。
奧托·瓦姆比爾的父母，為了給兒子討公道，找出了朝鮮凍結在美國3家銀行的2379萬美元的海外資產。據報導，朝鮮在美國3家銀行的資產包括，JP摩根大通擁有的1757萬美元，富國銀行擁有的301萬美元，和紐約梅隆銀行擁有的321萬美元。據報導，這些都是國際社會對朝鮮核子試爆等進行制裁而凍結的相關資金。瓦姆比爾的父親曾表示：「我們的目的是尋找並獲取朝鮮在全世界的資產，讓朝鮮為此（侵犯人權）負責。」
第三，習近平誤判世界「時與勢」
習近平上台以來政治上倒行逆施，殘酷迫害政治異議人士已造成嚴重的人權災難，使中國死氣沉沉，萬馬齊喑。中共隱瞞新冠疫情致使世界上億人被感染，二百餘萬人死亡。對此，習近平當局不僅毫無歉疚，相反自吹自擂自封抗擊疫情領袖。並再次誤判形勢，像打了雞血般地亢奮，認為世界的時與勢在他那一邊。政治異議人士陳奎德先生在他的文章《庚子和辛丑之交》中對習近平的「時與勢」作了深刻分析：習近平的「時」，非天時也。事實上，2020庚子年的諸多壓力，其後果必然存在某種滯後效應，現在尚未呈現出來。舉其犖犖大者：疫情未消，驚恐未散，聲勢浩浩的追責和溯源的全球浪潮尚未湧起，北京尚能苟安於一時。然逃得過初一躲不過十五。放眼全球，目前曙光已現：美德英以等西方國家比北京更早更有效地開發出並普遍接種新冠疫苗，估計五、六個月後，將產生疫情局面反轉的效應，「時間」就將從習近平那裡輕鬆地跑回來了。此外，去中共化的脫鉤效應，特別是科技脫鉤的效應，人員制裁的效應，機構制裁的效應，建立印太北約的效應，民主國家同盟籌建的效應，2020美國國會通過的諸多涉港、涉台、涉疆……法案的效應，所有在2020庚子年那些令人瞠目結舌的重大演變，隨時間推移，將會逐一呈現於歷史的舞台上，結出豐碩的果實。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至於「勢」，更是昭然天下，莫之能御。舉目四顧，全世界僅剩下落寞潦倒的四、五個共產黨國家了。面對75個以選舉制和表達自由為基本標誌的民主國家和部分民主國家，從根本上，中共煢煢孑立，形影相弔；勢單力薄，大勢已去；既處末路，何來勢頭？習氏倒退返還毛式極權的狂念，固然因鄧氏韜光養晦策略而攢下錢財，從而能暫時買通世界關節，厲行窮兵黷武，姿態咄咄逼人。然演進到2020庚子年，文明人類因習氏在疫情、香港、台灣、新疆、南海……表演的張狂、野蠻、殘忍、愚蠢而猛然警醒，遏制、圍堵、孤立中共的大勢勃然而興。此「勢」，將一發而不可收也！
綜上所述，中國最高法院對境外政治異議人士缺席審判和沒收財產的司法解釋固然會使一部分民主人士因恐懼而自我噤聲，但物極必反，通過惡法迫害異議人士必然會遭到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同時，也將逼迫溫和的民主人士退無可退，忍無可忍，成為堅定的反共義士。中共以法律之名，行政治迫害之實，也將使民主異議人士運用法律手段維權，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歷史經驗證明，暴政惡法固然橫行一時，但最將難逃失敗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