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意氣風發的姚文元率隊訪問阿爾巴尼亞。
香港親政府傳媒《AM730》周一（12日）刊出「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訪問，田再次在訪問炮轟香港的親北京政客，稱建制派內部出現「兩面派」，指「兩面派」同時拿國家和西方利益。可以說，田飛龍的「兩面派」之說只是「新瓶舊酒」，無甚新意；無論是其較早時的「忠誠的廢物」論，抑或是「兩面派」指控，唯一的訊息就是：香港土共在「主子」眼中已無甚利用價值！
根據2018年版《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第五十一條的定義，「對黨不忠誠不老實，表里不一，陽奉陰違，欺上瞞下」，即是「搞兩面派，做兩面人」，對兩面派、兩面人「情節較輕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黨員處分時，「兩面派」被視為嚴厲的措辭。
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兩面派」這個甚為模糊的指控更是用來打擊政敵的常用藉口。「四人幫」之一的姚文元在1967年1月3日就曾寫過一篇大字報，題目是《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姚文元當年的文章說：「周揚是一個典型的反革命兩面派。他一貫用兩面派手段隱藏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面目，篡改歷史，矇混過關，打著紅旗反紅旗，進行了各種罪惡活動。他是我們現在和今後識別反革命兩面派的一個很好的反面教員。」
基本上，「兩面派」是一個「萬能key」，大家試試把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任何一份大字報換上任何一個香港建制派人的姓名，其實也非常適用！
值得一提的是，周揚在中共曾有「文藝沙皇」之稱。他雖親自參與和發動中共歷次文化批判運動，迫害過胡風、丁玲等知識份子，但在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之下，周揚本人亦不能倖免，逃不過被批鬥的命運。
前車可鑑，田飛龍其實不過是另一個姚文元；即使是姚文元，在文革結束後亦被打倒，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20年。所以說，這位「廢柴學者」（葉國謙語）其實亦不用得意得太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