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1998年我寫過一文《中共對美外交的步步為營》，分析以尼克森為首的"熊貓派"，如何步入中共布下的迷陣。那時我還在普林斯頓大學做訪問學者，沒有人相信我們說什麼，在周圍人眼裡，我們都是怪物。看到這位基辛格，如今還活躍在美國的媒體上，還在為北京效勞，就想起了這篇舊文，它躺在我的硬碟也睡了快三十年，誰知世界的變化並不大。】
中共憑藉操縱外商進入中國市場的許可，來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頗為收效。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利用那些最可能從美國遷就中共的政策里大撈好處的人，在美國政府和公眾當中不遺餘力地推動對中共的遷就政策，而其中最惹人注目的就是前國務卿基辛格（Herry Kissinger)和黑格(Alexander M. Haig Jr.)，還有前副國務卿伊戈伯格(Laurence Eagleburger)和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斯考克羅夫特(Scowcroft)等。
如果這些人想為他的主顧(某家美國大公司的董事長)在中國市場上的競爭中贏得一項合同，那麼根據中方的要求，這場交易的條件是，這個公司要在美國為中國的利益公開辯護，或者安排美國的國會議員或記者團訪華；美國公司主管也可以通過這位"顧問"認識中共的高級官員，美國公司為此付錢給這位"顧問"，而這個顧問為了鞏固他與中共官方的私交，則要在美國公開支持取悅北京當局的政策建議。這種安排從來不會明顯地寫在商業合約里，但人人都懂得這種交易。
基辛格為中共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屠殺辯護是很著名的。就在屠殺的第二天，他同時在多家報紙上發表專欄文章，稱鄧小平為"中國歷史上偉大的改革家之一"，說鄧為中國"選擇了一個更為仁慈而較少混亂的過程"。美國國會呼籲制裁行動，布希當局正準備在一定範圍內採取相應措施，基辛格卻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C)著名晚間新聞主播彼得•詹寧斯(Peter Jennings)的採訪時說，"我不會主張任何制裁"，"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會容忍示威者占領首都的主要廣場達八周之久，"這種占領導致了失序和混亂，因此實行鎮壓是"不可避免的"。八九年十一月，他陪伴一個商務代表團到中國，見到了鄧小平和中國外長錢其琛，錢對他大為誇獎，回美後他在白宮又報告了與中共高層領導人的談話。基辛格一年中會數度訪問中國，而中國的大門對他則永遠是開放的。
基辛格總是迴避一個問題，即他能從他鼓吹的對華政策中圖到多少利潤。基辛格的公司，Kissinger Associates，代表許多想在中國尋求商機的公司，而這些公司付給基辛格大筆的錢。一九八九年他發表那些為中共辯護的言論時，他組建了一個名為China Ventures的有限合夥公司，與他的老熟人榮毅仁負責的"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合資在中國投資。美國全國民主政策委員會(National Democratic Policy Committee)的Scott.Thompson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發言中指出，基辛格確實從那些在中國有投資的公司那裡拿到大量酬勞。
顯然，由於基辛格這樣的原美國高級官員又從中幫忙，使美國產生了一個新的強大的中國遊說集團，這個集團不願意批評北京當局的人權記錄，反對與中國"對抗"或制裁中國，並藉此撈到了可觀的利潤。此中要害是基辛格、黑格所扮演的雙重角色，他們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影響力公開地或私下地推動美國的政策，然後個人也從中國漁利，這個樣式，其實就是後來在中國泛濫成災的腐敗模式。
（那時候，中共成功打破西方對華制裁，乃是頗有研究價值的一段中國外交史，足可列為美國對中國政治研究的一個課題，即"分化西方"，至今如此——又及）
"六四"後中共的對美外交，從一開始就不純然是被動式的"韜光養晦"，而是力圖影響美國的公眾輿論和政府決策；不僅僅是無孔不入的活動，包括私下遊說的宣傳、威脅和恐嚇，還包括購買或盜竊技術。美國政府和公眾對中國問題的種種爭論，已經被一個極具影響力的由原美國高級官員組成的集團所支配，而這個集團的人則通過推銷他們所主張的對華政策獲取暴利，中共慣於以發動經濟戰相威脅，企圖這樣來改變美國的國家政策，這種做法在美國對外關係史上是罕見的。
中共當年"懲罰波音公司"的深遠意義。總理李鵬一九九六年取消了購買波音飛機的承諾，改從歐洲的空中巴士公司購買了價值十五億美元的飛機。他極為露骨地說明了採取這個做法的原因，因為歐洲領導人在"對華合作時不附加政治條件，而美國人卻任意地威脅要制裁我們。"可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的對美政策之所以能明顯地收效，恰恰就是因為中國政府把經濟和政治拴在一起，用經濟上的利誘和懲罰來向美國索取政治讓步。
卸任的美國國務院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溫斯頓•洛德十分灰心喪氣地說："我們在中國問題上最大的一個難題就是，當我們對付中共時，我們在歐洲和日本的盟友們卻拖我們的後腿，把合同搶走。"今天，這種策略已經進一步挑唆法國的反美情緒，最近法國總統席哈克北京之行，不僅簽了十二億合約，還同中共一道譴責"美國霸權"。
中法的這種"合作"，無非是冷戰時代戴高樂與毛澤東合作的翻版，但值得思考的是，錢其琛在1990年就提出「分化瓦解」、「充分利用西方各國之間的矛盾和美國統治集體內部的矛盾」的策略，七年後開始"見成效"。
通過西方左傾知識分子影響西方輿論，是中共對西方分化的另一個層面，也是中共國際統戰的老把式。五十和六十年代，中國只准許很少的外國記者和作家進入中國，這些人被中國稱為"中國的朋友"；其中著名的，一個是瑞士作家韓素音，另一例子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只有極少數美國人能去中國的"文革"年代，他居然能去中南海，進入毛澤東會見外國貴賓的客廳與毛長談。還有一些外國人如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紐西蘭作家倫•艾黎等，澳大利亞共產黨員Wilfred Burchett等，也屬此類。
自"蘇東波"以來，西方左傾思潮一蹶不振，中共控制西方輿論需另求其道，開始運用各種手腕、造就出一小群新的"中國的朋友"，辦法是去中國的簽證、到各地旅遊的許可、以及進入中南海會見領導人的特權等。
但是由於效果不彰，西方輿論對中共的基本調子仍是負面居多，因此中共開始採取一套新的做法，被稱為"殺雞儆猴"。最先遭此"待遇"的，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只因他為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寫的回憶錄作了序，從此中共不准他再進入中國大陸，這對於一個以中國政治為主要研究對象的學者來說，自然是一個損失。
接下來，曾經公開批評中共違反人權的美國學者和作家，或者在申請訪華簽證時被拒簽，或者是被要求參與一場尋求著名美國人支持中共政策的活動、以此換取訪華簽證。以中國大陸為主要報導對象的著名自由撰稿人夏偉（Orville Schell），曾出版過幾本關於中國的書，自從九十年代初以來就再也拿不到簽證，原因是他參與了"人權觀察"的活動。
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六四"以後幾乎年年可以得到有效簽證進入中國，但一九九六年八月卻在北京首都機場海關被拒絕入境，還把他在旅館裡扣留了整整一夜，於次日晨將他送回香港。林培瑞事後說，當他被扣壓在旅館裡時，有四個警局官員在房間裡通霄值班看守他，他們把房間裡的電話也切斷。
夏偉分析，從總體上來看，中共在試圖控制外國的中國觀察家這一點上是相當成功的。中方製造的恐嚇確實使許多外國學者和記者講話時小心翼翼，他們害怕成為中共的"不受歡迎的人"。他說，其實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完全知道，這本來就是中共對付它自己的知識分子的手法，這種政治上排斥異己的威脅手段不僅在中國國內十分有效，而且對外國記者和學者也產生強烈效果，因為這些人為了保住目前與中國相關的職業，需要去中國，所以對中共有所依賴。
美國有一小群中國問題專家避開"冒犯"中共，依然可以獲得與中共高層官員接觸的機會，所以反而與當年的韓素音、斯諾一樣"走紅"，為白宮非正式地提供諮詢，為美國大公司或政治名人的中國之行"護航"，也發表關於中國政治的學術分析，在政治上充當中共的辯護士。可是，這些美國的中國問題學術精英所面對的，是一個不僅排斥本國異己、也排斥外國批評者的中國政府，只要這些美國學者在某些問題上冒犯了中國政府，他們去中國作調查研究的路就被堵死了，他們的學術生涯就會因此終結。那些保持與中共官方良好的接觸管道的美國政治學者們，通過這些接觸還能了解中共領導人是如何想問題的，這些知識確實頗為實用；他們發表的關於中國政治的文章就有參考價值。但在一些問題上，比如毛澤東的聲譽、人權、中共對台灣的軍事恐嚇、中國對西藏的控制，北京當局緊緊地盯著，這些學者就只好要麼是說些奉承之詞，要麼乾脆縝口不言。
（以至今天，美司法部長巴爾呼籲矽谷和好萊塢停止向北京磕頭，近乎悲憤說："中國共產黨思考的是幾十年和幾百年，而我們傾向於聚焦下一個季度的盈利報告。"
耗費三十年看懂這一點，很不錯了。時至今日，德國人還是三十年前美國人的認知水平。從2016年起，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德國經濟部長阿爾特邁爾在接受美媒採訪時表示，考慮到可能的經濟後果，德國拒絕對中國實施「更嚴厲的措施」。有意角逐下屆基民盟（CDU）主席的德國聯邦議會外事委員會主席羅特根認為，"中國太大、經濟太強、科技太先進，制裁沒用"。
文明文化差異，是一個障礙。
美國剛剛醒來，德國還沒醒
——又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