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3日在香港機場的反修例示威運動中，《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被香港示威者視為大陸間諜，並遭到禁錮。當時的一句「我支持香港警察，你可以打我了」，令他成為大陸民眾心中的「民族英雄」。康復後的付國豪受到了英雄般的禮遇，也很快回到了正常的工作中，刻意保持著低調。
事件過去一年多，2021年4月下旬，付國豪父親付成學在中國網際網路平台「今日頭條」發文稱，付國豪因為收入及經濟狀況難在北京安身，而選擇離開環時。「離開北京、離開《環時》、離開老胡，對於付國豪是一件痛苦且無奈的選擇。」文章中，他指付國豪在《環時》已近3年，和同事合作愉快，但年屆30的他「收入及經濟狀況很難在北京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安身之所」，且年邁父母也無法允許獨子在北京漂泊，決定讓他離開北京和《環時》。貼文最後的配圖是付國豪與《環時》總編輯胡錫進以及香港「光頭警長」的合照。
北京不相信眼淚
猶記得2019年9月，《環時》內部召開了「香港報導表彰會」，付國豪獲得10萬人民幣獎金，總編胡錫進當時指付國豪收入一直不高，在北京租房住，希望獎金給他帶來運氣。胡總對他的美好期許，便是「能在北京買樓娶妻」。
雖然胡錫進說過：「環球時報里幾乎都是外地人，大家工作一些年以後絕大部分也都買了房。報社的一位司機今年四十多歲，他19歲就來了，後來咬牙貸款買房，幾年前成功實現在北京積分設籍，一家人有了北京戶口。」但是家境普通的付國豪，卻沒有像其他同事一樣實現這個美好的夙願。
當代中國似乎總有「大量的個案」，會陷入這種理論和現實完全脫軌的「胡錫進困局」。
中立、客觀、全面的胡錫進辯證法，便是善於運用各種刁鑽的姿勢，從一件件本來算是負面的事情中找出正面價值，加以拋光打磨，讓其潔白如洗。但往往大部分人在沒等到正面價值的時候，便已經深陷在負面中。而關於年輕人為什麼不能買房的原因，胡總早就在今年2月準備好了：「到個人層面，一個人在已經確定的人生環境中，實現改變和上升的唯一辦法就是加倍努力。不消極，不懈怠，相信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裡，比抱怨社會至少是一種積極的信仰和實踐，會給我們帶來切實的幫助。」
簡言之就是，「買不起房是因為你自己不夠努力」。
從報導中我們知道，原來付國豪的工資不過是7000左右，還是稅前。他租住在朝陽公園南門一個很小的平房小屋，租金大概1000出頭。再減去交通、餐飲雜費，試問家境普通的付國豪究竟要多少年才能買得起數萬一平方米的房子？一套房難倒英雄漢，縱然是十萬獎金、奮鬥十年也填不了這種落差。
其實北京也是平等的，它會平等地辜負每一個「漂在北京」的人。畢竟按照胡錫進的邏輯：「如果人人都平等了，那就沒有真正的平等。」2017年時，這一年北京最大的事件大概就是對「低端人口」的定點清除，從作為體力工作者的農民工、快遞員、清潔工，到作為腦力工作者的大學生、記者、教師，沒有北京戶口都可能成為被驅逐的「低端人口」。很多記者早上工作時還在指點江山、揮斥方遒，晚上可能就是業主通知立刻找房搬家捲鋪蓋走人。天津戶口的付國豪當時大概還在總部位於北京的「多維新聞網」工作，不知道有沒有受到影響？行政的歧視之下，還有資本的圍獵。2020年蛋殼公寓一夜間暴雷，在北京霎時間數以萬計的年輕人在寒風中被銀行催款，被房東趕走流離失所，甚至捲鋪蓋睡大街。有著記者夢的付國豪有沒有關注，還是甚至有朋友深陷其中呢？
外界注意到環球時報社今年2月時公布的「持有記者證人員名單」，當中並沒有付國豪的名字，也就意味著雖然多年做著編輯的工作，卻並未成為國家承認的「記者」，也更無緣福利更高的「編制」工作。也有評論嘲諷付國豪，是被《環球時報》用完即棄，其實這種說法也不盡然。對於非戶籍流動人口來說，比較利益誘導著他們向城市流動。然而國家結構性政策限制、城市暴力治理策略和資本「士紳化」的城市發展，塑造了系統性的對外來人口的圍剿，付國豪的離去，不過也是眾多大城市返鄉青年的小小縮影罷了。
北京會很快忘記他，因為北京從來不相信眼淚。
歷史的糊塗帳
付國豪父親付成學在帖文最後說「2019.8.13，成為了歷史，《環時》成為了過去，而他的目標不會失去，他的腳步依然堅實」。付爸爸這句話說得似乎有些武斷，環時可以成為付國豪的過去，但是2019年8月13日則不可能如此快速的被定義成「歷史」。
今年一月，香港法庭以重刑將毆傷付國豪的3名香港示威者宣判，判囚4年3個月至5年半，是目前為止反送中運動的最高刑期。法庭還了付國豪公道，卻沒有能力也沒有義務解釋仇恨的脈絡，那麼顯然詰問和質疑仍然存在，更何況香港的爭議並沒有因為《國安法》的實施而終結，隱含的對峙仍然沒有停息，仇恨和傷痛也延宕至今。付國豪好像也一直沒有回憶起當時他被毆打後，立刻趕到他身邊的是民間的義務救生員，他們當中也許有人在理工大學被捕，或將面對警察控罪。而他也沒有記起香港前立法會議員郭家麒也在盡力保護他，更向示威者說：「你唔好行私刑，你叫佢道歉，你叫佢跪低，你叫佢平反六四，但你哋咁樣行私刑，系唔得嘅！」如今，郭家麒因為去年的民主派初選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仍未獲得保釋。
中國在歷史上的糊塗帳很多：付國豪外祖父經歷的朝鮮戰爭是抵抗侵略還是被朝鮮裹挾、軍人的犧牲是否值得？付國豪父親經歷的中越戰爭是主動出兵還是自衛反擊、軍人的犧牲是否值得？對付國豪來說，那次被綁和被毆的經歷意味著什麼？他又是如何看待和反思自己在反送中運動中的定位呢？他作為「民族主義小報」記者做了什麼呢？他作為「民族英雄」的身份又帶給他什麼呢？——我們知道的是中越戰爭的老兵們在這些年曾經不斷因為待遇問題而上訪，除了他們自己，並沒有什麼人記得他們，這和大多數共和國的「英雄」的命運有著相同的脈絡。
香港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大量的直播緊密而持續的將抗爭現場呈現在港人面前，從和平集會到暴力對峙，港人時而在街頭奔走呼號、時而在手機屏幕後咬牙切齒，人們尤其對於7月21日的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和8月31日警察在太子站打人事件記憶猶新，大量衝擊性的暴力畫面在直播鏡頭的呈現下，讓港人情感的穿梭和聯結變得尤為強烈，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抗爭運動的走向。
對於長期接受單方面事件呈現的大陸觀眾來說，這種衝擊則來自於8月13日在香港機場，大量示威者將環球時報記者付國豪視為大陸間諜，並將他禁錮、毆打的畫面。這一事件直接將中港兩地輿論完全撕裂，香港反修例運動對於大陸人來說再無任何討論空間、在香港則有了「不割席」的統一觀點，即哪怕不認同暴力行為也並不與前線示威者分化。
自六月以來，整個大陸的輿論戰可謂如火如荼，單方面渲染示威者暴力行為並將問題簡化為「港獨」的策略調集了大陸對港的仇恨情緒；同時也造就不少政治冷感民眾對「香港亂了」的認知。而抽離事件背景的暴力衝突畫面可以瞬時調動大陸觀眾的情感，甚至自動且迅速的在民族主義盛行的中國渲染開來。付國豪的「受難」便是火上的一把猛油。
其實我想付國豪本人應該很清楚自己在這巨大衝突中的位置，也應該明白自己在中共龐大宣傳機器中扮演的角色。他無意卻也有些必然的捲入了香港運動的風口浪尖，也就是在示威者和中共尖銳對立的情況，付國豪成為了宣傳體系和特務體系的「替罪羊」，而部分激進的示威者將他「非人化」，把來自遠方的敵意和憤怒傾瀉在他的身上，而他本人似乎也在之後樂於被塑造成「民族英雄」的形象，轉而服務回中共英雄塑造的大戲。
示威者將付國豪捆綁並施以拳腳的畫面是能夠引發充分情感想像的，對基督徒來說可能是「受難的耶穌」，對大陸民眾來說可能就是那些如李大釗、劉胡蘭這些革命先烈的英雄形象。他的一句「我支持香港警察，你可以打我了」，成為中國從在上的宣傳系統到在下的民間輿論最多轉述的聲音，如人民日報所言：「喊出了近14億人的心聲，做出了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應有的樣子」。
付國豪作為符號的時代溝不多要結束了，也許北京會忘記付國豪，但是他愛的香港並不會忘記付國豪。
後記：
我不想抹黑或者同情付國豪，只是把他放在人的身份談談。我覺得，他的回家就好像是從胡錫進這個爹交回了自己的親爹手上，就像從國家父權宰制回到了家庭父權當中。我花了很多時間看他父親的blog，他愛他的兒子卻似乎也有些用力過猛，他可以一邊紀念李文亮一邊痛斥方方，他可以一邊幫助老兵維權一邊以越戰老兵自豪，他可以一邊控訴房價一邊無條件支持胡錫進的言論，他的父親其實代表了很多中國父親，普通里夾雜著大時代的雄偉，樸實堅定中卻又充斥著難以言說的矛盾。我寫這篇文，期望不要被別人說成是付爸爸給我遞了刀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