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
50年後檢討文革，不難發現一「異象」——群眾性「造反」一開始都要求「被造反者」承認其正當，遭拒絕，方有遊行、絕食、乃至臥軌，最後列隊進京，請求「聖旨恩准」。如此「造反」，與漢語本義相去甚遠，確實「史無前例」。或如毛澤東所問：「造反派，真的反了嗎？」
李遜囑我為其新著作序，我即從此處說起。
奉旨造反的開始
曾獲毛澤東高度評價的「上海工總司」，是從「奉旨造反」開始。
王洪文現已去世，人們只記得他是「上海工總司」發起人，文革後下獄，罪名為「造反起家」。查1966年6月12日王洪文第一份大字報，即文革「起家」第一步，是批判廠黨委不抓階級鬥爭，執行修正主義路線，群眾意見當耳邊風。可見他並不是「造反」，而是「緊跟」1962年以後毛澤東突然拔高「階級鬥爭」，切合王當年本身是保衛科幹部這一紅色身份。「工總司」另一領袖王秀珍也是以同一罪名「造反起家」下獄，但她參加文革時的身份並不是工人，屬幹部編制，是「技術員」、「勞動模範」，與王洪文類似，政治身份很「紅」。查1966年王秀珍第一份大字報，也與王洪文類似，只是更具體：「廠黨委對資方人員階級鬥爭抓得不力」。他們都不是「造反起家」，而是與基層官員以及此後進駐的工作隊「比左」——比後者更「積極」，在政治光譜上屬更「左」一列。只是這樣的「更左」不為基層黨委、工作組「承認」，在單位內受壓制，卻受到毛澤東在北京不斷接見紅衛兵的激勵，才一步步走向社會，成立跨廠、跨行業群眾組織——「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
成立這一組織之創議，也不是來自毛澤東激賞的「工人階級偉大首創」，而是來自復旦大學「炮司」學生，以及南下串聯的北京大學生包炮等人的提議。後者向工人披露「小道」消息：「造反」乃「聖上」旨意，是毛氏「文革」突破劉氏「四清」的新方向，這才消除這批人在那一年代必然會發生的安全疑慮。當包炮提出可組建「跨廠」、「跨行業」的「造反」組織時，在場者又有猶豫，擔心這「造反」二字會被人揪住，質問「你們造誰的反」？此時黃金海提議：在「造反」這一名詞前加「革命」二字，才讓眾人放心。王洪文再附議，加一個「總」字，即「工總司」這一簡稱之由來。
40年後，曾任王洪文理論輔導員並因此下獄六年的蕭木先生反思文革，曾這樣回訪黃金海：
蕭問：為何要在「造反」這一名稱前要冠以「革命」二字，不知道這是語病嗎？
黃答：「只提『造反』，會把許多人嚇退的，加上『革命』二字好得多。要知道在當時，『革命』是很吃香的呀。」
蕭木是從漢語本義發問，此前「革命」已屬「造反」，再加「革命」，豈非「造反」之「造反」？黃金海答問，是回到60年代歷史氛圍，「造反」是「吃香」，「革命」是保險，既要趨時，又要避禍，這是那一年代「政治正確」的時尚。王洪文被推舉為這一組織的「總司令」，也不在於他有多少領袖魅力，而在於他是共產黨員、復員軍人、保衛科幹部，當時能將這三重「革命符號」集於一身者，無出其右。連王的一口「京腔」而非「滬語」，在那一年代的上海工人日常生活中本為弱項，但在此時也翻為強項：那一年代「突出政治」，來自北京的「政治正確」占據制高點，外省口音即使在當地，一登台即呈「短板」，知難而退。張春橋此後赴安亭談判，憑他多年官場歷練，肯定能看出王氏「京腔」字正腔圓，要比其它工人更能代表「工人階級」，而正面談判對手潘國平操一口上海腔普通話，雖能言善辯，卻改不了底層工人之俚俗草莽，有待「提高」。此後張有意抬王抑潘，將前者培養為「工人階級先進代表」，這才有王洪文後來居上，被毛澤東火速培養為接班人，卻又始亂終棄的故事。
嚇退與吃香
毛澤東在文革後期批《水滸》，說「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語義含混，不知所指。如果也包含對文革造反隊伍的怨恨，那也怨不得別人，這正是他手創17年專制統治形成的社會化惡果。確實是「領袖不好」，才形成黃金海所言的普遍心理——「嚇退」與「吃香」，既有消極恐懼，更有積極趨奉。如此「造反」，「這支隊伍」在「上山」之前即已「招安」，此後「打方臘」，勢所必然。由此才發生本文開頭所述那一「異象」——漢民族素有兩千年「造反」傳統，卻從未見「造反者」先請求「被造反者」「批准」，如此「造反」與漢語本義相距甚遠，甚至相反，卻在1966年下半年堂而皇之發生了。
11月8日「工總司」籌備成立，首先要求市長曹荻秋到會，「承認」他們為「革命組織」。後者很快看出其軟肋，即向市屬各機關嚴令「三不」：「不參加，不承認，不支持」，並稱這些工人是「社會渣滓」。「三不」令下，眾人惶恐，即有動搖與逃散。此時，那個北京大學生包炮向工人作第二次鼓動：一不做二不休，赴京請願，「請毛主席批准」，請得「大旨」壓「小旨」，才能避免「秋後算帳」。
1966年11月10日凌晨，「工總司」萬人隊伍沖向火車站，一千多人強行登車北上。他們之所以看中這列編號626次的列車，是因為它的終點站是北京，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住的地方」。「奉旨造反」不獲「承認」，一躍為「請旨造反」，震驚中外的安亭事件，就是在這樣的「造反」邏輯中發生的。
這是一群向地方政府說「不」，卻向皇恩屈膝稱「諾」的「請旨者」，他們困頓在那個四級小站，淒風苦雨，饑寒交迫，理應同情。張春橋奉令去談判，站在卡車上推開雨傘，忍受風雨以及工人的叫罵，亦屬難得。但是，安亭工人的這一「先進覺悟」並沒有超過1905年1月9日的彼得堡工人，後者也是舉著沙皇聖像——稱其為「小爸爸」，走向皇宮請願。安亭道上「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與六十年前彼得堡「小爸爸」可謂同義反覆。即使與中國本土工運比，安亭工人也落於歷史起點之後：1923年「二七」工人大罷工，鐵路工人林祥謙尚敢提出「為自由而戰，為人權而戰！」此後四十三年，在毛澤東手創體制下，黃金海、王洪文不敢言「自由」、「人權」，只能在「造反」之前冠以「革命」二字，即使再加一個「總」字，那也與「造反」本意相去甚遠，歷史倒退了多少年？
另一被毛澤東激賞的文革標誌性事件，所謂上海市委寫作班「造反」，更是一場被誇大的神話。這些人在黨政機關中生活多年，正統奴性比王洪文、黃金海們深厚，如果說工人是從「奉旨造反」走向「請旨造反」，這些人則是「探旨造反」，一步三探，探得「聖旨」方「造反」。
寫作班緣起復旦歷史系幾位中、青年左翼教師，初名「羅思鼎」，似有古意，其實是諧音「螺絲釘」，也是在「緊跟」當年之「吃香」。1964年中共華東局、上海市委將其納入麾下，撥「丁香花園」供其內部辦公，對外署名「丁學雷」。「丁」即丁香花園，前清大臣李鴻章家族秘蓄小妾之私園；「學雷」，即當時的紅色時尚「學習雷鋒好榜樣」。「丁香花園學雷鋒」，豈非滑稽？而當時的授、受雙方卻渾然不知。「為革命而寫歷史」，本身即生活在歷史的嘲諷中。
1965年毛澤東在上海私下策動文革，朱永嘉以史家身份為姚文元提供批吳晗《海瑞罷官》明史數據，自第八稿起，直接參與此文修改。1965年11月上旬，兩人參加有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市長曹荻秋、文教書記張春橋等參與的定稿會議。文革「造反」後，這一班人對內改稱寫作組，學科從史學擴及文學、哲學乃至自然科學，成上海地區輿論總管，聽命於張春橋、姚文元。文革十年上海之所以不成立宣傳部，原因之一就在於這個班子已行使宣傳部職能，學科「齊全」，足夠使用。林彪事件後，這個班子為毛澤東提供專項服務，注釋古籍大字本，密印專送。個別人從事與學者形象不相稱的特殊任務：在不服張、姚文革新秩序的中學生里安插臥底，密寫情報，則又超過了宣傳部職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