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很多人都會發問，那麼哈馬斯為什麼會存在，為什麼這些恐怖主義如幽靈般揮之不去，它們的思想根源是什麼？
對此，我們可以從一個很小的現象說起，記得上中學的時候，一些在各方面都表現差勁的學生最容易受到校外黑社會的吸引。原因很簡單，如果他在正常的競爭中各方面都處於下風，他會急於在非正常的方面找回自己存在的價值。
這些失敗學生混入黑社會之後，常常會回學校以欺負人為樂，特別是毆打和羞辱那些優秀分子，這種快感往往極其強烈。國際中東問題專家丹尼爾·派普斯說得好：「把中東的獨裁政治、極權主義和對以色列的暴力活動怪罪於以色列，就好像把犯罪團伙怪罪於勤奮的學生。」
文明的進程一定會有競爭，終點的不平等是人類社會的必然生命遭遇。在歷史中，這種不平等雖然會使人類感到痛苦，但每一次僭越人的界限，想追求絕對平等的烏托邦實驗，結果都猶如提著自己的頭髮想離開地面一樣，是增加更多的痛苦。
試想，如果有這麼一群陰暗懶惰的失敗者，他們在經濟、科技、軍事、自由、權力等文明領域的競爭中，全面處於下風，而一個外來者的出現，讓他們驚奇地發現，自己的失敗有了一個最好的藉口，那就是將自己的失敗的原因都歸咎於他人，這是何等的輕鬆與快意。當這一藉口被披上神聖的宗教或革命的外衣的時候，懶惰失敗者更加心安理得地沉迷於當英雄的幻象之中。不學習，不奮鬥，不改善自己的制度與文化，就靠朝坦克扔石塊就能當英雄，這確實是一大墮落的誘惑。
這其實是一種文明的病毒，是人性中固有的一種幽暗和墮落，它似乎與生俱來，存在於每個人的內心深處。在基督教中，它被稱作原罪。在人類的文明史中，它始終如影隨形。在不同的時代，它會找到不同的理由和理論而產生不同的變種，但實質都是一場向著毀滅人類也毀滅自己的黑暗高歌猛進的自殺。向下的墮落總是比向上的修養要容易太多。
我們甚至可以說，一部人類文明史，就是不斷與這種病毒不斷作鬥爭的歷史。在王莽的「以德治國」的烏托邦實驗裡，在許多農民起義的暴虐中，在義和團歇斯底里的殺戮中、在德國納粹那裡、在紅色高棉那裡、在二十世紀形形色色的「革命」那裡，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病毒的蔓延帶來的一場場反人類、反文明的瘟疫。
極端和殺戮是哈馬斯的必然選擇
在傳統社會，由於天然的地域阻隔和相對自治的社會單元，使得這種病毒的滲透能力不可能太強，鬧過一陣子便會偃旗息鼓。而到了傳播和控制力更強的現代社會，這種病毒的破壞力則驚人地爆發了出來。極權主義就是這個病毒的現代變種，給20世紀帶來了極為深重的災難。而以哈馬斯為代表的現代原教旨主義，實際也是這種極權主義中的一種，只不過披上了宗教信仰的外皮。
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對其進行了剖析。她認為極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言論控制和灌輸仇恨，他們要不斷製造一個虛擬的敵人，將其描繪得異常兇惡，並且無時不在、無處不在。並利用高度強制的意識形態灌輸，製造恐怖氣氛恫嚇人民使之俯首帖耳、強化自己「人民保護者」的形象。在納粹政權時代，這個「惡魔」就是猶太人；在哈馬斯那裡，這個「惡魔」就是以色列的存在。
我們看到，哈馬斯在兒童電視節目中就開始洗腦式地灌輸仇恨的意識形態。11歲的著名兒童節目主持人莎拉（Saraa Barhoum)告訴記者，她很想成為烈士。她主持的《明日的先鋒》每周五播出，長達1小時。這檔節目以一隻打扮貌似米老鼠的好戰卡通人物「法爾富爾」而出名，它經常在節目中宣揚反美國和以色列的理念，最後法爾富爾被一名以色列士兵打死，成為烈士。
當然，他們設立的這個宏大目標是永遠不能達成的，因此，極權主義反對一切靜態的制度約束，它在本質上乃是一種運動，其根本特徵在於它要持續不斷地進行鬥爭，鬥爭，再鬥爭，永遠沒有休止。極權主義的統治之維繫，離開這種無休止的運動，便將宣告破產，運動停止之日，也就是極權主義的毀滅之時。為了使鬥爭進行下去，便需要不斷地製造出一批又一批的所謂「敵人」，作為鬥爭的對象。極權主義從其一開始運行起，便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人性向下墮落的速度是驚人的，這種病毒的繁殖速度是驚人的。由於極權主義者對思想和言論自由進行嚴密的控制，如果有人拒絕墮落，立即會被當成叛徒而清洗掉。在批鬥專政對象的過程中，下手最殘忍的人會被當作信仰純潔而得到褒獎，因此，整個社會在各個領域都會向最低級和最無恥的看齊。這樣做最直接的結果便是整個組織越來越激進，越來越喪失理性。
一切極權主義的組織，在都免不了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一輪又一輪殘忍的清洗，最終往往是最無人性、最卑鄙無恥、最狡猾的那個勝出。所以才有1934年6月的「長刀之夜」——希特勒對衝鋒隊發動突然襲擊，為其攫取政權立下汗馬功勞的衝鋒隊長羅姆被當場擊斃，整個衝鋒隊領導層被屠殺殆盡。
在恐怖組織的歷史中，不斷有更加激進的組織從中分裂出來，比如七四年從巴解分裂出去的阿布·尼達爾組織。該組織不僅在世界各地進行恐怖活動，而且還涉嫌殺害了數位不夠激進的巴解組織領導人，甚至阿拉法特本人也多次成為極端分子追殺的對象。
莫薩布·哈桑·尤瑟夫，他是哈馬斯創始人之一的兒子，曾經對記者說，在這個組織內部，越激進的人就升遷的越快。最終，他在一次突襲以色列監獄時認識到哈馬斯的激進的真正本質，選擇了懺悔和離開。
在偉大理想的旗幟下，這些恐怖組織很快失去文明的底線。哈馬斯高級領導人穆罕默德·扎哈爾在2008年1月5日在當地電視台叫囂，要在全球範圍內屠殺猶太人兒童展開報復。在伊拉克，近兩年時間裡，「基地」恐怖組織共發動了100餘起自殺式襲擊，其中有24起是由兒童人彈實施的，約占所有自殺式襲擊數量的20%。在這些兒童人彈裡面，最小的只有9歲。在哈馬斯的那些自殺式襲擊者中，甚至包括弱智少年和通姦的女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極權主義組織不但殘忍，而且狡猾。他們很會利用自由社會的種種弱點，來獲得繁殖空間。
現代文明社會都奉行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準則，這種對文明人而設的制度也很容易被野蠻人鑽漏洞。對他們而言，現存的一切規則都是可以被踐踏和突破的。當他們還是少數，還不夠強大的時候，他們表面上會服從文明社會的社群交往準則，大呼要多元和自由，但一旦他們得勢，就會把這些文明準則踩在腳下。這個時候文明人才如夢方醒：它不是多元文化中的一種文化，而是多元文化的終結者；它不是自由信仰中的一個信仰，而是自由信仰的掘墓人。
看看在2006年哈馬斯獲得議會多數之後提出的議案吧：他們要求恢復伊斯蘭歷史上的酷刑，包括鞭刑、斬首、釘死、絞刑以及對「串通外國勢力損害巴勒斯坦利益」和「以任何形式傷害巴勒斯坦人民感情」的人處以死刑等……其他的包括對喝葡萄酒或者賣葡萄酒的人鞭撻40次，和捉到帶著贓物的小偷砍其右手等……
哈馬斯是文明公敵
殘暴的哈馬斯必然走向極度的孤立。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譴責哈馬斯的恐怖主義行為，而且開戰以來，比較理性的阿拉伯國家也主動疏遠。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在《紐約時報》撰文說，中東要想有永久和平，阿拉伯國家必須承認以色列的存在。埃及也明確表示，他們只會和法塔赫商談。埃及甚至幫助以色列封鎖了加沙，就在2009年2月5日，埃及方面還在拉法口岸攔截了哈馬斯的千萬美元款項。埃及對國內支持哈馬斯的人表示「如果不服，可以去加沙與他們一起戰鬥」。為什麼埃及要這麼做？穆巴拉克總統對記者道出了根本原因：「決不能讓哈馬斯贏得這場戰爭，不然，整個地區將不得安寧！」
這使我們再次想起了漢娜·阿倫特告訴我們的：極權主義是反文明的，它在本質上是一種野蠻。極權主義不是為了人類中某部分人的利益，而是徹底地反對整個人類，反對一切人性，反對所有的文明。這就是說，極權主義統治者最終也將自己納入一個不屬於自己的體系和過程中去，不能自已，直至最後的滅亡。
哈馬斯，不是什麼解放者，而是人類文明之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