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夏，中共中央下發了一個文件：中發1972年[28]號。這個文件主要內容是轉發新華社天津分社寫的四篇內參，第一篇內參題為《天津駐軍大量占用民房，嚴重影響軍民關係》，第二篇是天津駐軍領導人對此事的自我批評，第三篇是反映駐軍退出民房的情況，第四篇是寫退房後軍民關係改善。後三篇反映的情況是中央看到第一篇稿件後採取糾正措施的結果。這個文件在中共中央轉發內參的按語中要求天津駐軍迅速改正錯誤，第一次公開發表了一條當時稱為「最高指示」(即毛澤東的指示)，指示的大意是解放軍駐錦州部隊在一個蘋果園裡不吃園裡的蘋果，說不吃是光榮的，吃是可恥的。毛澤東旁敲側擊，用吃蘋果的事來說明軍隊占用民房可恥，退房子光榮。
這四篇稿件中，第一篇是我執筆的，後三篇是馬傑執筆的。
這幾篇內參是怎樣產生的呢?當時，社會上出現了不正之風。買自行車、手錶等一些緊俏的生活用品得托關係、「走後門」。而群眾最不滿意的是大學招生「走後門」。那時廢除了高考，上大學靠「推薦」。被推薦的很多是有權勢人物的子弟或和權勢人物有關係的子弟。在下鄉知青中有一種說法：「老子英雄兒上學，老子百姓兒務農。」當時我年輕氣盛，下決心揭露大學招生「走後門」的事。我到南開大學主管招生的部門了解學生來源，還直率地提出了有沒有走後門的問題。一位負責人很乾脆地回答：「沒有這回事!」我要求查招生資料，他們搬來了一大摞，我仔細翻了一遍，每一份材料上都蓋上了大紅圖章。哲學系60多名新生，一半以上是幹部子弟，但都是手續齊全，無法找到「走後門」的痕跡。調查失敗了，我怏怏地離開了南開大學。在回分社的路上，我看到西康路60號門前軍人站上了崗，這裡的房子(當時大概是建築設計院，上世紀80年代為天津城市規劃局)最近也被軍隊占了。聯想到「五大道」的小洋房大量被軍人占用，我眼前一亮：走了和尚走不了廟，大學招生走後門抓不著，軍隊占房是滑不掉的!
第二天，我所在的分社經濟組研究報導題目，我報了軍隊占用民房這個題。當時軍隊「支左」，權力很大，調查軍隊問題不僅難度大，還有「毀我長城」之嫌。這個題目政治風險是很大的。沒想到賈文英、閻晶昌、虞錫圭、李榮昆、孟子君等同事一致表示支持。李榮昆提議，軍隊是馬傑分管的，馬傑應當參加。我上樓把政文組的馬傑叫了下來，馬傑大力支持，積極表示參加這個調查。閻晶昌說：「真是得道多助哇!」
有了大家的支持，我在公用局(當時市房管局併入公用局)召開了一個座談會，出席會議的有高仲林、孫國榮、李子榮、侯樹民、喬虹等人。據他們介紹，和平區「文革」初期共壓縮、查抄了9190戶，壓出房屋13404間。其中，私人住宅5384戶，房屋3025所、24321間。這些被迫搬出的都是高級知識分子、民族資本家和各類高級統戰人士。名醫楊濟時重慶道187號一所小樓13間房，被警備區一位副參謀長一家占領，楊濟時一家20人被趕到重慶道6號地下室一間房子。睦南道83號是著名腫瘤專家金顯宅的私宅，被警備區一位領導人家庭占用。市政協委員、著名泌尿專家林菘私宅睦南道81號，被警局軍管會一位領導人家庭占用。全國政協委員李勉之兄弟三人在睦南道94號的三幢小洋樓和整個院子都被軍隊占用。市政協副主席畢鳴歧在大理道63號的一所私宅被05部隊占用。市政協委員、民主建國會負責人樂肇基睦南道56號私宅被一位軍官家庭占有。市政協委員、名醫施錫恩睦南道89號一所私宅被「兵要組」占用……根據座談會上提供的情況，我進一步調查了民園和體育館兩個房管所，了解了更多的情況。例如，大理道義勝里6號是姓鄭的私宅，4688部隊一位團級幹部，還是學毛著積極分子，他先占了樓上一層四間，姓鄭的被迫住樓下一間。後來這位團級幹部說：我不能跟資本家住一個樓，就把姓鄭的趕走了。一位女房管員還帶我從外面遠遠地看了幾處被軍隊幹部占的小洋樓。接著，我調查了市衛生局，接待我的是張玉昆，他介紹多家醫療單位被占。如有700張病床的第二工人療養院(柳林)建築面積兩萬平方米，被北京軍區後勤部八分部占用。有120張病床的第一工人療養院鄭州道分院，被警備區占用。河西區尖山那所兩萬多平方米的大醫院被天津警備司令部全部占用。當時天津病床緊張，全市有12萬結核病人，只有兩三百張結核病床，軍隊占用醫院很不得人心。我還調查了東風大學(即天津師範大學)，這所學校八里台的整個校園3，626萬平方米的建築都被六十六軍軍部占用(六十六軍占用後又在校園內建了4800平方米房屋和兩個地下指揮所)。馬傑調查了教育局，有些幼兒園也被軍隊幹部占作私宅。(事後據「落實中共28號文件辦公室」向我介紹，在天津駐軍20個單位即六十六軍、警備區、獨立師、八分部、05部隊、海軍航保部、空軍高炮二師、空軍燈三團等，在「文革」中占用天津民房108處、9167間，共40，0853萬平方米。)
材料齊了以後，我很快寫出了稿子，郭寶樹列印後交給分社負責人任豐平，他猶豫了一會兒，還是簽發給總社，他冒風險承擔了政治責任。
幾天以後，從總社傳來了消息，周恩來總理在人民大會堂開會，讓新華總社將此稿加印若干份送到人民大會堂。聽到這個消息我很振奮。也有好心的人告誡我：別高興得太早，是福是禍還不知道。他的告誡是有根據的，揭露權傾一時的軍隊的問題，還會有好結果?事實上，正是周總理主持的這個會上部署解決全國軍隊占用民房的問題，並由此糾正軍隊在「支左」中因權力太大而產生的不正之風。
軍隊占用民房不僅是天津的個別現象。北京軍區一個文件稱，全軍區共占用學校161所、醫院13所，工礦房舍111處、黨政機關、事業單位396處，共239萬平方米。其他各省、市、自治區的「支左」部隊也占用大量民房。
中共中央28號文件下達前，中央軍委和北京軍區事先對天津駐軍進行了工作部署：首先讓天津駐軍領導人向新華社記者表態(總社通知我們聽取劉政軍長的自我批評，並寫成內參，我和馬傑到六十六軍時，劉政軍長筆挺地站在傳達室門前，見了我們立正，行軍禮，說他已恭候多時)；又讓天津駐軍立即退房，保證在「八一」建軍節前退完；還讓退房後組織擁軍愛民活動。這些活動也讓我們寫成內參向中央反映。六十六軍、天津警備區等部隊立即召開黨委會，表示服從中央決定，說：「就是住帳篷也要退房!」還要求各級「退出水平，退出風格」。同時藉此機會對全軍進行愛民教育和紀律教育。家屬準備來隊探親的，打電報不讓來，請假的也推遲了。7月19日，六十六軍帶頭，動用兩個連隊把軍部從東風大學搬回新華路28號原址(百貨大樓後身)。搬家的部隊車水馬龍，十分壯觀，群眾夾道拍手歡呼。為了保證六十六軍搬回去，天津市有關部門組織了300多人的修繕隊伍，還有200多名戰士，日夜奮戰三四天，7月18日零點完成了對新華路28號的修理，保證了六十六軍7月19日搬回。
對於軍隊即時退房我是很高興的，但對於軍領導人的自我批評和擁軍愛民活動我心存疑慮。例如在東風大學六十六軍舉行的擁軍愛民盛會上，天津市一些領導人(如市委書記解學恭和九屆中共中央委員蔡樹梅、王淑珍)的發言，對軍隊占用民房沒提出一個字的批評，反而對軍隊大加讚揚，好像歡迎從前線凱旋的部隊一樣。看到這些情況我心中不平，想站起來說話，坐在旁邊的任豐平把我按住了，但對寫後幾篇稿子持消極態度。多虧馬傑識大體、顧大局，由於他的努力，才完成了後三篇稿件，實現了中央的意圖，形成了中共中央28號文件。
中共中央28號文件下達後，全軍立即退房，全國所有駐軍都突擊大搬家，退出了大量在「支左」中占用的民房，僅北京軍區就退出了民房近百萬平方米。新華總社讓全國各分社寫當地駐軍退房的情況，從各分社的內參稿中可以看到，各地軍人搬家都頗有聲勢。軍隊退房也帶動了地方。在「文革」中權力部門大量擴張辦公用房，1972年，天津市委和天津市革委會領導機關和各部委辦(當時稱一級組、二級組)占用辦公用房總共8.25萬平方米，比「文革」前的河北省委、河北省人委(當時都在天津)、天津市委、天津市政府四家的辦公用房還多出2.6萬平方米。解學恭提出：軍隊帶了頭，地方怎麼辦?他要求政府部門也退出占用的房子。也有的軍隊一時退房困難，搬家拖了一段間。如被4688部隊占用的天津市一輕局幼兒園沒有退，後來地方給了三處房子，才換了出來。第二炮兵司令部占了中國人民大學，上世紀80年代初還沒有退出來，直到引發一場學潮，「二炮」才不得不另遷新址。
為什麼毛澤東這麼重視軍隊占房問題?當時市委領導人、毛澤東的親戚王曼恬說：「這不是騰幾間房子的問題，意義深遠。」意義在哪裡?當時並不了解毛澤東的真意。若干年後我才知道，毛澤東對「文革」中軍隊勢力過大有些擔憂。
「文革」期間，在各級政府機構一時癱瘓的情況下，毛澤東派解放軍「三支兩軍」。軍隊在穩定社會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在「文革」發展過程中，軍隊勢力急劇膨脹。「九大」產生的中央政治局有21個委員，如果把陳伯達算在內，林彪的勢力占了三分之一；在九屆中央委員(170名)和中央候補委員(109名)中，軍人占49％，接近一半；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也絕大多數是「支左」的軍隊幹部。以天津為例，當時參加「三支兩軍」52作的軍隊幹部共有4035人，其中有3172人參加了地方政權和企、事業單位領導班子的「三結合」。全市區、局黨委書記60人(60個單位)中，軍隊幹部44人，占73，3％，市級機關一級組(當時稱「組」，即現在的部委辦)組長11人當中，軍隊幹部就有10人，占90.9％。當時的中國，頗有「軍天下」之趨勢。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上引用蘇聯說中國是「軍事官僚專政」的話，已表明他對軍隊勢力過分膨脹不滿了。中共「九大」以後不久，毛澤東向林彪和黃、吳、葉、李、邱那個軍委辦事組「摻沙子，拋石頭，挖牆腳」就有抑制軍隊的意思，1971年「九一三」林彪外逃摔死後，毛澤東更加緊了這方面的工作。中共中央1972年28號文件，應當是解決軍隊問題的餘波。
駐軍迅速退房使天津老百姓過高地估計了新華社記者的作用。在「文革」中蒙冤受屈的人認為新華社記者可以幫助他們申訴，紛紛到分社上訪。那時新華社還真有點威望，有時給上訪者單位打個電話，就把問題解決了。這樣一來，上訪的人就更多，在睦南道150號分社所在地人滿為患，有時一天上訪人數達數百人之多，小花園都擠滿了。上訪的都是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人，既有普通百姓，也有文化名人和企業界知名人士。為了不影響正常工作，傳達室生連起老頭每天發十幾個號，有人為了拿到號，頭天晚上在分社的圍牆外面牆根底下等候。分社安排閻晶昌、孟子君等人專門接待來訪，幫助上訪者解決了不少問題。在接待來訪中觸及大量「文革」中的問題，引起當時市委不滿，市委副書記、六十六軍軍長兼警局軍管會主任劉政批評分社超越權限，管得過多。這樣，分社只好停止了接待群眾上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