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星期四，是1989年中國政府出動軍隊和坦克，鎮壓天安門學生運動26周年紀念日。加拿大《環球郵報》記者內森·范德克里潑（Nathan Vanderklippe）特地採訪了當時參與加拿大政府應對工作的人，請他們介紹加拿大政府當時有什麼反應和做法。
報導說，26年來，每年一到六四紀念日，北京就會高度緊張，在天安門附近的街道上增派軍人和保全巡邏，在網絡上屏蔽所有相關的敏感詞。今年連微信上發送6.4元的人民幣紅包，也被提示「交易異常」。
雖然加拿大人中親身經歷過『六四天安門鎮壓』的人並不多，但每年到了這個時候，他們都會自然而然地想起那些令人難以相信、驚心動魄的場景。曾在1996年至2001年在中國擔任加拿大大使的霍華德·巴洛赫（Howard Balloch，中文名貝祥）就是其中之一。
巴洛赫對記者說，那是他人生中一段極其特別的經歷。他和加拿大其他外交人員一樣，極力想弄清到底發生了什麼，怎樣把加拿大人儘快撤離中國，而最棘手的是，應該怎樣幫助那些在大屠殺之後，在加拿大申請避難的中國官員。
巴洛赫回憶說，當時加拿大外交部在渥太華成立了一個危機處理小組，他作為外交部主管亞洲事務的副部長，被任命為這個小組的三名主管之一。他們的辦公室里裝上電視機，不停地播放各國電視台對北京事件的報導；辦公室臨時開設了100條電話線，並增調足夠的工作人員。此外還打著飛行訓練的幌子，派一架加拿大空軍的波音707運輸機到東京待命，以便在需要時撤出在中國的加拿大公民。渥太華還給北京大使館緊急送去了專門的無線電設備，以防中國一旦切斷對外通訊時，也可以和使館保持聯繫。在長安街槍響之後，危機小組讓一些年輕的職員在電話線上念體育比賽的結果和其他沒用的東西，以監測線路是否暢通。
巴洛赫說：「雖然當時大家並不明白到底會發生什麼，但每個人都在努力尋找應對的辦法」。後來他在自己的傳記書中也提到了當時的情景。
他的書中記載，當時的加拿大總理馬爾羅尼和對外事務部長克拉克至少兩次召見中國大使張文普，第一次是表達對中國發生的武力鎮壓事件的關注和不安，另一次是在6月4日之後。
加拿大政府當時是同情中國學生的。這與中國大多數中下層官員一樣。就連5月份來加拿大訪問的中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萬里也在多倫多的一次演講中「盛讚學生的愛國熱情」，並表示將努力促進民主。萬里很快被傳喚回國，但他的觀點卻很有代表性，包括在加拿大中國大使館內。「很明顯的是，一些使館工作人員，包括張大使本人，是基本支持學生運動的」。
根據加拿大有關「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文件存檔。加拿大的中國留學生那時也紛紛上街遊行，支持北京的學生運動。一次在多倫多的集會上，一位會彈鋼琴的中國留學生奏起了「國際歌」，現場當時群情激昂。當時那首歌已是天安門廣場學生的主題曲。
6月4日中國軍隊開槍之後，渥太華考慮的首要問題就是撤僑問題。當時約有1,400多加拿大人在中國。中國政府拒絕了停在東京的加拿大軍隊運輸機到中國接人，外交部就只有依賴加拿大航空公司的日常航班。渥太華決定包下兩個加航的航班協助撤僑，同時派出汽車，披上加拿大國旗，到北京的大學校園，接出那些滯留的學生。掛國旗的目的是能夠通過軍事檢查站的封鎖進入校園。經過這些努力，最後有800多人撤離了中國。
天安門鎮壓事件發生後，加拿大政府在應該做出怎樣反應問題上很傷腦筋。國內有輿論呼籲加拿大斷絕一切與中國的關係，但政府意識到，從長期的角度看與中國保持關係的重要性。最後，政府做出了較成功的決定：繼續履行對中國的援助項目，沒有正式召回大使。
記者還採訪了當時危機處理小組的另一名主管布魯斯·賈特茲（Bruce Jutzi）。他說，對於很多人來說，天安門屠殺是難以令人接受的。當時中國駐加拿大使館有約40名外交官，六四之後其中一些人在加拿大申請了政治庇護，人數是在9到11人之間。開始的一兩個人能做出這樣的決定應該很不容易，因為大使館有嚴格的紀律，而當又有第3個，第4個，第5個。。。站出來時，這件事就很顯眼了。後來加拿大政府幹脆宣布，所有持有中國大陸護照的中國人，都可以到移民局申請永久居民身份。
賈特茲先生說，他也不清楚這些人後來的具體情況，使館人員可能會受到加拿大情報部門的審查，大多數人得到了移民局的幫助。但張大使卻沒有那麼幸運。在被中國召回後，他再也不能在中國政府中任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