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這是一段我個人真實的成長經歷，我糾結了很久，還是決定寫出來。由於其發生在兒童身上，我儘可能不寫的過於露骨，以免造成不適。為了證明其真實性，我決定部分公布校名、地名，並願意承擔任何質疑甚至訴訟。但因其發生在近20年前，我還是不公布當事人姓名，儘管時至今日我都無法忘卻。
（方力鈞畫作，2021.3.03攝於湖南省博物館）
我出生在寒冷的北方小城－－山西大同，一個因為煤礦而被全國人民記住的地方。在中國，資源稟賦優越的城市，往往有著較為集中的行政管理和單薄的市民社會，這塑造了當地人的性格，保守、老實，易於管理。
兒時的我就讀於城區二十三小，位於市內人口密集區，年年招生爆滿，一個班裡平均有70-80人，無論對於學校和老師，管理壓力都不小。
但隨著一位教導主任（以下化名「章老師」）的上任，一切都發生了改觀，學校無論在成績、紀律和儀表考核上都排入了市內前列。從教育局的打分上看，它無疑是一所好學校。
這一切的變化，都要歸功於一種叫「值周生」的制度。在很多學校，「值周生」的存在只是在校門前站崗，檢查紅領巾和記錄遲到，而章老師上任後，它被賦予了更大的權力。
每天課間，都會有帶紅袖章的學生遊走於學校的各個角落。他們可以隨意沒收任何「與學習無關」的東西，零食、玩具、卡通書瞬間成為「違禁物品」。甚至，班主任也成為被監督的對象，課堂言論、班級紀律和衛生情況，都由「值周生」打分向上匯報，並直接掛鈎工資績效。
一時間，人人都變得戰戰兢兢。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摸到了這份差使的門路。沒收的財務不上交而是自己享用，故意舉報討厭的同學和老師泄憤，埋伏在操場角落等待課間攜帶「違禁物品」的同學，在沒收東西時才掏出「紅袖章」亮牌身份……
當然，這種「美差」可不是想干就能幹的。只有到四年級才有資格成為值周生，並且成績要名列前茅。滿足這兩個條件後，章老師還開發出了一套嚴格的考核標準，確保只有最服從和聽話的學生，才能獲得如此「特權」。
這個標準包括教務處的「評價」和老值周生的推薦。前者考察的無疑是服從性，而後者則催生出「派系」。作為貫徹官方意志的「執法者」，值周生必然是占比很小的「精英」。長期的監視行為會積累怨氣，容易遭到同學報復，而寡不敵眾。因此，一個會「做官」的值周生，必須擁有自己的「擁躉」，靠的就是分贓和培植勢力。
你無法想像一個7、8歲的小孩，已深諳權力的遊戲。一些值周生會在低年級安插自己的眼線，為自己通風報信。一有「違禁物品」出現，立刻趕赴現場沒收，然後再與「擁躉」們銷贓。當然，對於低年級同學，最重要的是搞好和值周生前輩的關係，這樣便能在升入四年級時得到推薦，成為特權階層的一員。有的值周生還會把自己的「紅袖章」偶爾借給小弟爽一爽。
推舉制度所產生的「派系」，成為了學校最大的「黑社會。值周生麾下小弟，為了獲得「大哥」的賞識，瘋狂舉報同學，遇上衝突時甚至衝鋒在前線，形成了一種「內卷」。低年級同學因為體力因素，成為被欺凌的主要群體，但等到他們「上位」成功，又會變本加厲欺負比自己低齡的同學。
教導主任並非對這些事不知情，曾有人向教務處舉報「值周生」的胡作非為。然而，卻沒有一位值周生被給予處分或警告。因為，他們的存在，的確確給老師的「政績」帶來了提升，而那些「特權」則是犒賞。成績、形象建設是校領導最在意的，至於用什麼手段實現，似乎並不重要。
我想起一位著名政治家的組織論，「要控制全社會的人，只需要控制5%的精英，然後讓這5%的精英去控制剩下95%的普通人。」「要通過不停的政治鬥爭和清洗，來確保5%的精英時刻保持對組織的忠誠，以便更好地執行組織的意志……」
值周生會在每季度的校考後進行換新，為了保住自己的「特權」，繼續在升旗儀式上享受同學羨慕的目光，就必須努力考出高分，這客觀上的確是一種激勵。我雖然不努力，但從小讀書比較在行，居然不小心考了全校前十，陰差陽錯得到了「特權」。
得到通知後，我來到教務處接受培訓「洗腦」，領取了那象徵「特權」的紅袖章。出門後，一個老值周生和我套近乎，為了獲得下屆我的推薦票，他告訴我如何找小弟，同學喜歡藏在哪裡看漫畫書、玩「洋號」和卡片，並主動帶我去「試試手」。
回到家中，父親注意到了我來路不明的零食、玩具和漫畫書，便向我質問由來。我並不知道那意味著什麼，居然自豪地向父親介紹自己的「光榮履歷」。聽畢，父親與我促膝長談，第二天，我上交了沒收的零食玩具和「紅袖章」。剛滿9周歲的我，突然明白了很多事。
時至今日，我都無法原諒這種制度給同學們帶來的傷害。兒童並非不明事理，只是無知而分不清善惡。在他們價值觀建立的時期，把不受約束的權力賦予他們，讓他們彼此鬥來都去。當他們嘗到了這種「特權」的甜頭，產生路徑依賴，會給他們未來的為人處事帶來怎樣的影響？
想到這裡，我細思恐極。為了表面的光鮮亮麗，同學之間基本的信任感和道德感蕩然無存，只剩下彼此的警惕和競爭。時至今日，我們都無法恢復兒時應有的樸素情感，每個同學像原子一樣被打散在社會，彼此形同陌路，老死不相往來。
老師常說，學校就是一個小社會，我覺得它更像社會的鏡子。在畸形的遴選制度下，所產生的「道德模範」，往往是道德敗壞之人，是為了達成目的不擇手段的人。自此之後，我不再對升旗儀式下的「先進少先隊員」抱有仰慕，我覺得噁心並開啟了我的「叛逆之路」。從此，一切評獎與我無緣，而內心的價值觀卻在悄悄建立。
這讓我想起秦制，在鼓勵互相揭發、檢舉中，秦皇的意志滲透到了社會的每一個毛孔。集法家大成的《商君書》認為，人只有兩個功能，即「農戰」－－生產和戰爭。而為了更好地服務於這兩個目的，一切手段都可以被使用，任何道德都可以被拋棄。
如今，法家的思想，並沒有隨著秦國的覆滅而消亡。各種師生檢舉、同學檢舉依然被使用到學校的治理中，看似能更好地服務於某種目的，卻讓學校失去了更寶貴的東西，成為人文主義的沙漠。我也不知道中國的很多學校，到底在培養什麼樣的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