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必須老調重彈八九歷史六四暴行
二，反思誤區：明於理念昧於事實
三，"策論"性反思不足為訓
四，中外比較：八九民運達"和理非"極限
五，一孔之見：反思什麼？如何反思？
六，蘇聯民運：權力集團內部改革力量
七，東德民運：跨越階級光譜的底線
八，波蘭民運：屢敗屢戰的自由弦歌
九，民情與離心：前東歐極權主義與中國極權主義之不同
十，八九民運遺產：自由魅力與精神日出
後記
引言
沒想到八九六四32年之後，需要為這場民主運動做辯護，而且是面對自我陣營的質疑。
這種質疑是以"反思"為由提出的。這種質疑的主題是：八九是否是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
這種質疑，抽象化或忽略過六四暴行，以當局六四暴行惡政所引發的一系列惡果——如六四亡靈不得昭雪、天安門母親追討公義不成，中國文明變革機遇消失、邪惡專制崛起甚至全球化擊敗西方這些現象——指斥八九民運，相當於把六四屠殺的惡果，轉嫁於八九民運，這無疑是對八九民運的指控。
這種質疑還有一個前提，就是：32年了，針對八九六四說了這麼多年沒有新意，所以應該說些新的東西。
上述言論者是蘇曉康。曉康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對他的流亡心態、秀才脾氣以及聰慧敏銳，深度同情而且自以為能夠理解。這是我平生首次發表批評文章且指名道姓，是因為，曉康上述相關言論已廣為人知，無需為他隱；其次我理解，引發關注和評論是曉康的本意和需要；再，我確實不同意他在他的"八九新說"中，將當局暴政性質與惡行之因，歸為八九民間民主運動之果這種因果顛倒、本末倒置的邏輯，覺得應該公開反駁。不過此文雖由曉康八九新說引起，所論大多是自己認為重要的話題而借題發揮。四，撰寫此文就事論事，無礙我對曉康的敬重和交情——我希望說出自己觀點，但保持善意討論問題的風氣。
一：八九歷史六四暴行必須老調重彈
"老調重彈……——三十年說一樣的話，太乏味了"，於是曉康說了一通不一樣的、難聽的話。這樣的反思八九的動機，不幸撞到我槍口上了。
喜新厭舊是人性使然，無可非議，不過新調雖然引人關注，卻未必是切中要害的前提，這也是常識。現在沒有新聞，未來沒有歷史，在國家機器扭曲事實近70年的大陸中國，八九六四已經從新聞變成舊聞，從舊聞變成記憶，從記憶變成遺忘，從遺忘變成荒原。不僅如此，他們在這片荒原上種植了謊言的叢林。而這片謊言的叢林，只能結出民族悲劇宿命的碩果。
龔自珍有言："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這不只是一個判斷句，這是迄今為止的歷史經驗和教訓：自俄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民國史被滅，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中國民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在大陸消亡；自中國仁政道德文化遭五四批判再遭文革踐踏，這個民族異化為馬列信徒、無神論者，再淪為物質金錢的奴隸。顧炎武有亡國或亡天下（文化）之論，國是國體、國家，天下是文化、人心。洞察如今九百萬平方公里大陸光怪陸離、災難深重的景象，誰能說49年以降中共治下，不是滅史而亡國？誰能說文化沒有被消滅，民族沒有異化，道心之天下沒有滅亡？
共產主義的潘多拉盒子早就噴射出諸多重大歷史謊言：從庚子國難到辛丑談判，從延安整風到民國抗戰，從國共戰爭內幕到49年之後韓戰、越戰、周邊戰爭，從西藏所謂平暴行動、蒙古內人黨事件到歷次政治運動，從大躍進大饑荒到七九民運、八九民運，從關押百萬人的新疆勞改營、香港變色到武漢病毒來源、生化武器工程……。
面對如此嚴重的現實，要抵抗這種來路滅跡工程，不能喜新厭舊，也無處推陳出新，唯有老調重彈：存亡繼絕，振弊起廢——找尋被剷除的真相，恢復被詆毀的經典，還原被扭曲的事實。謊言重複一千遍被說成了真相，真相必須重複一萬遍，以便消解謊言。要有從新聞說成舊聞，從舊聞說成記憶，從記憶建造真實的歷史，從真實的歷史中建造民族的來路的堅韌決心。
幾千年來，中國修史傳統源遠流長，修史制度堅實穩定，史筆如刀，鐫刻真實，司馬遷忍宮刑之辱筆寫春秋，膾炙人口，而他筆下秉筆直書、犯上罹禍、堅決不退、前赴後繼的齊國太史兄弟四人，更令人肅然起敬。如此以命相搏，代代相襲，記錄真實，保護歷史的傳統，證明了那句盛傳於民間的定語：歷史是中國人的宗教。
欲使林木茂盛，必先培其本根。如今，在謊言的荒野上，欲要文明之樹昌盛，必先還原歷史，真實歷史不僅相當於我們的宗教，也是我們國家未來文明之樹的本根。培植這個本根，是每一代有尊嚴的人，尤其是有話語權的知識人的天然使命。
這個使命必須老調重彈，這種勞作必然枯燥乏味。而喜新厭舊導致忽略歷史，急功近利必然經不起失敗，成王敗寇將會泯滅公義，文明不會由此積累，神明不會看守這樣的聰明。所以，要反思八九民運，需要持守"歷史是我們宗教"的傳統，更需要恪守"人不知而不慍"的生活態度。
二，反思誤區：明於理念昧於事實
專制集權的內部運作是一道鐵幕，可窺其貌，難見其祥，中國專制政治也不例外。八九年民主運動期間，鐵幕之外，小道消息層出不窮，相信哪條是個問題。關於中共下一步可能採取的行動，眾說紛紜，各執己見，莫衷一是，這是八九民運的信息環境。即便32年過去，人們依然在尋找史料，挖掘信息，試圖從中找出蛛絲馬跡，確定中共內部的決策走向、時間坐標、人脈關係等，以便確認自己的結論正確，他人的分析錯誤。
而八九年學生與當局的溝通渠道，不如美中49年後斷交時期的狀況。那時，在第三國家的酒會上，還能通過人脈內線，悄然傳遞消息。蘇聯計劃對中國實施核打擊這種重大消息，就是美國在外交酒會上，通過私人，以非正式方式傳給周恩來的。八九年學運期間， 中共當局雖然密探到處有，他們能及時掌握學生動向，但學生與他們之間沒有溝通渠道，他們背地的運作情況，權力集團外部無人知曉，了解隻言片語，只是極少數人的專業知識。這種情況下，唯有公開的消息可為學運的參照。這類公開的消息如：胡耀邦逝世、4·26社論、趙紫陽下台，軍事戒嚴，軍隊進城等，當局每一個公開的消息和明確的行動，學運都充分吸納，都採取了相應的對策。即便如此，當軍隊戒嚴，趙紫陽下台的確切消息傳來，立即停止絕食的決定依然難以兌現。因為對那些絕食進入第七天的學生而言，停止絕食已經不意味著停止爭取對話，而意味著自取其辱，面對中共的冷漠，他們淡化了絕食初衷，轉而感到，堅持絕食就是堅守自己的尊嚴和人格。筆者當時人在絕食團指揮部的廣播站，周圍就是絕食的學生，這是我直接確認的事實。
評判過去的事件依據現在的信息，以32年後的認知評價32年前的事端，這是浪漫主義者們常犯的錯誤，這樣的錯誤，不進入具體事件的具體環境，犯起來不僅容易，還特別"正確"。蘇軾的二任妻子王閏之當年將蘇軾的很多手稿付之一炬，後世論者因此責備王閏之不負責任，因為她的舉動導致中國永遠失去了蘇軾那部分珍貴的手稿、詩詞之作，是中國文學史上莫大的遺憾。確實如此，但是設身處地，身臨其境才能知道：當時蘇軾因寫作詩歌被誣陷，正身陷囹圄於所謂"烏台詩案"期間，構陷牽連七十餘人，審理緊鑼密鼓，這些手稿一旦敗露，即可成為陷蘇軾於不義的奸佞小人的旁證，極可能導致他獄中喪命，王閏之如何能夠不顧蘇軾性命和全家十口安危，保留這些禍根般的手稿？是因為她的謹慎和果斷，中國文學史上才有蘇軾到蘇東坡的轉變和他後半生的全部創作。事件的發生和發展，是當時情景使然，有其內在邏輯和契機。省查事件，古人都知道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以便身臨其境，感同身受，如今反思八九六四民主運動，需要有同樣的現場感、歷史感。
當事時旁觀，是個人選擇，事後諸葛，也是個人選擇，均無可厚非。但是脫離現實，以筆削自任，儼然判官氣象，確實義正詞嚴，而且立於永遠不敗之地，卻無補於事。假如王閏之當初沒有燒掉蘇軾的手稿而導致蘇軾判死獄中，旁觀者依然可以"正確地"反思王閏之之罪：她沒有及時燒掉蘇軾手稿，導致中國偉大詞人蘇軾英年早死獄中，造成中國文學史上重大的損失！
——當事人總是負謗，觀事者永遠正確，這是明於理念、昧於事實，罔顧經驗，這是一種反思誤區，它顛倒了因果律、取消了背景論、拆除了環境說，從而顛覆了或弱化了對八九六四的真正反思。人類歷史上，有多少頤指氣使的口舌爭訟、多少機鋒巧用的文字遊戲、多少政治正確的言辭論辯、多少譁眾取寵的指斥譴責，甚至暗潛心機的自我辯解，就是這樣產生的，也是這樣消失的。
三，"策論"性反思不足為訓
清末廢八股，興策論，舉中國之士子，盡為權力之耳目。當代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傾力廢夏納夷、全盤西化，卻並沒有在行為上把自己跟他們批判的文人傳統劃清界限：議政為權患，獻策於朝廷，這類作文，近年依然隨著權力姓氏的輪轉而時見時新。以至於即便反觀自發的、無組織、無綱領的民間民主浪潮，也希望合於當局的節拍，順其勢，應其聲，展其志。
這是直接訴諸權力集團的智能面對民眾抵抗運動所實現的對象轉換，本質上，它依然是以官方步調為主導的一種方式。中國自由知識界奉為楷模的陳寅恪和他的摯友吳宓們，是不屑於此的。余英時先生也溫和地指出過當代中國知識人這一自作多情的通病。
我不否認這種自命為朝廷重臣的傳統文人存在方式和行為方式，假如貫穿於體制內部的改革機構並遇到開明官員，或可發揮積極的作用。但這種方式很難無縫隙銜接到民間，除非權力集團看取民意，主動讓步。
對八九民運而言，策論思維模式的麻煩不僅在於它的權力思維之嫌，即便從現實層面看，也難以奏效，蓋因八九民運是自發的、應運而生的群眾民主運動。它既然興起成勢，成為民眾意志的載體，便難有少數精英意志運作的空間。具體看，八九學運中幾乎每一個臨時機構的誕生都是應運而生；幾乎每一個領袖出現都是順勢而出，參與者和親歷者皆可證明，學自聯，外高聯，糾察隊、工自聯，知識分子聯合會、新聞快訊……這些組織或機構的組成和建立，均無預謀，無策劃，一蹴而就，得成於勢。歷史準備好了高地，只看誰願意並且能夠站上去！它托舉站上去者成為領袖，不理睬企圖拖拽它的精英。這是（八九）時勢造英雄，而非英雄造（八九）時勢。
時勢就是民意，就是運動的主體——學生的意志，順者捲入漩渦中心，逆者衝到邊緣。廣場上重大決策的兌現、計劃的執行，都有一呼百應的前提，都順應了（而不是悖逆了）學生們的意志。而策論性思維，是官僚政治的衍生物，不是群眾運動的指南針，試圖以此種思維定勢來逆轉或左右學生的意志，不僅技術上無法做到，實際上也難以奏效，當時多名知識精英到廣場公開喊話，發表演說，勸退學生，竭誠盡力，無功而返，就是證明。
四，中外比較：八九民運達"和理非"極限
學生最初的訴求意在民主，退而求其次要求仁政，仁政還是過於天真而"過份"了。具體地說，學運最初目標是要求為胡耀邦平反，反對官僚腐敗，繼而要求開放報禁、新聞自由。這個訴求顯然無效，轉而要求與當局平等對話。老人幫不肯退讓，對話無誠意，學運被定性為"動亂"，迫於秋後算帳的恐懼，他們以絕食要求取消"四·二六社論"這一結論，給學生運動平反，承認他們是愛國民主運動。此舉不僅無效，反而傳來了軍隊戒嚴令，學生為此繼續退讓，以停止絕食為條件，希望避免戒嚴，保住天安門這塊自由之地。軍隊終於進城，大開殺戒，學生再退已無路，他們最後一個請求是：軍隊不要開槍，以便他們能安全退出廣場，這個訴求已經來不及寫到標語上了。
關於學生的政治訴求的有限性，西方記者也看得明白，現場調查之後，他們甚至覺得把八九天安門運動稱之為民主運動是過於簡單的描述，他們"只是要求政府正式承認學生運動。他們並不想推翻中共的體制"（CNN記者麥克·奇諾伊Mike Chinoy1999年版《中國直播：人民力量與電視革命》China Live：People Power and the Television Revolution第七章"中國魂：天安門廣場" The Soul of China: Tiananmen Square）。
而早在1992年，針對"學生激進"的說法，高爾泰先生就指出：
"特別是在目前，由於民運處於低潮，群眾態度冷淡，專制政權迴光返照，貌似空前鞏固，乖巧機靈的知識分子們紛紛反過來向勝利者頻送秋波；以"理性"的名義對八九民運進行批判，指斥它過於"激進"，指斥它沒有及時作出妥協和讓步，指斥它"感情用事"、"缺乏理性"，以至黨和政府把已經賜予的一點民主自由也收回去了。仿佛不是屠夫們而是青年們應當對六四慘案及其後的歷史大倒退負責。仿佛只要青年們不急於追索自己的自由與人權、能夠及時地丟掉人的尊嚴感、羞恥心和對於社會正義的強烈渴望，一切都會自然而然地好起來。總之是奴隸們應當學會忍耐和等待，因為鐐鏈是會生鏽的，等到鐐銬鏈鏽蝕掉落的時候，你們不是就可以獲得自由了嗎？現在，由於你們"感情用事"、"缺乏理性"，急於掙扎和吶喊，以至於失掉已經開始生鏽的鐐鏈又換上了閃光鋥亮的新鐐鏈。不僅你們自己倒霉，連累全國人民也跟著倒霉。你們有什麼權利，把全國人民推入水深火熱之中？據說為了糾正這一錯誤，北京的一些中青年知識分子，包括一些出獄的民運人士，正在四處串聯要成立一個"忘卻六四委員會"，幫助黨內改革派"放下六四包袱"、"消除六四情節"，以便通過改革最終地實現和平演變。"（高爾泰"夜半歌聲出海濤——序《告別陽光·八九六四囚禁紀實》）
十九年前高爾泰先生這些批評，更加適用於我們今天的現實。
再看市民，近兩個月的北京傾城抗議行動，動輒百萬人布滿市區街道、橋頭、地鐵路邊……警察撤了，學生維護交通，市民主動配合，那段"失控"的日子裡，北京秩序比平時好，而且好得出奇：沒有發生一起盜竊事件，沒有丟失一輛自行車，沒有打破一塊玻璃，沒有發生一次往時動輒發生的打架鬥毆和爭吵，當時百姓形容社會秩序用了一句形象的俗語："小偷罷偷，流氓罷流"。這樣大規模的、全體人民參與期間的和平理性，史所未聞，以至於消息傳到東歐，成為榜樣：東德萊比錫每個周一都會從聖尼古拉教堂走出燭光遊行隊伍，組織者是弗瑞爾牧師，為了防止遊行者情緒失控引發暴力，他刻意安排參與者們兩隻手都占滿：一手蠟燭，一手聖經。他告訴外國記者說：中國幾個月前和平民主運動的和平理性，是他們的榜樣。
近代類似的運動均可參照比較。最近的民眾抗議活動是五四運動，其中領袖陳獨秀、李大釗是中共創始人，學生們被憤怒情緒宰制而恣意發泄，痛打章宗祥，火燒趙家樓，其激烈程度與八九學運不在一個平面，而迄今無人否認五四運動作為新文化運動的愛國性質。往前看：義和團運動暴戾恣睢，虐殺中國基督徒超過兩萬、外國傳教士數百，燒毀京城數百年精華，如今定論是"反帝愛國運動"。往後看：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國全境陷入打砸搶燒殺暴亂中，死傷無數，多年之後才羞羞答答稱為"動亂"。舉目近代，百年中國動盪中，唯有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訴求有限，且一再降退；行為平和，不犯纖毫；情緒最極端的表達竟是學生們的自戕，自我絕食，而非泄憤於公物或傷害於他人。
測目西方，我們難兄難弟東歐國家的同類反抗，是另一個參照系：波蘭，1956年波茨南事件中，只因傳聞赴華沙向政府情願的代表遭逮捕，民眾示威就演變成了暴動，點燃了秘密警察總部大樓建築。匈牙利，1956年為反抗蘇聯武裝鎮壓，數萬人民武裝起來與秘密警察和蘇軍交火，致死2500名匈牙利人和700名蘇軍士兵。比較之下，中國的八九民運，是人類歷史上最聲勢浩大也最為和平理性的抗議行動，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順便說一句：匈牙利革命的失敗，導致蘇聯集團強化壓制力量，東歐民主運動遭受重創，民運處境更為艱難，其後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要求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夢想被蘇聯坦克碾壓；1979年韓國的"漢城之春"，以刺殺朴正熙的激烈手段結束了其獨裁統治，但引發的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被軍事強人的軍事戒嚴壓制。雖然如此，文明社會沒有以蘇聯專制力度的加劇，指斥說匈牙利人民的武裝暴動是過激行為，他們斷送了改革形勢，他們應該對蘇共更劇烈的暴政負責。十二年之後布拉格之春被蘇聯坦克鎮壓，也無人指斥捷克民運不識時務，斷送了歷史改革的進程。遭到國際輿論譴責的是武裝入侵、實施鎮壓的蘇聯當局，美、法、加、巴西、丹麥國家聯名在聯合國要求蘇聯立即撤軍，甚至 中共當局也在非正式場合表達了對蘇聯暴政的不滿。（時任總理周恩來在羅馬尼亞大使館舉辦的國慶日招待會講話中公開指責蘇聯的侵略行為，導致蘇方人員全體退場。這一講話史稱"六八講話"）。
順便再說一句：八九民運多年以後，以善良溫和、虔信佛教著稱於世的藏人，抗議當局絞殺信仰、種族滅絕的方式，比八九天安門學生絕食行為更自戕：他們自焚，接二連三，累計人數已經超過150。這是無權者的最後的權力、是最悲慘而最無奈的抗議方式。這種方式後來導致他們一人自焚，全家受罰。國際社會和文明世界唯有同情他們的遭遇，為他們的抗議方式痛心疾首，沒有譴責他們激進，沒有指控說他們的行為導致了中共更加嚴酷的暴政，為此而遭受譴責和指控的始終是暴行罪犯中共當局。
順便再說第三句：一場政治運動的定義，依據應當是這場運動的內在訴求和外在行為，並考慮運動是否是建立在雙方協作、相互效力基礎上，是否有正常發展並將訴求貫徹到底的可能。假如單憑學生自我絕食一途，就鑑定八九民運激進，是罔顧八九政治訴求的有限性，無視訴求態度之初的懇切期待、忽略公眾行為普遍的自律，以及全體市民學生為維護和平理性所採取的各種反暴力陰謀的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在交警撤離後學生們組織起來維護交通秩序，收集並向政府交還軍隊槍枝、展示客車上藏匿的軍事裝備，送交公安機關塗污毛像的三名湖南民人，阻擋軍車進城，勸阻軍人撤退並對他們講述天安門真相……。）這種結論之做出，有無視當局唯權試問的專制本質和暴力激進處理方式之嫌。
人們固然可以說，極權暴政本質如此，不能對他們寄以希望。試問，當時精英們的共識是中共秋後算帳，有幾個認定中共會幾天後面對平民學生開槍？此外，確認中共的殘暴並這不意味著，在考慮八九民運以及任何抵抗運動的性質時，應該把習以為常的極權暴政"正常化"到剔除出我們的視野，而單挑暴政導致和激發的後果，放在空中閣樓，論為沒有來由的行為，或者乾脆把冷漠專權導致的（絕食）後果轉換為暴政實施的原因，來興罪伐錯。
五，一孔之見：反思什麼？如何反思？
反思八九民運極端必要，是中國思想界和民運界的嚴重任務和責任。不僅應當檢討反思八九民運的操作層面，也應檢查八九民運的民情背景和社會環境。個人認為，操作層面和策略層面，由於八九民運的即興性、自發性、人民性和非嚴密組織性，可以省察的空間不是很多，而後者，即檢查八九民運民情背景和社會環境，則大有可為且意義深遠。為此，在本國範圍內，須把八九民運放在中國"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中"考察，放在近代百年中國民主的艱難歷程中考察，在全球範圍內，應放在抵抗共產主義運動史尤其是東歐民運史中考察。這樣，有利於見木又識林，可以看清楚中國八九民主運動的特徵或經驗，缺憾或教訓。
這種反思，需要有足夠的思想資源和信息資源。這些資源，不僅僅是中共權力鬥爭內幕，雖然這樣的信息同樣匱乏。——事實上，中國不僅缺少精神資源反思自己的民主運動，八九後頭十年，蘇東波紅色陣營解體的情況也十分匱乏。好在本世初開始，在筆者視線範圍內，一些重要信息從個人回憶、記錄、報導、訪談中浮現。這些信息，極大地提供了我們在比照中反思八九民運的精神資源和經驗事實。
——32年來，中國八九民運真相被中共官方成功地誣陷和扭曲，東歐各國民運的完整資訊——除了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被處決的刺激性鏡頭在地下不脛而走——更無望進入大陸民間視野，對這些信息的研究和分析，則是禁區中的禁區，無緣展開。考察、研究八九民運自然成為海外華人學者、民運界必須承擔的道義責任和歷史使命。東歐民運的蓋棺定論，可為中國民運歷程尤其是八九民運的開門之考。隨著東歐八九民運諮詢20年來的日漸積累，海外已經具足研究這個話題的資訊條件，
在下面的文字中，我將比照蘇聯、東德、波蘭三個前社會主義國家的相關歷史，試著對中國八九民運提出粗略的反省和詰問。這三個國家的歷史地位決定了其民運無論發生什麼都必然載入史冊：蘇聯是冷戰策源地、東歐社會主義陣營首領國、上個世紀全球最大的共產極權國家；東德的柏林圍牆是自由與奴役兩大陣營冷戰的象徵；波蘭是歐洲倒在極權鐵蹄下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也是歐洲共產極權崩潰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就三個國家民主進程的特徵而言，蘇聯的解體得益於權力集團內部伏特加酒力般的改革行動和西方文明價值的深度滲透，德國柏林圍牆倒塌得益於的基督教會走出教堂，參與變革，成為民眾主體，破解了世俗社會的籓籬；波蘭的苦難不亞於近代中國，它的成功是屢敗屢戰的自由意志鋪就的，也是人數眾多、運作完備的組織性造就。這三點，可提供我們對中國異議運動一個相對高闊的視角，是中國八九民運興衰之重要參照，對比之下，也許可以探查中國八九民運失勢的原因，思索中國現實社會的空白，燭照未來中國政治文明之路。
六，蘇聯民運：權力集團內部改革力量
蘇共解體的關鍵是其內部產生了戈巴契夫和葉爾欽這樣的領導人，前者具有"新思維"，他居然提醒所有共產黨的總書記說，"生活將懲罰那些遲到者"。1988年，東歐劇變之前，他接二連三做出重要改變：在蘇共中央會議上提出一個旨在建立"真正人民政權制度"的"人道民主社會主義"概念，進而要求蘇共要接受民主序範圍內的嚴格限制，"黨的地位不能依靠憲法來強行合法化"。他宣布放棄勃烈日涅夫主義，意在減少對東歐國家內政的干預，尤其是要停止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武裝干涉。
他的政治改革信息如此明確，以至於1989年柏林圍牆倒塌之前的東德大遊行中，面對德共的壓力，人們公開請求戈巴契夫的幫助，並把"戈巴、戈巴、幫我們"的呼籲寫在了遊行的大標語上。東歐地震，象徵共產主義鐵幕的柏林圍牆坍塌，社會主義陣營崩潰，資本主義大獲全勝，四十五年的冷戰結束。戈巴契夫站在了正確歷史的一邊，人類文明的一邊，為此他獲得1990年度諾貝爾和平獎。1991年他率先辭去蘇共總書記職位，同時要求蘇共中央自行解散，他成了名副其實的共產主義掘墓人。
蘇聯面對的麻煩不僅是"老大哥看著你"的問題，還有民族獨立問題。不過蘇共解體，起止於1991年8月權力集團內部強硬派8·19政變事件。這與中國八九民運自下而起的來歷全然不同。
俄羅斯聯邦總統葉爾欽則是蘇共解體的保駕護航人。戈巴契夫的政治改革引發蘇共內部強硬派不滿，舊體制弊端種種一時爆發，為挽救蘇共利益，他們簽署"蘇聯領袖宣言"，聲稱戈氏的改革已經失敗，以蘇聯內部的恐怖分子為由，宣布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下令武裝部隊接管國家政權，同時軟禁了在黑海度假的戈巴契夫，並製造輿論聲稱戈氏生病不能履行總統職責，而委員會將保證支持"真正的民主進程"。所有消息從官方電台電視台全境播出，而唯一一家獨立電台"莫斯科回音"被事先切斷。
這是一場深謀遠慮的政變，是對蘇聯政治改革的顛覆。葉爾欽時任俄羅斯聯邦總統，挺身而出，及時抵達莫斯科政府大樓白宮發布聲明：正在發生的是一起違反憲法的政變，督促軍方不要參與政變，呼籲全國發起總罷工，訴求是要求戈巴契夫向人民致辭。沒有了傳媒機器，他的所有聲明和號召，均以傳單形式散發。
——雙方力量對比並不均衡。1991年8月19日發生在莫斯科和蘇聯境內的，是自上而下的一場改革引發的蘇共權力集團內部的生死較量。莫斯科市民下午開始聚集在白宮附近設置路障。強硬派首魁，蘇聯副總統亞內葉夫（Gennady Ivanovich Yanayev）則召開記者招待會，再度利用輿論強調宣言中的謊言，並且是以同情的語氣：戈巴契夫多年辛勞非常疲倦需要休息。幾乎同時——下午四點——白宮防衛摩托化步兵師坦克參謀長宣布效忠俄羅斯聯邦共和國領袖。葉爾欽不乏歷史感和英雄氣，據說他喝了些伏特加，然後踉蹌闖出政府大樓，來到為數不多的市民當中，爬上效忠於他的坦克中的一輛，向在場群眾致辭——正如天安門廣場上那些心急如焚的知識分子所做的那樣。他的演講詞奇蹟般地竟然在強硬派控制的官方電視台的晚間新聞中播出。
較量並未結束：莫斯科當晚被強硬派執行了戒嚴。沒有人懷疑這是進一步軍事行動的徵兆：白宮即將遭到進攻。白宮準備對付進攻，裝備嚴重不足，效忠者指揮的坦克連離開了，多數自願者沒有武器，可資利用者包括自願守衛白宮的將軍和軍官，部分已經退役。而強硬派攻擊白宮的"雷霆作戰"計劃，軍力強大，配備幾乎完美，傘兵、特警、內務軍、坦克連、直升機中隊……。政治鬥爭的終極手段就是軍事較量，雙方軍力不成比例，前途未卜。東正教的上帝再次幫助了他們的民族英雄葉爾欽：強硬派進攻時間被密報給了白宮。
進攻開始前的凌晨，強硬派摩托化步兵師一輛戰車在一個隧道受阻，阻攔物與一年多前北京市區阻擋軍車的障礙物一樣，是無軌電車和交通路障。三名試圖阻止戰車者中彈或摔下身亡，多人受傷，群眾放火焚燒了這輛戰車。
而原定進攻白宮的計劃。特種部隊和信號旗，並未如約抵達白宮。出師不利，部隊奉命撤離莫斯科。強硬派轉而尋求與被他們軟禁的戈巴契夫面談，被拒。此後形式急轉直下。電訊恢復後，戈巴契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廢除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所有決定，免除其成員的政府職位，令蘇聯總檢查署介入調查政變行動。
同日，8月21日，俄羅斯最高蘇維埃在一項決議（1626-1號決議）中，授權俄羅斯總統葉爾欽指派地區行政首腦，當時俄羅斯憲法並未提供總統此項權利，此舉因應的情況是，一些地區行政首腦支持發動政變維護蘇共利益的那個"國家緊急狀況委員會"。
22日，國家緊急狀況委員會代表成員和戈巴契夫分別抵達莫斯科。一系列的清算行動隨即開始：這日清晨，國家緊急狀況委員會成員克留奇科夫（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亞佐夫（蘇聯國防部部長）和蒂賈科夫（蘇聯國營企業與工業、建築、運輸、郵電設施聯合會會長）在抵達的莫斯科機場被逮捕；這日上午，這個委員會另一名成員亞納耶夫（蘇聯副總統）在自己辦公室被捕；23日，再有兩位成員巴甫洛夫（蘇聯總理）和斯塔羅杜布采夫（蘇聯農民聯盟主席）被逮捕；另一位成員普戈（蘇聯內政部長）及其妻子同日自盡；24日，簽署《蘇聯領袖宣言》的巴克拉諾夫（蘇聯國防委員為第一副主席）、波爾丁（蘇聯總統辦公室主任）、舍寧（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被捕。至此，反改革政變八人集團基本一網打盡。
24日這一天還發生了另外兩個重要事件，一是位於盧比安卡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總部大樓前蘇聯契卡（臭名遠播的"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鬥爭的機構""全俄肅反委員會"）創始人捷爾任斯基的雕像被公然拆除。二是，三位阻擋軍車遇難者的葬禮在莫斯科隆重舉行，葉爾欽和俄羅斯領導人以及社會名流致辭，戈巴契夫未出席，但他頒令授予三位犧牲者"蘇聯英雄"稱號——這是蘇聯這個稱號的最後一次授予，其內涵顯然已經改變。為最後的三位蘇聯英雄走上街頭送行的人有幾十萬。這個數字意味著蘇聯民意，昭示蘇共黨內改革擁有廣泛社會支持。
這一天最為重要的事件是歷史性的：戈巴契夫辭去蘇共總書記職務，並以蘇共中央和政治局未能堅決反對政變為由要求蘇共中央自行解散。而葉爾欽簽署83號總統行政令，蘇共檔案移交政府檔案部門，其血腥歷史將不再是國家秘密。
蘇共大勢崩解，葉爾欽在莫斯科白宮廣場坦克上的呼籲變為現實：25日蘇共中央書記處被迫發表聲明，宣布接受戈巴契夫關於蘇共中央自動解散的決定。這一天葉爾欽發布90號總統行政令：將蘇共在俄羅斯資產國有化。戈巴契夫辭職不到三個月，11月6日，葉爾欽簽署第169號行政令，終止蘇共在俄羅斯的活動。
自十八世紀彼得大帝以強制手段引進西方先進器物與文明，改變俄羅斯風貌以來，這是蘇共這個既非斯拉夫派亦非西化派的共產怪胎內部的一次偉大的自我覺醒。這片半是歐洲、半是亞洲的廣袤大陸上，除了權力集團內部關鍵人物戈巴契夫、葉爾欽，甚至蘇共強硬派也受到歐洲文明思想和價值的浸染——軍事政變失敗的關鍵是政變的時間被有意泄露給改革派。而這次密報是準備進攻白宮的傘兵部隊指揮官（帕維爾·格拉切夫同意下）同意的。這個關鍵的決定與另一個秘密事件相關：密報此訊的是軍事行動指揮官之一的傘兵部隊副指揮亞歷山大·列別德，此前他已經親自混入莫斯科白宮附近群眾，實地考察過輿情民意。此後，軍事行動指揮機構中就有人試圖說服國家緊急委員會成員、也是軍事行動發起者之一的克格勃將軍根尼·阿格耶夫放棄軍事行動，所依據的理由耐人尋味：此戰因將導致的流血衝突而喪失成功機會。這個依據標誌著，哪怕是蘇共強硬派內部，依然保有文明價值底線和人道主義觀念。
政變的本意是減緩當時在蘇聯已逐漸擴展的離心運動，結果卻粉碎了戈巴契夫以鬆散體制維持蘇聯一體的嘗試，加速了蘇共的消亡和蘇聯的解體。為什麼蘇共內部強硬派的努力反而促使事情朝向一個方向發展？為什麼中國知識界的介入不能主導學生運動的走向。是什麼力量在期間起作用？——我不是歷史虛無主義者，也不是歷史決定論者，我只按照已經發生的事實尋找其邏輯根源。我認為官意和民意同等重要，而在極權政治中，在托爾斯泰發韌、甘地起始、已成世界抵抗暴政運動主流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思潮中，權力集團內部意志力量的對比，在多數情況下決定一個國家的命運。中國權力集團的民主意識，無論關鍵人物還是集團整體，在八九年遠未抵達蘇共人物和集團同期的水平。民意洶洶，軍隊也有可資利用的力量，但朝中無人。以其說這是任何個人（比方趙紫陽）的錯誤，不若說這是歷史決定的困境。
七，東德民運：跨越階級光譜的底線
先看官方情況。
在以"中國模式解決問題"的德共計劃和切實的軍事準備下（76000軍人嚴陣以待），開槍的命令竟沒有人執行。——為什麼當遊行隊伍逼近時，從嚴陣以待的軍隊，到嚴陣以待的萊比錫市政府，再到德共中央，最終都拒絕開槍？
拒絕開槍這一抗命行為不是東德黨、政、軍的統一行為，而是由下而上，先後、分別、獨立完成的。首先是軍隊面對遊行隊伍拒絕開槍，接著是萊比錫市政府面對遊行隊伍決定不開槍，最後是德共中央決定不開槍。具體的描述是：10月9號，德共四十周年紀念日的第一個禮拜一，傍晚六點，拒絕官方嚴重警告和威脅的每周一和平遊行隊伍，抵達墮胎最大匯聚地萊比錫火車站，嚴陣以待的軍人沒開槍，不少軍人扔下槍枝，接過蠟燭，加入了遊行隊伍；接著，傍晚7點，遊行隊伍按原定路線來到德國統一社會黨萊比錫總部所在地，也是萊比錫史塔西總部所在的黨部辦公大樓。這裡與火車站軍人一樣，機槍已經就位樓頂。市委第一書記赫爾穆特·哈肯伯格（Helmut Hackenberg）在度撥通柏林電話，詢問無果。之後他擅自作出決定：不開槍。遊行隊伍路過了黨部辦公大樓繼續前行，人越來越多，直到傍晚7點30分，東柏林德共總部打來電話，克倫茨下達決定：不開槍，避免與人民發生衝突，撤離所有軍警武裝。——是什麼導致軍警、市政府獨立作出決定不開槍？又是什麼導致德共中央最終決定不開槍？
萊比錫市委第一書記哈肯伯格做出不開槍決定並非他的個人意志，此前他兩度電話柏林請求具體指示：開槍還是不開槍？——其實指示早已做出，但是所有人都認為責任重大，事到臨頭必須再度請示——他沒有得到明確答覆，於是他徵求在場全體黨委成員意見。他得到的回答明確而急切：不要開槍，而且要撤下軍警。——為什麼市政府全體成員能夠做出如此違背德共中央命令的決定？北京市政府面對此清醒，能獨立做出這樣的決定嗎？
中國八九期間有"四君子"，肩負起軍隊與學生之間的溝通使命，在最後一刻使大部分學生得以安全撤離。東德大遊行期間也有一組人，號稱"六君子"，其身份之組合被稱為"全體人民微縮版"，他們也是自發聯絡而成，使命是呼籲官方與民間"非暴力"。值得關注的是，這個"全體人民微縮版"有半數（三位）是萊比錫德共政府在職官員：文化局長庫爾特·梅耶（Kurt Meyer）、教育局長羅蘭·沃茨（Roland Wötzel）、鼓動與宣傳部長約亨·鮑莫爾特（Jochen Pommert）。其他三位，一位是神學家，一位是音樂指揮家，一位是演員。他們召開新聞發布會，直接呼籲周一遊行者和安全部隊謹慎行事。——在八九學運期間，中共內部沒有如此關鍵的、銜接政府與民間的省部級在職官員，暗中不妨有，但是沒有人想萊比錫市政府三位官員那樣站出來，成為君子，"敦善行而不怠"的真君子。
面對四十周年德共大慶活動和教會組織的每周一遊行，信誓旦旦要以天安門模式解決問題的德共總書記昂納克居然被迫辭職了，黨內的壓力顯而易見。昂納克還是這樣一個人：他熱愛德國古典音樂，是德國著名指揮家、東德八九民運"六君子"之一的庫爾特·馬祖爾（Kurt Masur）的私人朋友。二戰後，東德交響樂團被安置在動物園附近，大型動物的吼叫成為交響樂團的每日伴奏，為了避免在國際社會持續丟臉，昂納克居然接受指揮家馬祖爾的建議，為東德交響樂斷建造了那座頗負盛名的萊比錫傑萬豪斯音樂中心，昂納克提出的唯一條件是，樂團每年必須首演一次青年作曲家的交響樂！——"我國"有這樣的熱愛文化而且是自己古典文化並與異議人士保有如此私交的最高領導人嗎？
再看民間力量。
與八九年的遊行隊伍不同：直接引發柏林圍牆坍塌的萊比錫每周一和平遊行，隊伍是從教堂里走出的。——八十年代末的中國基督徒除了關心自己死後升天，是否關心地面的事情？
從八十年代開始，萊比錫聖尼古拉教堂活動不僅傳道講述聖經教義、天國秩序，而且直接討論社會問題：自由旅行、生態環境、拒服兵役、軍事化教育等，教堂討論對外開放，吸引萊比錫各界非基督徒人士每周走進教堂，抒發己見。這所教堂由此成為東德唯一的言論自由場所，也成了抵制洗腦，啟迪民智的"雅典學院"——中國的基督教會有可能達成這樣的功能嗎？
東德教會對專制的抵抗活動始於1982年的教會每周祈禱活動，持之以恆，後發展為走出教堂的每周一和平遊行。——中國的抵抗運動是否有這種不計功利、不計成敗的精神本錢？是否能夠做到持之以恆？
從教堂走出來的和平祈禱遊行是有組織有計劃的活動，領導權掌握在聖尼古拉教堂的牧師克里斯蒂安·弗瑞爾手中。他不斷遭受迫害，但行動堅持不懈。——中國的政治生態能產生這樣的牧師嗎？
1989年10月9日，東德建政四十周年大慶那個禮拜一，當局傳訊了弗瑞爾牧師在內的所有神職人員，發出明確的開槍鎮壓警告。全城已經武裝戒嚴、軍警到教堂抓人打人、醫學界接到通知準備血漿、屍體袋，幼兒園接到通知提前收園……柏林方向開來的軍車在道路疾馳，幾十萬軍隊嚴陣以待，所有人都在知道他們正處在某種巨大是事物的邊緣。徹夜未眠的弗瑞爾牧師依然決定周一遊行照常進行。責任重大，他親自領隊，面對萊比錫火車站的槍口，隊伍沒有停止，沒有掉頭。按照八九新論者們的標準，這一行為比之中國八九學生絕食和不放棄絕食，更加激進。弗瑞爾牧師本人認為他受到中國八九民運和平理性行動的鼓舞，所有東德民意和世界輿論都認為，這是大無畏的和平理性的行為。與中國不同的在於，東德沒開槍，中國開槍了。怎麼理解弗瑞爾牧師帶領信眾、迎著槍口遊行的決定？輿論譽他為"最優秀的牧羊人"、"和平革命之父"，對他評價是"他的勇氣改變了一個國家"，是因為他們勝利了。假若他們失敗了，如中國一樣被槍彈鎮壓，德國和文明世界的輿論會將如何評價弗瑞爾牧師？道德良心的標準是否能夠依據成敗得失下進行調整？弗瑞爾牧師是不是應該關閉教堂大門，隻身一人去面對軍警槍口？果然如此，會有遊行人數當天和以後每個周一幾何級數增長，直至柏林圍牆在11月9日坍塌這回事嗎？
八：波蘭民運：屢敗屢戰的自由弦歌
中國民運被槍彈鎮壓的1989年6月4日，波蘭民運在自由選舉中獲勝：波蘭歷史上第一次民主選舉，團結工會取得壓倒性勝利：在開放選舉的261個參眾兩院席位中贏得260席（眾議院開放選舉的161席的全部和參議院100個席位中的99席），在隨後的大選中，工會主席華勒沙當選民主波蘭首位總統。這一天由此成為波蘭乃至東歐的公民權利日。
關於波蘭，有幾個相互關聯的事實意味深長，第一，如前述，波蘭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第二，波蘭是歐洲也是苦難最為深重的國家。第三，苦難波蘭的反抗屢戰屢敗，但是屢敗屢戰——波蘭民族經得起失敗，守得住自由信念和抗爭意志。
1939年，波蘭民運勝利的五十年前，德蘇兩國入侵瓜分波蘭，打響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第一槍，波蘭成為歐洲倒在強權下的第一個多米諾骨牌，由此拉開這個國家近代苦難的序幕，也奏響了波蘭堅持抵抗的序曲。流亡海外的波蘭人在倫敦建立流亡政府，波蘭國內的抵抗力量轉入地下。一年後（1940）蘇聯在卡廷森林秘密屠殺波蘭軍人戰俘、知識分子、警察等精英兩萬兩千人，意在根除波蘭復興的載體和希望。1944年，弱小的波蘭在德國侵略和蘇聯控制野心下，奮起發動華沙起義，迫使德軍一度撤退，但因蘇軍突然停止支持行動，導致德軍重振旗鼓，起義堅持63天，慘遭失敗，一萬八千軍人陣亡，超過二十五萬平民喪生。德軍死亡一萬七。這是歐洲二戰中最大的一起抵抗運動，也是最大的失敗運動。失敗當頭，波蘭不標榜勇敢和犧牲，不鼓勵怯懦和退縮，不已成敗論對錯，不轉嫁強權的罪惡，流亡政府和國內抵抗力量相互配合，他們沒有因為失去戰鬥的意志。
波蘭1956年波茲南事件紀念碑，又稱雙十字架紀念碑。碑上的數字代表在那個數字的
年份所發生和失敗的抵抗運動。沒有十字架的民族能夠讀懂這樣的祭奠嗎？圖片選擇網絡
二戰結束，納粹失敗，蘇共得逞，波蘭苦難沒有結束，抵抗行動持續，被鎮壓而失敗的結果如影隨形，從五十年代起，針對共產極權統治，波蘭歷經了數次失敗的抵抗：1956年波茨南抵抗行動被鎮壓失敗、1968年三月抗議事件在鎮壓中失敗、1970年抗議事件在鎮壓中失敗、1976年反抗在鎮壓中失敗，直到1980年團結工會成立，有高度組織的500廠家大罷工在嚴重爭議中局部勝利。波蘭民運總是從失敗中再次站起來，直至1989年6月4日大獲全勝。如果鄉愿是波蘭大腦的指揮棒，如果每次抵抗都患得又患失，那麼每一次失敗都有無數理由停止鬥爭，每一次抵抗都方便產生事後諸葛亮告訴你你錯了，又錯了，你總是錯，每一次反思和總結都能成為這個民族倒下的絆腳石，每一次努力和犧牲都有政治正確的理由遭到指責。假如真的如此，那就不是波蘭。
波蘭這個彈丸之國，人口不到四千萬的民族，偉大之處正在於超越世俗功利，不以人生歲月長度衡量生存意義，頭頂的星空是他們精神的高度。這樣的民族，會在失敗中堅持到底，哪怕失敗連著失敗。因為成功只需要一次，而十字架的高度能在它到來之前，看清失敗的意義。
九：民情與離心：前東歐極權主義與中國極權主義之不同
這種離心能量值得研究。……但在所有這些因素之上，一個在歐洲本土根深蒂固，讓東方中國感到陌生、難以認可的巨大因素，是宗教作為這些國家民情的無形的存在。這種超越社會階層、根植於人們心底深處的基督教信仰，是東歐極權主義不同於中國極權主義的重要的原因。
關於波蘭民運的勝利，有幾個基本因素不能忽略：首先是波蘭的反抗行為有延續性和繼承性。早在五十年代，波蘭農村就普遍不滿波共政權，團結工會運動興起後，產生了團結農會和團結學生會運動，這個國家的抵抗奴役運動四十年來，歷經數次挫折和失敗，其相關的信息、資訊和經驗卻沒有被切斷，不像中國，在嚴密的資訊封鎖中，八九民運不知七九民運的存在，七九民運不知（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的存在，被鎮壓的法輪功不知道此前中功（中華養生益智功）被鎮壓，中功不知此前無量中國民間會門道門組織被取締，都以為自己是苦難的開端，反抗都起步於自發，都沒有經驗可循也沒有繼承性。波蘭的抵抗運動承前啟後，接連不斷，步步為營，而不必每次總是從零開始。
第二，波蘭團結工會運動高潮期間，成員總數多達一千萬，占波蘭人口的27%，其主要成分是天主教徒和異議人士，是波共黨員總數的四倍。三，而羅馬天主教信仰者約占全國人口88%。只有2%的人不信神。二戰和冷戰均未將波蘭民族這一精神資源消滅，天主教在工人和農民中擁有廣泛影響。中國，沒有獨立工會生存的空間，基督教三自教會服從共產黨領導，家庭教會屢遭打壓不成陣勢。本土傳統文化不論優劣統統遭到踐踏，孔孟之道——"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治國原則和"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的人格道德——被當作封建糟粕大加撻伐，這面批判旗幟下聚集了共產主義堅決擁護者、極權主義的堅決反對者以及虔誠的基督徒。百犬吠聲，其勢也洶洶，卻極少有人翻開過孔孟著述，哪怕一本，讀過一次。
再往深處追究我們會發現，波蘭團結工會成員和波蘭信仰人口的可觀數量，均受到另一重要事實的激勵，就是教宗若望·保羅二世的當選。七九年六月波蘭出身的約翰·保羅當選為教宗後不久就訪問故鄉波蘭，抵達華沙機場第一個舉動是跪下來親吻波蘭土地。教宗對故鄉的愛，點燃了波蘭民族傳統信仰的熱情：全國教堂鐘聲齊鳴，萬眾祝福之聲響徹波蘭。即便嚴密控制，仍有四十萬人聚集華沙廣場，舉起手中自製的小十字架呼喊"我們要上帝！"教宗沒有號召人民反共，他號召波蘭人民站起來，做有尊嚴的人。他不介入政治，卻挑戰無神論——這其實是最大的政治——他告訴信眾："領導波蘭明天的是基督耶穌。"隨後九天，波蘭沸騰如海嘯，數以百萬的波蘭人民從各地步行跋涉、露宿道途，趕來覲見他們的教宗，追隨他在波蘭的腳步。直接參加教宗主持的彌撒活動的人數高達一千三百萬。
教宗的任命和到訪，接續了波蘭深厚的天主教傳統，直接推助了波蘭團結工會運動，鼓盪起抵抗奴役者的勇氣。歷經了1956年波茨南抵抗行動、1968年三月抗議事件、1970年抗議事件、1976年反抗運動的連續失敗，教宗到訪之後1980年團結工會成立，波蘭抵抗運動掉頭走向勝利，先是1980年代500廠家大罷工取得局部勝利，期間再經挫折，最終在1989年在自由選舉中顛覆了共產黨政權，取得完全的勝利。團結工會運動領袖華勒沙是當然的天主教徒，他感慨說，如果沒有約翰·保羅二世，波蘭的變化完全沒有可能。這是苦難最深重最漫長，抵抗最英勇，失敗最慘重，勝利在東歐各國中最先到來的波蘭的故事。
其後當選為民主波蘭首位總統的華勒沙認為：促成波蘭共產黨垮台的因素"百分之五十歸教皇，百分之三十歸波蘭人民，百分之二十歸里根、柴契爾、戈巴契夫和葉爾欽。"百分之八十的波蘭人相信，教宗約翰·保羅二世對團結工會的成立以及東歐共產主義體制的崩潰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戈巴契夫則說，"沒有教皇的努力和角色，東歐的變化是不可能的。"
而時任波蘭內政部長的基斯扎克（Czeslaw Kiszczak）針對波蘭即將開始的自由選舉，意識到共產黨即將被選下台，他後來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們當時猶如引頸待宰的羔羊"。語言是思維的工具，顯示價值觀念。在西方，"羔羊"一詞是聖經用語，源自古猶太教的贖罪祭祀，在新約約翰福音中，耶穌被尊為神的羔羊，指他以完美無缺代人受過贖罪。一個共產黨的內政部長使用聖經概念描述自己的命運，側面說明，共產主義思想和理念甚至在波共官員中也沒有取代天主教傳統成為意識深處的主宰。
這讓我們想起1989年東德那則巨幅標語："教會，我們感謝你！"這幅標語在柏林圍牆倒塌之後，懸掛出現在聖尼古拉教堂所在地萊比錫城市的高樓樓壁上。
德共自己總結的教訓則是："我們做好了準備對付一切，除了燭光和祈禱。"這是前德共中央委員霍爾斯特·辛德爾曼（Horst Sindermann）的政治遺言，他死於1990年4月20日。
民情是一個國家人們普遍認同的價值所導致的相應的社會風俗和習慣，作為一個民族行為方式、思維方式和存在方式的基礎，民情也是其特定文化的核心。托克維爾實地考察美國民主共和制度得以維護，有三個依據：地理環境、法治、民情即基督教信仰。他認為其中民情所起的作用最重要，"北美是由信奉民主的和共和的基督教的人們開發的"，他指出：由於美國人民全體努力做到政教分離，使得"宗教在美國發生強大影響"，使得民情成為"法律的保障和使自由持久的保證"，這一富於啟示性的觀察，揭示了一個國家的民情在這個國家重大事件中的作用。
以地緣文化而論，東歐是歐洲近代自由主義傳統和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冷戰結束後，尤其近十年以來，歐洲社會基督教信仰在穆斯林移民人口及其價值入侵中式微，已經引起西方知識界文化學者們的嚴重關注，儘管如此，如今回首冷戰歷史，"基督教的道德直覺在塑造自由主義和世俗主義之起源的話語時，扮演了關鍵的角色"（西登托普，Sir Larry Alan Siedentop《發明個體：人在古典時代與中世紀的地位》），這一結論不是推理不是邏輯，是經驗性事實。
早在1946年冷戰初期，我們就從東歐抵抗暴政的歷史中讀到這樣的信息：整個歐洲，第一個站出來挑戰共產主義、使用"獨裁""野蠻"詞語形容極權國家、第一次將希特勒德國和史達林蘇聯相提並論的，是宗教界領袖，匈牙利紅衣主教和匈牙利羅馬天主教首領約瑟夫·閔真諦（Jozsef Mindszenty），他因此榮耀地被匈共當局稱為"帝國主義牧師"。
冷戰歷史證明，基督教不僅是抵抗共產極權的重鎮，也是抵抗納粹極權的基地：從集中營拯救兩千五百名猶太兒童，被以色列稱頌為猶太人母親的艾仁娜·辛德勒是波蘭天主教徒，刺殺希特勒未遂而死在納粹獄中的迪特里希·朋霍費爾是牧師，起草《巴門宣言》使七千天主教徒脫離"亞利安條款"的卡爾·巴特是神學家，獨立記錄德國宗族歧視與迫害歷史的馬爾加·謬是助理牧師，在蓋世太保眼皮底下組織營救猶太人並為此獻身的法學家弗蘭茲·考夫曼是基督徒，還有我們熟悉的那位在集中營寫下誠懇懺悔《我沒有說話》
馬丁·內莫勒是牧師……。（他的懺悔如今成為被奴役者自我懺悔的鏡子，他懺悔道：
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沒有說話，因為我是新教教徒；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在萬眾一心的德國國家民族主義狂熱中，在人民俯首稱臣希特勒，連教會也把十字架換成希特勒像的日子裡，德國唯一奮起抵抗的還是教會——"懺悔基督教會"。
不同的民情對同樣事物反應不同，波蘭人民也曾被迫揮拳舞掌表示順從強權，一旦重新點燃信仰之光，他們揮舞的是十字架，要求服從的是上帝。而當反抗的時候，他們只對上帝負責而不計成敗得失，不屈服於成王敗寇的世俗理念。而我們知道，世上唯有不計成敗得失的持守，有望沐浴勝利的曙光。建立在民族整體信仰基礎上的公共意識，豈是權貴思維可以理解和瓦解的？建立在終極關懷上的抵抗，豈是聰明的策論夠能勾兌和左右的？
一個國家民族的民情，很大程度上表現為一種信念或信仰，一種普遍認同的道德原則與之相應的生活習慣。它不是一個政治概念，沒有階級分野，它超越政治身份和階級成分，它制約無權者，也制約權力階層，它是這個國家所有人的心靈狀態，對許多重大行為形成制約或指導作用，這是民情涵蓋政治思想並比政治思想更深刻之處。
民主國家的民情，作為一個國家的公共意識，通過立法建立秩序，通過政府執行管理，通過司法實行監督。極權國家的民情，在與之敵對的政治環境或社會生活中，是看不見的有氧成分，對每一個人，無論統治者還是被奴役者，發生潛在作用——"以榮耀簽署斑斕的空氣"（史蒂芬•斯彭德詩句）。所以，儘管從蘇聯到東德，從蘇聯到中國，意識形態甚至連街道樓房結構外觀都極為相似，但由於東歐各國的民情與中國民情不同，其極權主義與中國的極權主義也因此有所不同。這種不同，潛藏在人性深處，在重大事端上可以超越黨派功利。這種超越，在八九年的東德表現為德共政府與軍隊的離心行為：
德共總書記昂納克在下達"以中國模式解決問題"的命令後，竟迫於德共內部壓力而辭職（對外稱病）；東德國家安全部對外情報局長馬庫斯·沃爾夫（Markus Johannes Wolf）在接到昂納克的書面命令"以中國模式解決問題"後，事先就考慮後果，做了那個清晰的判斷：這道命令一旦執行"後果可能比北京的更嚴重"；萊比錫車站嚴陣以待的軍人，面對迎面而來的遊行隊伍，不僅沒有開槍，很多居然扔下槍枝，接過蠟燭，加入遊行隊伍；柏林，接替昂納克的德共總書記克倫茨遲遲不回復萊比錫市政府是否開槍的問詢電話；而萊比錫政府黨委面臨人數眾多、步步逼近市政大樓的遊行隊伍，全體一致反對開槍並要求撤下軍警；市委第一書記面對拒不服從警告的遊行抗議民眾，竟然抗命不開槍；最終，柏林東德中央打來電話，給的明確指示居然是：不開槍，撤軍！
這種離心能量值得研究。其大致原因除了蘇聯戈巴契夫"新思維"反對繼續武裝干涉東歐內政這一信號產生的條件反射，那個無形的來自人性深處上帝的聲音，尚未從黨的喉舌中退出，良知尚存，權力的邪惡程度受到遏制。而東歐社會主義垮台，有地緣政治方面的原因，如衛星國蘇聯的政治鬆動；有領袖意識的導向作用，如戈巴契夫的銳意改革；有梵蒂岡羅馬天主教的助推，如教宗若望·保羅二世的巨大感召力；有冷戰對手美國富有柔韌度的強硬政策，如里根和甘迺迪兩位總統在布蘭登堡門西柏林圍牆一邊傳遞的載入史冊的信息。但在所有這些因素之上，一個在歐洲本土根深蒂固，讓東方中國感到陌生、難以認可的巨大因素，是宗教作為這些國家民情的無形的存在。這種超越社會階層、根植於人們心底深處的基督教信仰，是東歐極權主義不同於中國極權主義的重要的原因。簡單化的類比是，聖雄甘地為印度獨立所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抗議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取得了勝利，但是如果抗議的是中國極權主義，其勝利是難以想像的，因為甘地取得的勝利不僅是和平理性非暴力抗議方式的勝利，也是大英帝國民情中自由主義傳統的勝利。
中國民情無法與東歐民情相比，中國異議力量擁抱西方自由主義，是政治文明轉型的不可或缺的思想資源，但若論精神資源、非工具理性的心靈力量、抗衡唯物主義無神論、拜金主義和徹底世俗化的原動力，中國則既無本土薪火，又無西方燭光，可謂兩手空空，幾乎一無憑藉。
十，八九民運遺產：自由魅力與精神日出
人類對於真理之領悟，只在稀有的一剎那，這領悟的一剎那卻是永存的……。
——林語堂
中國民族自古崇尚實用理性，吃苦耐勞、勤奮謙卑、省吃儉用、柔順固執、麻木不仁、含蓄隱晦、因循守舊、知足常樂……所有這些"國"字型的品格，都是從現實碾磨出來的生存本領。這種狀況也反映在西方人和中國作家筆下，從十九世紀的西方在華傳教士，到二十世紀民國時代中國本土作家，在描述中國民族性情個性時，面面俱到，卻均未提及這個民族的精神追求和生命對現實功利的超越性。這種千年以降的傳統與儒家的入世傳統相關："子不語怪力亂神"，"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不過就如同猶太人被納粹屠殺六百萬之後對上帝的質疑一樣，他們吵來吵去吵的依然是上帝的話題（上帝對約伯是否公平？為何讓他——猶太人——飽受摧殘？），也如同俄羅斯面對西方文化衝擊，本土的東正教傳統派與西化派之間的爭辯一樣，爭來爭去爭的依然是精神麥加問題（獲得世界還是獲得靈魂？），傳統文化中的國人性格，子雖"不語"，不語的是"怪力亂神"；因為不能"事人"，所以進一步不能事的事鬼；生無所知，所以更不能知道的是死。怪力亂神、人鬼生死，都是終極關懷的問題，因為不知，所以不提，而並非不信，也並非不承認其存在。國人不仰望星空，不是否認星空的存在，而是因為看不懂星空。
及至近代西馬東來，中國易幟至今近七十年，強權不容任何"不語""不事"的鬼、神、人、生、死這類形而上的話題存在，意識形態徹底異化為眼不見不在，耳不聞不存的唯物主義。一門心思修理自家田園的庶民，由此淪為"一九八四"紅色莊園裡的動物，伺候溫飽成了生命目標。怪力亂神人生人死的形而上探索徹底出局，頭頂的星空隱去。從前人們知道自己存而不論的東西一直在身邊、在頭頂，現在淪為動物般存在的人們，已經遺忘了自己所不知道的是什麼、生命中的空白的是什麼、失去的是什麼。
這種徹底世俗化的狀態，體現在所有相關的文論和記述中，朝野上下，海內海外，從自由世界到言論禁區，談論中國問題，從經濟到政治，從生態到心態，從歷史到現實，從風俗到習慣，犖犖大觀，卻涉及國人精神層面的極少，只有 中共當局的相關號召除外，他們的號召是"清除精神污染"（1983）。"人把什麼當神，就呈現什麼精神面貌"（史鐵生語）。當全球（69億人口中）84%的有宗教信仰的人類平日發誓、庭上承諾時要手按神的經卷時，七十年以前代槽圈裡的國人發誓賭咒則習慣性地依憑一具肉屍——"向毛主席保證"，八十年代以後，則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社會叢林中打滾，把錢奉若神明。
誰都知道，人類物種並非只是物理的、生理的、甚至心理的存在，作為高級生命物種，人的精神性存在是區別於其他動物的特質。中國的靈性被西方糟粕馬列主義毒害，再被被柴米油鹽醬醋茶閹壞了嗎？作為民族整體，中國的人生難道只配在"飽暖思淫慾，饑寒起盜心"之間輪轉，在毛澤東一窮二白的均貧窮和鄧小平發家致富的求奢侈中循環嗎？國人還有能力追問意義，關懷終極，追尋社會正義和真理嗎？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期間，皇城北京人們的性格幾乎在一夜之間萬古一新。這不是一個人的現象，不是幾個人的現象，甚至不是某個群體某個階層的現象，這是全體現象——如同神跡，環顧歷史，思之驚詫。
這種變化首先起於青年學生群體具體的政治訴求，即刻躍變為整體民意出人意料的表達。
下面是我1989年4月22日夜晚在人民文學招待所附近新街口的親歷和感受：
大街上隱約傳來口號聲。
奔出門去。新街口由北向南正在通過遊行隊伍。北大、人大、清華、北師大、政治學院、北航、民族學院、......隊伍秩序井然，緊靠馬路右側，外圍是手拉手的學生糾察隊。毫無疑問，這既是出於維護交通的考慮，又可防止別有用心者混進隊伍。標語口號表達了心聲:"耀邦，我們來送您了!""耀國興邦、英名永垂"、"打倒官倒、清除腐敗"、"人民警察愛人民"、"愛國無罪"、"我們要民主、要廉政"、"對話"......。
一幅巨大高聳的標語牌由十幾名學生分組抬著，由遠而近，上面鮮明醒目的大字宣告的是:"憲法第三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
今夜，北京各高校的所有遊行隊伍都從這裡通過。前不見首後不見尾，浩浩蕩蕩。這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龐大最年輕的一支自由、主體的大軍，真正的"人"的大軍。
1989年的"五•四青年節"，長安街被自由民主浪潮席捲，遊行隊伍不見首尾。攝於1989年5月4號，選自《獻給自由》(同上圖)。
我衝出人群，站在遠離圍觀人群的黑暗中，想止住激動的淚水。卻發現朦朧街燈下，口號聲如潮，四面八方正在湧來另一支自由、主體的大軍——人民。
老百姓里三層，外三層，平日裡事不關己的冷漠神情一掃而去。他們伸出V型手勢向學生示意；舉起自製小牌子"大學生萬歲!""你們辛苦了！"向學生致敬；他們和學生一起呼口號，並自覺地協助糾察隊維護遊行隊伍的秩序。
"你急什麼?等這截過完了你再過"，一位中年人對一位推自行車的青年人說。
青年人更加抓耳撓腮:"我是想到馬路當中送他們一程，這邊全是人了，人行道騎不成。"
馬路當中，正有一個龐大的市民群眾自行車隊與學生同行。
"那也不行，你沒見人家手拉手攔著哪!"
隊伍接近西四，圍觀群眾的情緒和人數已遠遠超過了學生。人們將人行道欄杆上的交通標語折隱前一半——"高高興興上班去"，剩下後一半——"平平安安回家來"——高高舉起向學生們示意。
人民是學生的後盾，是學生的家，這半句話寄託了北京市民的擔憂和關切!
我跟隨這支不見首尾的墮胎走到西單，已經人山人海。人們站在人行道、街道、巷口、商店，站滿過街天橋、十字路口，擠滿停泊路旁的公共汽車窗口，萬頭攢動，舉起的手臂如林，鎂燈閃開，口號聲如大浪卷潮。
5月4日，全世界矚目的中國青年節日，進入廣場的幾個口都有警察攔路把守，汽車不准進，自行車、三輪車、平板車、童車......舉凡有軲轆的都不許進。但是成千上萬的人從四面八方徒步湧向廣場，從幾個路口魚貫而入。陽光燦爛，晴空萬里，旗幟招展，字幅聳立，標語獵獵，另一部分"人民"大規模地出現了，他們是中央直屬機關的隊伍、國務院下屬部委的隊伍、各民主黨派的隊伍。這些人中共的幹部們年復一年出入刁鬥森嚴之地，衣冠楚楚、舉止娖娖、不苟言笑、四平八穩，今日竟從灰色形象中顯露原型，走上街頭"犯上作亂"，表達真實心聲了。……
接下來的那天下午，整個廣場人群突然向東面傾斜了過去！順勢遠望，一個巨大橫幅上"首都新聞界"五個大字格外醒目。這是中國人中一組特殊的人群，他們被組織約束成中共的喉舌，謊言和洗腦的利器，這日他們幾乎傾巢出動了：《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中國青年報》、《工人日報》、《科技日報》、記者協會......。他們舉起的大幅標語一舉否決了自己四十年的工作，消解了自己所經營的全部文字："我們要講真話，別逼我們造謠"、"開放報禁"、"新聞自由"、"新聞改革"、"我們不是傳聲筒"......。
八九學運以無以倫比的道義力量，開啟了紅色衙門這道鐵幕，展露出諸多普通官吏的良知，但是最讓我感動的依然是數以百萬計的北京市民。他們的現身，展示的不僅是正義的政治訴求，更是這種訴求所激發的愛和責任。
靜坐期間，北京市民自發地給廣場學生送水送粥，絕食期間，他們日夜在廣場外圍守著學生；戒嚴令下達之後，他們擋在廣場地鐵站的每個進出口；戒嚴令執行了，他們分頭到北京近郊去阻攔軍車，５月２１日，他們在豐臺阻止了大約兩百輛向北京行駛的軍車。不僅攔車，而且給被矇騙的軍人講述幾周以來北京發生的真實情況，不僅講真相，還給軍人們送水送食物……。
我在絕食團指揮部廣播車上，再度體驗了人民仁愛、責任、天下一家的境界。廣播車要號召人們阻攔進京的軍車，我在廣播站幫忙數日，此時與另一位女學生一起上車，繼續肩起的播音員的職責。這輛中型麵包車載著我們和播音器材從天安門前上路，沿西長安街向西到西單，再向南到宣武門，再向東經前門到前門東大街，經崇文門、東單繞回廣場。車一上路就引來了大批騎自行車尾隨的民眾。《告全市人民書·保衛天安門》，廣播稿每念一句都引起熱烈的反響；每結束一次都引發爆竹般的掌聲。打開車窗探頭張望，就會聽見下邊群眾的回應:"放心吧同學，有我們呢"，"我們這就去"，"決不讓他們欺侮你們"；從車窗伸出手去，就會被許多手握住；向車外徵集寫文稿的筆，立即有數支筆從不同的窗口遞上，接過一支，其他人依然說"拿著吧，備用！"打開敲響的車門，抱上來的是大箱飲料："天兒熱，你們放著喝。"軍車強行向東進入西長安街時，他們在十里長街設置路障；裝甲車衝擊路障強行推進同時大開殺戒，他們以卵擊石英勇抗擊直至流血犧牲。
你可以找出無數個案，比如一向靦腆的作家徐星，突然跳上路中的隔離墩，獨自喊出心中涌動的感受"大學生萬歲"；路邊的行人掏出自己僅剩的香菸送給陌生的同胞，人們自行車相撞對視一笑繼續走路而絕不爭吵，大街小巷的黎民百姓頂著日頭拉著板車為廣場為學生送水送粥，歷史博物館台階上人們相互學習使用毛巾和口罩以防瓦斯毒氣，夜間地鐵站里防守軍人偷襲的人群哪怕聽到一聲夢囈，也會警覺地站起身嚴陣以待，全城市民無論在哪裡，都像熟識的老友一樣彼此傳遞信息，相互報告情況……。他們與學生素無交往，卻為之承擔風險，犯難維權，捨身護法。他們互不相識，卻彼此信任，心心相映，連袍結義，共處安危。一盤散沙、人人自危、遇見他人困境繞道走的人們，那時煥然一新為萬眾同心，高尚正直、自由勇敢的群體。
CNN駐北京記者麥克·奇諾伊和他的同事全城全程經歷報導了八九天安門運動，他在自己的回憶中明確地記錄了中國人的風貌、性格的變化。
中國十幾個其他城市聲援北京民運情形大同小異。——這不是我從前身在其中的民族，
這是一個我不曾知道此也未曾遇見過的民族，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他們一反終生為伴的冷漠、卑微、怯懦、猥瑣、複雜、精明、算計，轉而為熱情、自信、慷慨、單純、勇敢、善良、悲憫、明是非懂善惡、敢於主持公道，富於犧牲精神。美國當代人文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四十年代提出人類自我實現的概念，論及人類從生物性到精神性發展的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層次，說人抵達最高層次、滿足了自我實現需要的時候，展現為一種"高峰體驗"。他描述說，處於高峰體驗中的人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富有責任心，更具有主動精神和創造力，更能主宰、掌握自己的命運，更踐行自由意志。高峰體驗時期，人最大限度地擺脫了阻滯、被動、畏懼、疑慮、控制、自責、謹小慎微等負量，在行動上更具有自發性、表達性、純真性，即正直、天真、誠實公正、坦率、不設防，人更加自然放鬆、簡單誠懇、淳樸奔放……。馬斯洛描述高峰經驗是一種"罕見的，激烈的、廣闊的、深刻的、令人振奮的、有益的、讓體驗者產生一種超越現實的感知，甚至會發生神奇的影響。"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民眾的表現，以馬斯洛的高峰體驗來描述，幾乎完美。不過如我前述，這不是馬斯洛所言的個人的高峰體驗，這是整個北京民眾的高峰體驗，以我的有限見識，這種情況，在人類各民族歷史上均未出現過，這是一個出現在我們身邊的奇蹟。
北京是六朝古都，也是距我們最近元明清三代王朝古都，更是當代政治文化中心，有八九民運期間全國聲援北京的其他十幾個城市相同的民風為證，我有理由認為北京民眾八九民運期間的作為，代表中國民族從未顯露過的一種心靈特徵，這是古老中國長久厚重的文化心理陰霾之中，這個民族的一次罕有的精神日出。
馬斯洛指出，在高峰體驗出現之前，人需要滿足由低級到高級的幾種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歸屬和愛的需要→尊嚴需要→自我實現需要需求，才能出現自我實現的高峰體驗。然而八九民運期間的北京人民並未獲得各個階段的滿足，他們忘記了自己生理上衣食饑渴的需求，忽略了自身的安全需要，他們成為他人的歸屬並愛人如己，他們自重重任人，可謂一步到位實現自我……。"是什麼感召了這些人，是誰用法術改造了他們？他們所想的，所關心的，不是自己的社會地位，不是個人利益，不是生活保障；他們的整個生命，他們的一切努力，全都貢獻給了沒有絲毫個人利益的共同事業；一些人忘記了自己的財富，另一些人忘記了自己的貧窮……"，這是十九世紀俄羅斯思想家赫爾岑描述那些滿懷理想主義、獻身抵抗沙皇專制的俄羅斯貴族青年時的問句和描述，這些如箴言般親切莊嚴的話語，百年之後換置為八九民運期間的中國人，相當合適。
究竟"是什麼感召了這些人，是誰用法術改造了他們"，使他們一舉突破個體人生所需要的所有基本需求，一步抵達人類最高精神層次，一掃平庸一生的埋汰，爆發出璀璨的人性之美，一舉完成從依附人格到獨立人格的轉換呢？
我認為直接的原因是自由，是自由的實現，是以賽亞·柏林所論述的免於他人干涉的消極的自由（Negative liberty）的實現，在八九民運中體現為憲法賦予的集會與言論自由權利的實現。這種自由的實現從大街上、標語中、遊行隊伍里和廣場的人山人海中，出其不意地打開了一道門，這是一道因恐懼而被迫長久關閉的個體心思之門，這扇門一開，人們看見原先彼此陌生相互防範的他人與自己所思所想所感是一致的，而且與自己同心同德的人數是如此眾多，排山倒海！原來大家都渴求社會公義而不滿現實，都感佩於學生上街並支持他們的訴求，都疼惜學生絕食之舉而失望於政府的冷酷無情，都對戒嚴令感到憤怒而希望去堵住軍車……。彼此的看見和前所未有的認同，瞬間消除了孤獨中的恐懼，增長了行動的勇氣。而面對共同目標，人們瞬間就默契成為一個前所未有的共同體，激發出前所未有的公民意識和責任心——雖然這依然不是一個公民社會，但是他們無形中被共同的利益、價值和目的凝聚在一起。
無論十九世紀以全面描寫《中國人的素質》聞名世界的美國傳教士明恩浦（Arthur Henderson Smith），還是二十世紀以深刻同情筆調描寫《吾國吾民》而轟動西方的民國時代中國本土作家林語堂，包括本世紀八十年代自我批判為《醜陋的中國人》的台灣作家柏楊，都沒有機會看到中國人如此非凡的風貌。作為誠實的觀察者，假如他們身在八九民運的人山人海之中，絕不可能對這罕見的、滄海桑田的變化無動於衷。雖然如此，明恩浦在言之成據地描述了中國人的許多負面性格特徵之後補充寫道："這個古老的民族擁有無可比擬的忍耐力，一定是用來完成更為崇高的使命"，他把中國人忍受苦難的能力視為上帝的恩賜，他認為這個民族"一定會有一個偉大的未來"，這個未來是以上帝恩賜的忍耐"並加以非凡的活力為背景"的。而林語堂在認可"中國人一切都是缺點"的同時，不約而同也用"非凡的活力"形容國人的潛力，說中國人"有一種優越的生活本能，一種戰勝天然之非凡活力"，他認為中國人能"秉持一種可怕的幽默，與近乎獷野的沉毅氣態，冒萬難而前進；千辛萬苦，最後卒能撥亂除暴，以自復於常軌"，他們能最終能渡過戰爭叛亂、玷污、貧窮與饑饉而永生。
自由是那隻看不見的手，它一出場，就激活了身處前後兩個世紀的中外兩位觀察家不約而同指出的"非凡的活力"，是藉助造物種植在人心中的仁愛、尊嚴與社會責任激發的。八九民運證明，49年以後多年的殺戮、奴役、欺騙和閹割還沒有來得及毀滅這些品格，被數落、責備、咒罵了一個多世紀的中國人，心中良知的聖火仍在，它雖然被掩藏、被冷凍，但是還沒有消解。對於一個飽受苦難的民族而言，這就是希望所在，這就是明恩浦所言"完成更為崇高的使命"和"有一個偉大的未來"的依據，這也是林語堂所言的這個民族"最終能渡過戰爭叛亂、玷污、貧窮與饑饉而永生"的希望。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一九八九民主運動，正如失敗的1956年的匈牙利自由運動、1956波蘭波茨南抵抗行動、1968年的捷克布拉格之春一樣，將永久被歷史所紀念。
從4月25號胡耀邦去世學生起事，到6月4號中共開槍鎮壓，正好七周，七個七天。在人類文化中"七"是一個有意味的數字：北斗有七星，彩虹是七色，月半至月圓是七天；中國古代曆法有28宿"七曜"說（日、月、火、水、木、金、土），釋迦牟尼出世"七步生蓮"，易經中"七"是宇宙循環之數；先秦"魂魄聚散說"以七日為計，瑜伽學說中往生者陰間求生以七日為一期，道家煉丹拜門以七七四十九日為斷，中國民間祭喪有"做七"習俗，來自北朝"詔自始薨至七七，皆為設千僧齋"以及而後的"虞祭"。西方不例外：古巴比倫將七日定為一周期；基督教猶太教上帝七天創世，第七日定位聖日；全球通用曆法一周為七天；天主教總結人的原罪有七宗，人在六欲中有七情，人類美德公認七種，地球七大洲，戰國亦七雄，西方古典音樂七個音階，"七"在西方普遍被視為是幸運數字，東方日本"七"也是幸運徵兆……。人類十進位制的每個數字都有說法，但"七"玄機暗藏，源於自然界天象學和宗教界創世說，演為不同民族的相似習俗，影響神秘深遠。
自1949年中共建政到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是四十年。"四十"這個數字與自然和習俗均無關，卻在上個世紀被人類賦予了宗教與政治意義：1982年9月的一天，德國萊比錫弗瑞爾牧師在聖尼古拉教堂點燃了四十支蠟燭，他的依據是，上帝讓逃出埃及尋求自由的希伯來人在曠野流浪了四十年，然後才進入應許之地，四十成為一個命運轉折的期限。自從點燃四十支蠟燭的9月20日起，他要帶領信眾每周一為和平與自由祈禱，直到自由降臨。這個活動在東德建政第四十年的1989年9月增加了一個項目，在祈禱後走出教堂到街區遊行。結果，就在這個活動持續到東德建政第四十年零一個月的時候，1989年的11月9日，柏林圍牆坍塌了。柏林圍牆象徵歐洲極權主義，它的坍塌是世界自由與奴役兩大陣營之間冷戰結束的標誌。接下來，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相繼土崩瓦解，西方學者當時稱之為"歷史的終結"。
歷史在中國將如何終結？中國屠城的槍聲平息後，醫院的屍體未冷，胡同的血跡未乾，樓牆搶眼未除，北京街頭的百萬民眾如同瞬間鑽入了地下，從廣場、街上、橋上橋下、胡同口、窗簾後……完全銷聲匿跡。皇城北京恢復了往日的鐵幕風格，車輛如被驅動的甲殼蟲，行人面無表情，自行車機械地行進，一切一如什麼也沒有發生過，這一年的中國日曆壓根沒有了4月25日到6月4日這段光陰。審查開始後，除了少數被離職處分，誰都沒有上過街，所有人都不是動亂分子。此前突然爆發的自由熱烈、仁愛溫暖、抗爭奮鬥的罕見街景和中國民眾人格氣象一夜間消失殆盡，如同它的突然出現一樣不可思議。
我無意神秘化中共建政四十年之際，中國民眾爆發並延續七周的璀璨人格和精神魅力，但它很難不使人想到七個七天之後，四十年的專制奴役制度在其原產地德國和歐洲本土煙消雲散，卻在東方中國持續下去。這究竟是怎樣的徵兆？上蒼想要給我們什麼啟示？
可得寬慰的是，在旋即開始的大規模的清查中，除了運動期間潛藏在公知群體中的國家密探，極少有八九的參與者舉報他人、出賣良心——僅僅在20年前，夫妻、師生、師徒、同學……之間還大興告密之風，被民國時代的過來人斥為中華民族道德墮落的標誌。八九六四之後，在槍彈鎮壓、監獄關押、逃亡流浪的紅色恐怖中，人們用堅韌的沉默，守住了道德底線，維護了八九民運精神的偉大和人格的高尚。
後記
我不是基督徒，多年以來，一些中國基督徒的傲慢與蠻橫接連不斷地把我"絆倒"，另一些基督徒周日去教堂懺悔是為了周一接著犯罪不受罰讓我遠離教會。我也不是"唯有基督教能夠救中國"觀點的持有者，政治文明國度如台灣、日本、南韓，菲律賓，都不是基督教國家，那裡的民情是東方文化造就的，而我們的民族，在秦政以前，有古代周制文明傳統和原教旨儒學思想資源，近代也有過（不幸被抗日戰爭中斷的）現代雛形初具的民國"黃金十年"之盛。我也不認為唯有和平理性非暴力是文明的通衢，條條大道通羅馬，日本的政治文明轉型是在侵華戰敗之後，本土的外國軍事壓力之下被迫完成的，二戰結束迄今七十多年，證明完全成功。美國獨立戰爭則是另一個反對專制統治的成功的例子，潘恩此前號召美國人民拿起武器抗擊英殖民主義者，他的《常識》曾經傳遍美國大地。因為有奮起抵抗的歷史和傳統，美國人驕傲地說："你永遠不會看到來自美國的難民：當麻煩來臨，我們不逃到別的國家，我們擦掉槍上塵土去解決麻煩。"（You will never see refugees from America. When things turn to sh*t, we don't run to another country. We dust off our guns and fix it.）所以，此文既不是為了傳道弘法（再說我也沒有那樣資格），也不是為了論證只有基督教才能救中國的觀點。我只是希望在面對重大問題的時候，避免以願望改寫事實、用意志影響觀察、把理想當作必然，來完成對事物的省察、詮釋和解讀。"一句真話比一個世界的分量還重"（索忍尼辛語）。無論言論禁錮，還是價值取向，都不應該影響我們對陌生世界的經驗性實證。
世界上有兩種職業必須以尊重事實為前提，即學者職業和記者職業。我對事實抱有學者的虔誠和記者的潔癖，我努力強迫自己觀察它們，了解它們，看不清楚時，我伸手扒拉它們，無論它們長成什麼樣子，發出什麼氣味，可能把我引向哪裡。我深信這是研究問題，解讀重大現象最重要的案頭工作，也是客觀分析事物的前提。美國當今思想界建樹高闊的學者托馬斯·索維爾，因為走出校園後接觸到並誠懇地對待一些不合自己觀念的事實，從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為古典自由主義的者，里根也因為了解事實真相，從左派轉變為保守主義者，這一類的轉變多不勝數。"人們的見解和信仰並不取決於他們的意志，而是無意識地順應別人向他們提供的證據。"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托馬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這句話從反面說明，那些證據，也就是被證實的信息和事實，可以駕馭我們的獨立思考能力。作為一個自命獨立的人，還有比這更重要的警示嗎？
拒絕接受某些事實的有效方法之一是，把那個話題描黑後屏蔽掉。這多半因為不認同那個話題、反感那類事物。比如反感基督教對民主國體正面影響的話題，其理由是政教合一是民主的敵人，言外之意卻是，這個話題有贊成政教合一之嫌。不過伊斯蘭教國家除外，歷史上，基督教文明的麻煩是皇權對教會的權威，而不是相反，例如東羅馬皇帝對君士坦丁堡教會和東方基督教會的權威。反對任何形式的政教合一，已是近代文明社會的共識，在我的有限視野里，包括馬克思·韋伯在內，沒有論述基督教現代治國資源的宗教社會學家及其著述，倡導政教合一。現實中，美國作為一個基督教對其民主制起到重大作用的國家，恰恰是宗教、政府兩界聯手，一致恪守政教分離，法國政治家托克維爾對此有實地考察，在其相關著作中有專門的論述，我們在美國近距離觀察到的情況確實如此。本文所描述的前蘇聯、東德和波蘭三個國家，只有政治壓迫宗教、剝奪信仰自由的傾向，教會沒有掌握世俗權力的可能。反對政教合一，理論上原則上大好，但它不應被當作一個擋箭牌，擋住精神信仰之箭，抵禦相關的經驗性事實，把自己局限在科學理性或工具理性的認知空間裡。
此文起於對八九的不同見解，終於就事論事，原本是給我這樣的非基督徒讀的。本文提供的不是分析，只是現象；不是結論，只是事實；不是道理，只是信息。而已。
2021年7月4日美國獨立日
於美國首都華盛頓近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