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先生作為詩人和思想家，他的成就遠非我所能望項背；他成為知名詩人的時候，我不過是他的千百讀者之一；他以深刻尖銳的雜文使世驚俗駭的時候，我才戰戰兢兢開始在報屁股上晾習作。但是他又確是我推心置腹無話不談的摯友，原因是我們有著相當一致的經歷。我們於同年出生在同一個城市北平（北京時名），又同在一年受到嚴重的政治批判，同在次年被封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右派分子，而我們的「反黨」都同出於對於中國共產黨的追隨和熱愛；這後一不可思議的經歷，可以一言以蔽之曰：「秀才遇到黨」。我相信，燕祥七十年的創作生涯的歷史，一刻都沒有離開這五個字。對於燕祥的文學創作，我學習的願望遠多於評價的本領，而對於他和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我由於與他上述的共同經歷，雖然彼此結交於出生半個世紀以後且居住相隔萬里，倒深感有話可說。
「我死過，我倖存，我作證」
作為一個天真而聰慧的少年，他的最初的文學創作很快就和追求光明捍衛自由的政治意識聯繫起來；而作為光明和自由的像征，就是那個堅決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獨裁統治、為人民的民主自由而正在英勇奮鬥的中國共產黨。他對於黨的熱愛和信賴，曾經使他戴上革命詩人革命作家的桂冠，也使他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受到「黨和人民」的殘酷專政。甚至在後一種情況下，也難摧毀他對黨的忠誠，一次再次地對它寄予希望誨以忠言，直到他猛然醒悟而把自己的這段故事總結為「我死過，我倖存，我作證」，那就是他剛剛惠贈我的同名巨作了。他的「死過」「倖存」和「作證」，以及大約占他作品一成數量的著作，《沉船》、《人生敗筆》、《找靈魂》等等，其實都講他和黨的關係的「小歷史」；而它們反映的，則是領導當代中國的「核心力量」和知識分子關係的大歷史：「秀才遇到黨」。
讀了他的贈書，我分明看到，當初小小「秀才」燕祥遇到的共產黨不是一個，而是兩個。一個在他的心裡，一個是黨的真身。心裡的黨，就是上述他的所見所聞的形象，她堅決反對國民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黨」的獨裁統治，而以為中國人民服務作自己的宗旨，以建立民主聯合政府、施行新民主主義為現實綱領，以實現「自由人的聯合體」大同世界為終極目標。燕祥當年所接觸並引導教育他的地下共產黨人們，也正是無私無畏為此奮鬥的人群。這樣的師友，同樣也是當年我所崇拜的對象，也同樣是我心目中的「共產黨」。所以我極能理解，對於心目中這樣的共產黨，他必然也只能做出他後來做的一切，包括……「反黨」！
「丟掉幻想」付出極大的代價
原來，黨的「真身」，是他、我及可能大多數大小知識分子當時所不了解、經過不斷學習和實踐才有所認知的。黨說它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實際上它更是一個列寧黨，不僅在組織原則上效法列寧締造的蘇共，而且在追求的目標上實行列寧指示的「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國家政權問題」：沒有政權時全心全意奪取政權，有了政權後全心全意保護政權，也就是「打江山坐江山」了。所謂為人民服務，所謂大同理想，以及所謂除了全人類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等等，亦即所有「人權」問題，都如鏡花水月，倒是為了政權而「不把人當人」卻成為邏輯的必然了。衡諸史實，革命時期為了解放長春，可以「兵不血刃」地用五個月把它圍成死城，五十萬居民餓死三十三萬（按照黨的宣傳口徑，其中「絕大多數」正在盼望著共產黨去解放他們）。政權到手以後成了「鎮壓之權」，先是不把投降歸順的國民黨軍警憲特以及「反動階級」地主富農當人，殺關管並舉予以消滅；繼而沒收所有私產不把有產者當人；再則大搞農奴公社搜刮農民糧食不把幾千萬餓殍當人；再則大革文化命實行「無產階級全面專政」全面地不把全國人民當人。最後乾脆莊嚴地下達「九號文件」嚴禁人類普適價值、不把他們自己當人了。黨的這個「真身」雖然都是自己實踐且自我宣布的，可是對於衷心服膺它熱愛它的燕祥等等以及鄙人來說，認識和承認它卻是一個「丟掉幻想」的過程，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燕祥參加共產黨是在一九五三年，雖然他早在六年前就參加了中共外圍的青年組織，算是「年輕幹部資格老」的「新貴」了，可是依然屬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待知識分子，黨在取得政權以前連「識字分子」都稀缺的時候曾經「大量吸收」，當然其條件是黨「有了掌握知識分子的能力」；一旦「掌握」在手，就須服它調教了，首先是必須經過嚴格的思想改造。思想改造的目標是「克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政治思想影響」和「批判資產階級思想」。現在想來，不說燕祥和我那樣的小青年，就是留學歸來的「大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們的腦袋究竟有多大的容量，除了專攻自己的術業以外，還能容納多少這主義那思想呢？環視今天在資本主義國家留學歸來的當朝長官在校教授，哪一位須經哪怕一天的思想改造才有資格上位呢？其實當年的那個改造的目標只在四個字：「轉變立場」！做學問不問對象的真偽，斷是非不依邏輯的推理，只看你站在什麼「立場」：必須站在無產階級即它的當然代表共產黨的立場，依黨判真偽為真偽，以黨的是非為是非。這種要求，其實已經顯出黨不把知識人當思想人的一段真身，只是熱烈崇拜心中的黨的燕祥和廣大「進步青年」根本注意不到的。
「心中黨」與「真身黨」打架
在一九四九年剛剛「投身革命大熔爐」時，他還以諧謔的筆觸去預測未來的考驗：「把問題／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從一顆一顆的花生米里／不斷地嚼出」（引自《我死過，我倖存，我作證》，以下未註明出處的引文同），好不自在！而此後的「痛苦」經歷，在他的各回憶錄中有長篇的記載，可是它們總是驅使他努力地自我改造，覺得這是完成他心中的黨賦予的偉大使命的必須。對於這個「心中黨」，他像智利詩人聶魯達所謂「作為您的一部分／我不僅僅是我自己」，不把自己當外人，一頭栽進「干預生活」的浪潮里去，用他的筆「干預」起不符「心中黨」的原則的生活了。他「認為：作為開天闢地以來最先進的社會力量，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特殊材料製造的』共產黨人，它的各級組織和每個成員，應該個個是符合於——至少是接近於黨綱黨章要求的，如有不合，也該虛心聽取群眾意見，發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優良作風，『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於是他「開始被紛至沓來的一些現象激起不滿」，就按照「黨綱黨章」的規矩執筆「干預」起來，引起「真身黨」的憤怒了。到了一九五七年，早在黨的領袖毛澤東發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以前，邵某就連續發文揭露「領導和群眾的矛盾」，而且他的「同情一般都在群眾的方面」。對於他的「心中黨」來說，這正是克服官僚主義保護人民民主的可貴努力；而對於「真身黨」，則是涉及「立場」的嚴重問題：「官」是政權是領導是專政，與官相矛盾的「民」是蟻民是刁民是亂民，事關無產階級政權的安危，你共產黨員邵某站的什麼立場？兩個「黨」於是公開打架，結果當然是「真身」大獲全勝。認真地幫助「心中黨」整風的百萬知識分子被「真身黨」打得落花流水，進而整個知識分子群體都被打進「兩個剝削階級」之一的深淵。這正是當年「反右派運動」的真諦，什麼「引蛇出洞」、「陰謀」「陽謀」，倒屬枝節小伎了。
不過勝利的反右派運動也導致勝利的破謊言運動，過去和此後「遇到黨」的秀才們難得再有那個「心中黨」了。而且國家不幸詩人幸，賦得滄桑句便工，我的摯友兼良師邵燕祥同志，從此告別了心中的霧障，成為目光如炬筆下行雷的思想家，走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道路了。
《動向》2016年11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