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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一路走來的小知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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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社會,年輕氣旺的中小知識分子都是潛在的「不安定因素」。他們因知識而存寄望,因失意而懷悵恨,落拓極而牢騷起,抑鬱發而叱吒生;一有風吹草動,奮翅而起,雲合霧集,熛至風嘯,最具威脅力,最危險的不安定因素。尤其社會矛盾激化的各朝末期,怨憤不平的下層士人與落第舉子(社會邊緣人)往往成為能量巨大的人物。如劉邦劉備、王仙芝、黃巢、李自成、洪秀全以及圍繞著他們的那批智囊,便是此類「社會邊緣人」。一個能夠吸納賢士的政府才能降低知識分子的普羅化比例,增加政權穩固度。為使中下層士子沾享政權利益,「牢籠英彥」的科舉制才誕生並持續1300年。唐太宗在端門見新進士一個個欣欣然綴行而入,一高興撫掌掉底:「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新唐書·太宗本紀》)

中共即起於這樣的中小知識分子,1920年4月赤俄派吳廷康(1893~1956,即維涇斯基)來華發展中國共運,第一個找到的是胡適,穩健大氣的胡適不感興趣,這才去找「以自己之是為必是」的陳獨秀。[1]

1925年,少年伍修權(1908~1997)在武昌街頭進行紅色鼓動,「聽眾中大都是年青的工人、職員和學生。」[2]願意接受赤色思想者大多為下層青少年。中共十大元帥家庭出身:朱德彭德懷賀龍為貧農;劉伯承徐向前乃秀才、林彪富農、陳毅小地主、羅榮桓教師、聶榮臻小業主、葉劍英小商人。無一出身中上層家庭。

延安小知

抗戰時期十萬知青赴延(進入赤營30萬),延安紅青討論共產主義:「到共產主義有饅頭吃也就行了。」抗戰勝利後,延安某單位黑板報討論「進城後的第一行動」,有人要先買個洗臉盆,有人先去洗澡,有人「放下行李就下館子」。[3]也就這點想像力。抗大教員一級的「高知」,想像力也有限得很。

抗戰時期重慶,後為美國漢學家的費正清(1907~1991),與龔澎、楊剛(燕京女生)交往甚密:

在談話和通信中,我發現這兩位婦女知識分子所知道的馬克思主義是有限的。她們都畢業於燕京大學,所學到的歷史唯物主義知識充其量不過象所學到的英國文學知識那樣多。……她們之所以是馬列主義者,因為她們信仰黨,接受黨的訓練。但這種信仰實質上是注重實用的,因為她們相信僅靠個人努力,只會一事無成,團結起來才有力量。[4]

毛澤東

1956年中共「八大」,毛澤東評點新一屆中央委員會:

現在的中央委員會,我看還是一個政治中央委員會,還不是一個科學中央委員會。所以有人懷疑我們黨能領導科學工作、能領導衛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我們這個中央的確有這個缺點,沒有多少科學家、沒有多少專家。[5]

老毛晚年為保「文革」,提拔一幫文化程度很低的工農「勞模」進入中央:王洪文(副主席)、吳桂賢(副總理)、陳永貴(副總理)、孫健(副總理)、李素文(副委員長)、姚連蔚(副委員長)、倪志福(北京市委書記)、尉鳳英(全國婦聯負責人)。

倒愚為賢,以蠢為智,毛澤東真是瘋了,暴君+昏君。

大躍進

1958~1960年的大躍進,祼呈中共低層次——不懂裝懂、粗鄙蠻幹。基建大躍進體現為「三邊」——邊勘測、邊設計、邊施工。[6]1958年10月後,為加快進度,隨意修改基建設計、使用替代材料,突破規章制度,造成許多質量事故,不少新建廠房垮塌。僅建築工程部系統就死亡435人(上年135人);其中,工程結構倒塌117人(上年3人)、高空作業跌落70人(上年38人)。[7]

最不能玩虛的水利工程也搞「大躍進」。還有更可怕的公安大躍進、科技大躍進、教育大躍進、交通大躍進……

中共從上到下,政治第一,造就一支不懂經濟只懂政治的官吏隊伍,成為1950~1970年代政治運動之所以轟轟烈烈的社會土壤。如果中層官員、基層幹部稍有牴觸,毛澤東的赤左狂想也不至於一偏再偏,念頭自然得到抑制。

文革時期毛澤東搞「軍管」,一批將軍管經濟,經驗無,膽子大,上了許多項目,不管配套,到處欠帳,遺患無窮。[8]

文革後,中共開始提倡知識化。1982年中共第12屆中央委員會,大學程度亦僅34.8%,政治局28.5%,書記處45.5%;國務院各部長50%,省級42%。胡喬木向外賓炫耀:「這都是最近一年的變化。」[9]

意識深處的淺俗

文化決定意識,意識決定行動。中共自我感覺良好,以為天下真理盡握我手,從上到下不時會豁露其小知淺俗。

1980年中共四千高幹聚議毛澤東(為寫第二個《歷史決議》)。陳雲:「一定要在我們這一代人還在的時候,把毛主席的功過敲定,一錘子敲定。[10]」僅此一言,小知尾巴翹然畢露。毛澤東不是全國人民的領袖麼?高幹評得?人民評不得?再按歷史唯物主義,一切都在運動,對毛澤東的認識豈能一錘子敲定?歷史認識怎麼可能「一次性」,怎麼可能「一錘子敲定」?你們「第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最多只能敲定自己的認識,怎麼能敲定後人的認識?後人憑什麼非得遵循你的「敲定」?歷史如真被敲定敲死,史學還能發展麼?認識如真「一次性」,人類還怎麼發展?

惟一己標準為獨尊,共產黨人很強烈的特色,共同性很強的「黨性」。強一己之願於人,強一己之識於後,只能暴露陳雲的無知狂悖。陳雲已是第一代中共高幹務實派,毛澤東一直視為「老右」,其意識層次亦不過爾爾!

「兩頭真」人物

李慎之(1923~2003)檢點青年時代之所以迷陷赤說:

根本的原因就是文化太低、知識不足,不能把學得的新知識放在整個人類發展的歷史背景中來認識。……六十年後回頭看,我們這些進步青年其實什麼都不懂,既不懂什麼叫民主,也不懂什麼叫共產主義。[11]

李慎之乃燕京經濟系高才生,修過六學分的政治學,啃過王世傑、錢端升的《比較政府》、戴雪的《英憲精義》(均為商務版),尚無御左之力,遑論他者?

馬列主義外貌恢宏,以無私裹卷歪邪肉身,人們一時很難嗅出其陰霉腐氣。延安一代士林絕大多數終身未出國門,長壽者1990年代才有機會外出開眼界。「六•四」後叛出共門的許家屯(1916~2016),思想變化源自六年半任職香港

最主要的變化是對資本主義的看法同過去不一樣,從認識香港到認識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觀點上起了比較大的變化。[12]

眼界決定認識,多元決定寬度。奈何天不饗「國」,於今有「共」,好端端的可愛中國竟被捏弄出「三大改造」、「反右」、「大饑荒」、「文革」、「六•四」……「貿易戰」。讀書人只有一聲聲「潼關長嘆」!

2018-10-15 Princeton

【注釋】

[1]《李達自傳》(節錄),《黨史研究資料》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頁1。

[2]《伍修權同志回憶錄》(之一),《中共黨史資料》第一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頁118。

[3]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明報出版社(香港)2007年,上冊,頁74~75。

[4](美)費正清:《費正清對華回憶錄》,陸惠勤等譯,知識出版社(滬版)1991年,頁327。

[5]《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02。

[6]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李銳文集》第5冊,卷八,頁131。

[7]孫業禮、熊亮華:《共和國經濟風雲中的陳雲》,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頁162。

[8]孫業禮、熊亮華:《共和國經濟風雲中的陳雲》,頁293。

[9]《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219~220。

[10]《胡喬木談中共黨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99年,頁75。

[11]李慎之:《革命壓倒民主——〈歷史的先聲〉序》,笑蜀編:《歷史的先聲》,博思出版集團公司(香港)2002年,頁28、30。

[12]《許家屯香港回憶錄》,香港聯合報公司2008年,下冊,頁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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