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對信息的需求是與生俱來的。
從遙遠的古代開始，人類為了生存，想方設法地藉助呼叫、手勢、動作或者做標記，藉以交流信息。但是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信息的傳播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國家良好的交通設施和高效可靠的傳遞方式，換言之，需要由政府建立起一套完整可靠的系統，確保內部信息傳播。在這方面，勤勞善良的中國人民曾經做出過巨大的貢獻，他們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摸索著建立了一整套郵驛系統，依靠這套郵驛系統，讓各種重要信息在中華大地上傳遞。使之成為世界郵政史上一段佳話。這就是著名的中國古代郵驛系統。
從有文字記載的商朝算起，中國古代國家通信（後人稱其為郵驛）就已經顯露出雛形，距今已有3700多年。作為古代政府為傳遞文書、接待使客、轉運物資而設立的通信和交通組織，郵驛在古代一般不對民眾開放。平時，它是傳達政令、溝通中央與地方及地方間聯繫的紐帶；戰時，它是飛報軍情、指揮作戰的得力助手；一遇重大災異或事變，它又成為政府採取特殊措施，處理非常事故的重要手段。
古代驛車，現藏寧夏郵政博物館。攝影/老山貨，來源/圖蟲創意
中國最早郵驛系統
早在傳說中的三皇五帝時代，中國就有記載說堯曾設「誹謗之木」採納民間意見，為了使交通順暢還特地修了一條康莊大道。到了舜的時代，就將「誹謗之木」制度化，專設喉舌之官——「納言」，夙夜出入各地聽取民間意見，負責將舜意往下傳達。在國家通信組織誕生之前，這些通信員就成了疏通信息渠道，「明通四方耳目」的關鍵。
不過，這些傳說過於久遠，缺乏更可靠的旁證，使得人們往往對此存疑。而中國現存最早關於政府組織通信活動的記載，還是來自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根據專家的研究解讀，他們認為在商紂王時期，政府已普遍利用音傳通信的手段。商朝君主武丁因不放心妻子婦好帶兵出征，常常用卜辭問：「婦好有信？」或「婦好無信？」此信既指消息，也有詢問信使是否到來之意。
據說，殷商王朝與外地的消息往來傳報，已逐漸形成了驛傳制度。商都城內城外，大道縱橫交錯，四通八達，在通衢大道沿線，為了旅途方便，商朝政府設立了許多供貴族階級人員過行食宿的「羈」舍，不少學者視其為中國最早的「驛站一類的特別設置」。「羈」舍以王都為交通中樞，設在通往四方的幹道上，以數目順序編次，由近及遠共立五站，據估計每一站相隔30里，第五羈當距王朝約150里。
反映上古郵政故事的甲骨文片，現藏寧夏郵政博物館。攝影/老山貨，來源/圖蟲創意
在殷商王朝里有專門傳遞信息的信使，商王出行時會跟隨左右，以供君主隨時向臣下發布命令。殷商的信息傳遞是由專人送達，沒有後世多級傳遞的跡象，所以信使在行途中會很辛苦，遭遇各種艱難險阻。有一片商王武丁時期的甲骨文記載，一位年邁信使在路上走了26天，差不多600里的路，結果還沒達到目的地就「過勞死」了。在那個交通不便的年代，走上幾十天、幾百甚至幾千里路對信使來說，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烽火戲諸侯背後的西周郵驛系統
西周的時候，周幽王為了博寵妃褒姒一笑，不惜點燃烽火欺騙各地諸侯來救，以至於後來真有外敵入侵之時，反而無人出兵，導致亡國。這個烽火戲諸侯的故事，早已經成為後世著名的段子。拋開其中的各種教訓意義不談，從中我們可以發現，至少在西周的時候，在軍事上用烽火傳訊示警的制度已經確立了起來。在邊境的道路上，每隔一段距離就築有烽火台。烽火台上駐紮戍卒，一遇緊急情況立即點燃烽火，然後一座座烽火台傳遞下去。這種信息傳遞方式一直延續到後世，還演化出了許多規定，比如白天舉煙、晚上舉火；500人以下一道烽火，500人以上兩道烽火等等。不過，這種方式僅適合傳遞緊急警報，無法傳達具體消息內容。所以，更加可靠的官方郵驛制度，也在這個時候應運而生了。
早在西周的時候，中國就已經建立了一套可靠的傳遞系統。這從漢字中就能反映出來：以車傳遞稱為「傳」，「傳車」是輕車快傳，主要供使者乘坐，用來徵召大臣通報緊要事項；而另一種則稱為「馹」（音日）是供級別高的人乘坐的「快遞」傳車；讓善於奔跑的人跑步傳達，則叫作「徒」；而在邊境上負責傳輸的機構，則被稱為「郵」。從這些豐富且含義準確的名詞中我們可以看出，西周的郵驛制度已相當完善。資料顯示，西周沿途設置的休息站設備齊全，大約8里設飯鋪，32里設客棧。在驛道上還有叫作「委」「館」「市」的休息站，在裡面可淋浴、休息和放鬆。在西周時，全國有一套相當完整的郵驛通信職官系統：在天官冢宰的全面領導下，秋官司寇主要負責平時通信，夏官司馬負責戰時緊急通信，地官司徒負責館驛供應和交通憑證及道路管理，春官宗伯負責起草內外文書，司寇下面，還有大行人、小行人、行夫等，行夫為日常通信的主要執行者，組織十分嚴密。
郵驛圖畫像磚，現藏甘肅省博物館。攝影/健忘的行攝世界，來源/圖蟲創意
簡牘和符節：春秋戰國時代的郵驛系統
由於春秋戰國時期各種戰爭頻頻發生，各諸侯國的統治者們，也不得不對緊急信息的快速準確傳遞加以足夠的重視。因此，這時期有關郵驛系統的記載，也變得相當豐富了，不僅在歷史類書籍，諸如《左傳》中關於鄭國子產的記載中看到，甚至連孔子也說過：「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可見當時的郵傳系統已經並不罕見，至少在孔子和其弟子眼中，已經是熟悉到可以用來打比喻的常見事物了。在這個時期，單騎通信和接力傳遞已經開始出現。而在戰國時期，簡牘和符節也流行開來。
郵驛系統發展，既有傳遞系統的建設和發展，也包括所傳遞信息本身的發展。到了戰國時期，人們也逐漸開始重視信息內容的加密和保護。當時的人們將文字書寫在竹簡上，被稱為簡書或簡牘。在郵傳這些簡牘之時，短的一般字面向內，然後加封；而長簡則用皮條捲成一卷，在外面整體加封。除此之外，傳遞信息時，還要使用通信或通行的信物——符和節。節一般是使者的身份證明，只有在其出示節的情況下，傳舍才能給他提供必要的飲食和住宿服務。而符的意義則更加重大，一般用於軍事用途。比如我們熟知的「信陵君竊符救趙」的故事，就是憑藉符才能調動軍隊。只有在信使所持的符和在外領軍的將軍手中的符合上之後，這位信使的軍事命令才算生效。
行書律：歷史上最早的郵政法
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強調以法治國，對於郵驛，也是如此。湖北雲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行書律》是目前所見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郵政法。《行書律》裡面提到，制定它的目的是為了保證公文、書信及時、準確到達目的地。《行書律》規定，文書應該分兩大類：急行文書和普通文書。急行文書包含皇帝詔書，必須立即傳達，不能有片刻稽留。普通文書也要當日事當日畢，不許耽擱，有耽誤的以法律處置。傳送律令公文，有關部門必須登記發文和收文的時間，收到後需及時回復，公文若有遺失，應立即報告有關官府另行作出應變處理。
雲夢秦簡。來源/紀錄片《國寶檔案》截圖
秦時郵傳事務傳遞者，身份更為低下，不再由士以上官吏擔任，而轉用民間役夫，凡年老體弱和不誠信的人，不可擔任文書傳遞工作。車同軌、書同文後，秦朝將春秋戰國時期對於郵驛通信的不同稱呼「馹」「置」等統一稱為「郵」——負責長途公文書信的傳遞任務，近距離的則派人步行傳遞。不同於西周專人送達模式，秦代傳送方式改為固定路線的接力通信，沿政府規定的固定路線，由負責郵遞的人員一站一站接力傳達下去。
為了保證途中不泄密，秦王朝做出若干法律規定。比如，不同的文件使用不同的文字，「簡冊用大篆小篆，符傳用刻符，印璽用繆篆，幡書用鳥書，公府文書用隸書」，等等。在書信交郵發寄前，一般還要將竹簡包紮捆好，繩結處使用封泥，蓋上璽、印，以防私拆。
按秦制，30里一傳，10里一亭，亭設有住宿的館舍，不僅負責信使的傳馬給養，還負責供應行人口糧，除開設於交通幹線上的亭與郵驛事務有關外，其他的亭皆為基層行政組織的一部分。亭長相當於基層小吏，主要負責維持當地治安，如曾擔任過泗水亭長的劉邦。
劉邦影視形象。來源/電視劇《楚漢傳奇》截圖
郵驛分離：漢魏時代的大發展
漢承秦制，又在秦的基礎上有所發展，張騫通西域後，順帶也開闢了國際郵路。當時郵驛通信速度是比較快的，馬傳一天可行三四百里，從西邊金城郡（今蘭州市西北）用快馬到長安，1450里的距離，7天可跑一個來回。據記載，有一次，張衡製作的地動儀西邊一個龍頭含珠掉落在蛤蟆嘴中，當時的洛陽城民們很難相信地震已經發生，幾天後，隴西飛馬來報，迅速準確地傳達了那裡曾發生地震的消息，足見兩漢郵驛制度之完善及傳遞信息效率之高。
而漢代在郵驛系統上最大的改革，就是將郵和驛加以分別管理。漢代以後，長途騎馬傳遞都被稱為「驛」；而短途步行傳遞信件的，都被叫作「郵」。而對應驛和郵的管理機構也分別叫作「驛置」和「郵亭」。在漢代，每30里設立一個驛站，而每10里則設置一個郵亭。而且漢代還給這些驛使和郵差定製了統一的制服：頭著紅巾、臂佩紅袖、身負紅白兩色包裹，異常醒目。
三國時代，曹魏制定了《郵驛令》，裡面的內容不僅涉及國家郵驛系統的建設，還對戰爭中如何進行通信作出了規定。尤其是他們還創造出了一種新的通信系統：信幡，這是一種由不同顏色和圖案製成的旗幟，可以在敵我對陣的敏感場合，有效地傳達保密信息，不可謂不是一個創舉。而與之對峙的東吳，也因地制宜，創造出了水驛，開闢了水上通郵的新方式。
「駐京辦事處」：隋唐時代郵驛大發展
到了隋唐盛世，隨著中國國力蒸蒸日上，郵驛系統也隨之有了大規模的發展。在隋唐兩朝，驛又取代了以前的「郵」「亭」「傳」，將多種功能集聚於一身：不僅負責公文、軍事情報的傳輸，還得負責迎送官員和外國使者，追捕罪犯、撫慰災民和運輸貢品的諸多職能。比如我們耳熟能詳的「一騎紅塵妃子笑」，李隆基為楊玉環千里送荔枝的故事，就是利用這些密布在全國的驛站，才能讓新鮮荔枝限時專遞到京城的。據統計，唐代的時候，全國驛站多達1600個（陸驛1200；水驛約260；水陸通用80多）。全國驛站系統雇員總數達到2萬多人的規模。除了這些人員之外，根據大小，每處驛站還保養8—80匹驛馬。在傳遞緊急軍情時，這些驛馬一天要跑10個驛站，即300里。
除了這些常規的驛站驛馬外，唐代最有特色的還是「明駝使」。顧名思義，這是一支使用駱駝作為交通工具的郵遞系統，在一些筆記小說中，曾誇張地說到這種駱駝「腹下有毛，夜能明，日馳五百里」。雖然這些小說家言不足為憑，但是從中也可以看出，唐代和西域交往頻繁，也會根據實際情況，從國外進口「交通工具」，用在自己的郵驛系統之上。由於唐代中後期藩鎮大量湧現，為了和京城取得聯繫，傳遞公文和獲得朝廷通報，在京城設立了「進奏院」，這種機構非常類似後代的「駐京辦事處」。
令岳飛痛恨的12道金牌：宋代的急腳遞
郵驛傳遞發展到宋朝時，趨向軍事化。宋代中央主管郵驛的機關有二，一為兵部，一為樞密院。兵部具體過問郵驛的規約條令、人事調配、遞馬的配備等，樞密院負責管理驛馬的發放、頒布驛遞的憑信符牌，兩個機構相互制約，不得擅自專權。北宋實行以兵卒代替百姓為郵遞人員的方法，將傳遞書信的機構完全按軍事編制。
宋代郵驛另一大特點為，將郵件文書的遞送與過往官員投宿的館驛從職能上完全分開。館驛演變為單純的政府招待所，在它之外，另行設立了一套專司官方文書傳遞的遞鋪組織。遞鋪的分布，以汴京為樞紐，輻射於天下。遞鋪設有鋪長1人，鋪兵多人，一般每鋪為10—12人，僻路4或5名，繁忙幹道則15—20人，前線邊防要道有時多達百人。
按北宋知名科學家沈括在《夢溪筆談》裡所載，宋朝的郵驛傳遞統稱為「遞」。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步遞，一是馬遞，一是急腳遞。「步遞用於一般文書的傳遞，是接力步行傳遞。這種傳遞同時承擔著繁重的官物運輸的任務，速度是較慢的。馬遞用於傳送緊急文書，一般不傳送官物，速度較快。但因負擔這種傳送任務的馬匹大部分都是軍隊挑選剩下的老弱病馬，所以也不能用最快的速度承擔最緊急文書的傳遞。因此，在緊急情況下，從北宋開始，又出現一種叫作『急腳遞』的新的傳送文書的形式。」
急腳遞日行四百里，起源於北宋真宗時期。最初用於軍事上，為邊境上的一種快速傳信形式。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九月，遼軍大舉侵宋，隔年一月，宋遼簽訂和約，即「澶淵之盟」，宋在邊境設急腳遞，以日行四百里的速度「傳送邊（關）上機宜切要文字」，直抵首都汴梁。後來宋神宗在交趾開戰時，自京師至廣西邕桂沿邊置急腳遞。為了讓「急腳遞」跑起來，朝廷在許多交通要道上都每隔10里設立一個「急遞鋪」，急遞的驛馬白天鳴鈴，晚上點火把，「鋪鋪換馬，數鋪換人」，還被授予了「撞死人不賠命」的特權，為的就是讓緊急軍情能以最快的速度從邊疆傳遞到京城。在最初的時候，還只是要求這些急遞文件每天要跑400里，後來到了北宋神宗熙寧時期，又出現了金字牌急腳遞用於傳送皇帝下達的敕書和軍機要務，要求每天要跑500里。
中央政府一日連發12道金牌勒令岳飛退兵。來源/電視劇《精忠岳飛》截圖
金字牌為一種通信檄牌，它被規定為急腳遞使用，沈括概括其為古時的「羽檄」，即相當於後世作為緊急文書的「雞毛信」。「朱漆刻以金書」，上刻「御前文字，不得入鋪」，由御前直接發下，不經樞密院或門下省，省去很多不必要的交捕手續，它沿途接力傳送，不分晝夜，不入遞鋪交接，「鳴鈴飛遞，前鋪聞鈴，預備人出鋪就道交受。」高宗紹興十一年（公元1141年），中央政府一日連發12道金牌勒令岳飛退兵，岳飛「十年之功，廢於一旦」。那惹人恨的12道金牌，走的就是金字牌急腳遞的通信方式。除金字牌外，南宋還有青字牌和紅字牌，亦為急遞的一種通信憑證，青字牌規定日行350里，紅字牌日行300里。
連接歐亞大陸的「站赤」：元代的郵驛系統
在宋朝，只在某些地區重點設置急遞鋪。而到了元代的時候，元世祖忽必烈將這種通信方式推廣到全國。由於元代是一個地跨歐亞的超級大國，所以這種「急遞鋪」如雨後春筍一般遍布中原、西域，甚至遠到歐洲，形成了一個貫穿歐亞大陸的郵驛網絡，元人稱其為「站赤」制度。
所謂「站赤」，其實就是蒙古語「驛站」的音譯。元代的站赤制度包括驛站管理、負責人的相關職責、設備保養和稅收等諸多方面。當時在中國大陸設立的驛站約有1500多所，而「急遞鋪」則多達2萬！除少量重要文書由專人馳送外，其餘大量官方文書都是經急遞鋪傳送。按元制，每10里或15里、25里設一急遞鋪，每鋪安置12時輪子一枚，紅色門樓一座，牌額一枚。鋪兵由「細戶下民」充役，每月口糧三斗，生活之艱辛常常會出現鋪兵逃亡的情形。
關於當時的鋪兵工作，馬可波羅有一段很詳細的描述：「從京城到各省的幹道上，每隔幾十里就有一座建築宏偉、陳設華麗的驛站；驛站中飲食起居所需物品無不俱全……驛站還負責給使者和貴賓配備交通工具……東北邊遠地區甚至還有拉雪橇的驛狗。……在各個郵站之間，每隔約五公里的地方，就有小村落，這裡住著步行信差，他們身纏腰帶，並系上數個小鈴，以便當他們還在很遠的地方時，聽見鈴響，人們就知道驛卒將來了。因為他們只跑約五公里，從一個步行信差站到另一站，鈴聲報知他們的到來。因此使另一站的信差有所準備，人一到站，便接過他的郵包立即出發。這樣一站站依次傳下去，效率極為神速。只消兩天兩夜皇帝陛下便能收到很遠地方的消息，按平時速度要十天才能接到，碰到水果採摘季節，早晨在汗八里（今北京）採下的果子，第二天晚上便可運到上都。這在平日是十日的里程。」可以想見，當時的皇帝已近乎過上擁有「快遞」的生活。
最後的輝煌：明清時代的郵驛系統
明代郵驛制度基本沿襲元代制度。朱元璋在登基之後並沒有對「站赤」制度做出根本性的改變，僅僅是對使用過濫過頻的狀況做出了限制，先後頒布了幾道命令規定「非軍國重事不准給驛」，為此還不惜處罰了兩個駙馬。不僅是朱元璋，到了明中後期，張居正也對濫用驛站的風氣做出了改革，頒布了六條規定限制和減少官員們使用驛站。當然，張居正改革驛站有其自身原因。明代中後期頻頻出現財政危機，張居正是想藉此節省開支（改革後全國郵驛經費減少了三分之一）。到了明代末年，內外交困的崇禎帝朱由檢又面臨著極端財政危機，這時給事中劉懋建議他裁撤天下驛站，每年可以因此節約30萬兩白銀。大喜過望的崇禎帝立即下詔付諸實踐。哪裡想到，這些下崗人員之中，就有一個人叫做李自成。後來失業的李自成加入了轟轟烈烈的明末大起義之中，最終推翻了明朝，可謂是郵驛史上一段最傳奇的故事了。
明代驛路圖，來源/楊正泰《明代驛站考》
清朝在繼承明代制度的基礎上又有所發展。中國郵驛發展到清代，又有了巨大的變化，就是將「郵」和「驛」再度合併。漢唐以後，歷朝歷代雖然總是將「郵」「驛」相提並論，但實際上都是用「郵」來負責公文和重要軍情的傳遞（亦稱「遞」「傳」）；而「驛」更多地負責接待過往公務人員，給他們提供交通工具。清代則將驛站從提供服務的部門，直接提升為承辦通信事務的機構。
由於清代前期國力強盛，幅員遼闊，其驛站系統也比以往諸朝都要更加發達。除了將驛站建設到了縣級（「縣遞」），在許多邊疆地區，如東北、西北和西南地區也破天荒地開設了許多新驛道，建設了郵驛機構，將這些邊陲地區牢牢地納入了中央的統治之下。
在清代，郵驛系統隨地方稱呼有所不同，大多數情況下被稱為「驛」，軍用則稱為「站」，而對軍站的利用限制很嚴，往往是軍機處發往西北兩路將軍、大臣的加急信函及返回文件才允許使用；其他督、撫文書，則分成緩件或急件，通過兵部負責管理的驛站發遞。這些驛站在新疆甘肅等地被稱為「塘」或「所」；而在蒙古地區則被稱為「台」。有些軍機處發出的緊急文件會註明「馬上飛遞」字樣，規定每天300里，如遇緊急情況，最快可達600里，所以民間才會有「六百里加急」的說法，指的就是這種傳遞方式。
當馬爾嘎尼攜英國使團訪華時，「英國人注意到朝廷的書信往來頻繁。建立在龐大的物力組織基礎上的郵件傳驛使他們大為驚嘆！」「大量的驛站從北京開始，星羅棋布地伸向全國，它們由驛丞來負責。使團離京越遠，傳送書信的速度就越快。前往天津途中，傳送的速度是每天400里，而南下時，達到了最高速度——600里。北京到廣州10天可達，而使團將用80天左右的時間完成這段行程。」對此，英國人欽佩至極，並感嘆道，「在同一時代，英郵政創下的最輝煌的成績遠遠比不上中國郵政。」
清代驛站雕塑《驛站驛兵》，現藏寧夏郵政博物館。攝影/老山貨，來源/圖蟲創意
大清郵驛集前代之大成，包括以驛站為主體的水旱驛路網、以急遞鋪為主體的步班遞鋪網以及為軍事通信服務的塘站網，各網交織，相互銜接，聯繫密切。可惜，隨著時代變遷，社會經濟的發展，民間通信需求的逐漸增加。19世紀後期，古老的通信體系受到新式郵政的激烈競爭，曾經傲視全球的中國郵驛不得不讓位於新式交通體系。1913年1月，北洋政府宣布將驛站全部裁撤。中國郵政新的一頁由此翻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