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鬥爭十八年》---司馬璐
（連載之三）
第三章上海蟻社與地下黨
我回到圖書館，館長對我很不滿意，我正擔憂自己又要失業了。就在這天下午，我收到一封專人送來的信，信的內容是這樣：
「請即至西門外火車站一談，我手上持有「京戲大全」一部。」
下面的具名是「黃景荷」，這個名字是我過去在上海工作時一個女友的名字，我奇怪了，她找我幹嗎?她又怎麼知道我今天出獄了呢?我立刻毫不遲疑的趕到火車站去，遍尋女客中並無黃景荷，然後我在一位男客當中，果然發現有人手持「京戲大全」的，他似乎也在注視我，我們兩對眼睛不期然相互對視，然後我慢步走近他，他也輕叫了我一聲：「X先生」，我們開始交談，原來他和黃景荷也並不相識，我將要釋放的消息，上海方面在早幾天就知道了，黨派他如此這般的來接我立刻到上海去，我又來不及回去取行李，臨時在車站寫了一封簡訊給圖書館陳館長，說我出獄以後，因心情不好，暫時回家休息去了，其實，我那裡有什麼家可回呢!
那位接我的同志他自稱姓郭，在車上儘是打盹，我的腿無意間碰了他一下，他霍然驚醒，睜開眼對我翻翻又把眼睛合上了。
到上海以後，我隨他下了車，我們從車站一直走到北四川路永安里十六號，他先招呼我在門外等等，然後又招呼我走上樓去，一看正是我過去的上級；郭好像並不知道我們原已相識，他為我介紹這是「劉同志』，我卻逕稱他為「孫先生」，因為這是我過去一直對他的稱呼（以前他又對我說，他的原名是凌永青）。以後我知道，他的確已經改姓劉了。當時用的名字是「劉鵬飛」，到底他的真名字是什麼，我直到現在也不知道。此人後來聽說在抗戰初期被派充「新四軍」第四支隊某團政委，「新四軍」第四支隊不久以違抗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命令，和「宗派主義」、「軍閥主義」的罪名，被項英派羅炳輝繳械，他也死於亂槍之中。
奇怪的是，我在獄中的一切表現乃至供詞，「劉同志」知道得那麼詳細，他說我能夠機動的應付環境和獄中所表現的堅定，經過這次考驗和鍛鍊，我可以夠做一個真正的布爾雪維克了。然後他又要我再寫自傳，再填表格，對我說：「現在，你可以入黨了。」
半月以後，他通知我，小組會和支部的審查，我已經被通過做一個「後補黨員」了。後補期是六個月。
我隨「劉同志」到了楊樹浦一個骯髒不堪的弄堂，又輕步踏進一所陰森的房子，「劉同志」說這就是他的「家」，就在這個「劉同志」的「家裡」，我和另一個同志同時舉行了一個簡單而嚴肅的入黨儀式，壁上掛著一小張紅紙上塗著鐮刀斧頭的旗，我們機械的舉起手，宣讀誓詞，我的介紹人是「劉同志」，另外還有一個名字，我就根本不知道此人是誰。監誓人當時說是一位「馮同志」，我和他僅見過這一面，以後就不知道他和從沒有再見過他。這幕入黨儀式的戲，匆匆演出二十分鍾，以後就木然的立在那裡聽訓，「劉同志」是自始至終的導演者，他很得意的樣子。
第二天，我就被「交」給一位「賈先生」，他當時公開的身份是上海蟻社的負責人之一，實際上是負責新黨員的訓練工作。「劉同志」對我說：「賈先生是一位進步份子，並不是同志。」但是他又囑咐我接受他的領導，我有些奇怪，為什麼一個黨員要接受一個「進步份子」的領導呢?但是我因為信任「劉同志」，沒有多加懷疑又隨著「賈先生」去了。
「賈先生」把我和另外六個青年人編成一個小組，說這是要我們讀書學習，我們每個人都用了一個假名字相互介紹認識，除了小組會議以外，我們不准私相談話，在路上見面也不准招呼。起初，我僅僅知道這是一個在黨領導下的政治性的學習組織。我們七個人中，有一個是被派為小組長的，他每天要召開兩次小組會議，實際上等於給我們上課，所講授的內容是「黨的建設」，「黨史」，「政治報告」等等，有時並傳閱一些油印的政治文件，這時我們才心照不宣的彼此知道都是「同志」。不久之後，我們明了了，這原來是黨的地下黨校。
蟻社是當時上海的一個公開的左翼文化和青年組織，它除了辦有螞蟻圖書館以外，並領導許多左翼青年的讀書會，這些讀書會的份子多半是屬於普通的左傾青年，所以黨校被掩護在中間，萬一暴露，他們可以諉稱是讀書會，讀書會讀些什麼書，蟻社當局一向公開表示是隨大家自由選擇的。頂多他們把這個「黨校」的責任，推卸成少數的「左傾幼稚病」的份子個人的行為。
受訓剛滿半個月，恰遇到七七事變發生。我們那個小組長這時直接以黨的地位對我們說話了，他以為這次政府一定要向日本帝國主義者「投降」，這麼一來，全國的革命高潮就要到來了，我們的黨就可以領導全國的革命了，他對於報紙上的新聞全不相信，對於國軍在華北抵抗的消息也表示不可靠。他這時莫名其妙的委派了我一個武裝委員會的委員名義，要我把徐家匯一帶的老百姓組織起來，累得我跑了幾趟，餓了，就在路邊攤子上吃兩塊甘薯，想來想去，也不知從何下手。我把這件事告訴了「賈先生」，他非常生氣，說這簡直胡鬧，他問這是誰的主意，誰的命令，我說是「先同志」（即小組長）派我的。他接著就把「先同志」叫去大罵了一頓。「先同志」跟著又找到我大發雷霆，並且擺起臭架子對我說：
「你懂得組織的秘密嗎?你懂得紀律嗎?你懂得工作的關係嗎?越級報告是違反紀律的。你以後應該只有對我個人負責，懂得嗎?」
上海的局勢一天天緊張了，紅軍已宣布改編為八路軍，接著，八一三抗戰開始了，有些同志很興奮，有些同志又很頹喪；但是黨的命令，為了要爭取人心，我們不能不裝作對抗戰很積極的樣子。後來當很多年輕黨員要到戰地去的時候，黨的負責人又指斥這是一種風頭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當前方極度吃緊的時候，黨卻號召我們到 大陸做群眾工作去。全國人民都捲入民族意識的抗戰高潮了，黨這時卻要求我們不僅需要民族的警惕性，而且需要提高階級的警惕性。黨告訴我們，黨與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合作，並不是放棄革命，而是為了保存、鞏固和擴大革命實力，採取迂迴的戰略，以便進一步領導全國革命。黨又隨時提醒我們，不要給資產階級的意識（所謂資產階級意識在當時即指民族意識）麻痹了。在民主革命中，無產階級政黨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黨必須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爭取領導權，加強對黨員與非黨幹部的馬列主義教育。發展群眾力量。並隨時準備革命的「轉變」。這時上級特別指示我們，要我們讀列寧的「兩個策略」這本書。在抗戰初期，黨中央就一再三申五令要我們提防「民族資產階級的叛變」，理由說是「民族資產階級」先天的對於革命是動搖的、不徹底的，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黨告訴我們，這是黨的「現階段」的政策。在上海炮聲隆隆中，我們關心的不是前方的勝利，「戰訊」都不大引起我們的興趣，而是許許多多離奇的謠言把我們弄得烏煙瘴氣，頭昏腦脹，從上級和一般同志傳出來的消息，不是說國軍若干「投降」，就是說中日正在「言和」，同志間一見面都愛打聽謠言，愈新鮮愈奇特愈有味，日本人的宣傳往往成為我們宣傳的好資料。有時一個謠言兜了一個圈子又鑽到造謠者自己的耳里，我們的上級聽了也付之一笑。很得意的覺得他的造謠的「政治目的」達到了。因為黨當時宣傳的中心是打擊政府的威信，「爭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而在一般的公開場合，我們都已經習慣於高呼「擁護政府」，「擁護蔣委員長」，「實行三民主義」的口號了。
太原失守，大上海的保衛戰漸近尾聲，在撤退中間，有些同志很希望黨能領導我們在敵後打游擊，這點本領是我們若干同志間素來引以自豪的，我們這些年輕黨員平日都被「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故事聽得心花怒放，這時如何不想一顯身手?但是，黨給我的命令卻是：「你立刻到延安去。」
「上海這個地方太壞...少去些不正經的地方」（連載之一）
」比起後來住過的中共監獄，這已經是天堂了 」 （連載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