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中共中央財經委員會開會，提出了要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具體策略中最觸目的則是要「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初次分配所指就是個人的收入分配，機制是市場；二次分配則由政府主持，機制是公共政策，例如取得稅收後投放於社會福利等用途，這兩種分配都已有現行的制度，上述會議最觸目的，是第三次分配。
第三次分配是指個人把收入捐獻於慈善等社會公益用途，經濟學家厲以寧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解釋指，那是「基於道德信念進行的收入分配」，可以出於個人自我認定的使命，可以出於人道的考慮，也可以出於宗教信仰的驅使等等。在中國，慈善或捐獻具有深遠歷史，而即使在社會主義政體裡，慈善事業也沒有完全廢棄，兩份《中國慈善事業指導綱要》就曾於2006及2011年頒布。
第三次分配既屬道德，前提是出於自願，捐獻也不應為了利益。多年來也的確有一些基金，給予教育、福利及緊急援助等相當的無私捐獻，善行早已得到社會肯定。可惜的是，善款遭到挪用的事件屢屢發生，對慈善事業也不無打擊。至於商號或富豪為了謀取更大利益而討好公權力，例如更容易承辦政府工程或服務以賺取公帑等，則捐款只能算是生意成本，其交易本質難以稱為第三次分配。
這次財經委員會的會後公報沒有具體說明所謂「基礎性制度」是什麼，如果只屬一些鼓勵的、提供誘因的政策，例如對捐獻作出稅務寛減，則還算有理有節。可是，對公權力缺乏制衡的黨國體制，以及「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專權政治而言，越演越烈幾乎是常見的施政軌跡，遏抑以致懲罰的政策，也並不罕見。騰訊在中央的會議後宣布捐出五百億，但人們還是會懷疑，那究竟是真正的由道德驅使的第三次分配，還是只因為威迫當前、無可奈何的選擇？
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等等，其實不過是表面漂亮的政治修辭。要促進真正的第三次分配，關鍵在於自由結社的慈善團體與宗教組織。可是，中國政權接受不了真正自主的工會、教會等，連中國紅十字會也得由政府領導，管治更受黨組書記過問。這樣一來，即使捐獻屬於自願，但分配難免受到政權左右，這是否變相的第二次分配？
貧富懸殊的確是中國政府急須面對的問題。問題是，第三次分配是否當前現實最適切的策略？自改革開放以來，私有財富有飛躍的增長，但據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Thomas Piketty）指出，國有資本仍占全國資本約三成。人們不禁要問，可供政府使用的資源如此巨大時，為什麼要打第三次分配的主意？「第三次分配」、「共同富裕」云云，是否只是把人民的視線轉移到資本家身上的舉措？
再追問下去的是，在富可敵國的資本家相繼崛起的同時，中共權貴之中有坐擁多少隱密財富？多年來國外媒體、巴拿馬文件等披露的，是接近實況還是冰山一角？中共中央的財經委員在開會就第三次分配大發議論時，有沒有想過大可由自己的親屬率先捐獻呢？說不定，一呼百應，上行下效，第三次分配終會成真，只是，如此一來，便又給黨帶來尷尬問題：權貴及其親屬的財富，是怎樣得來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