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凱生於1946年，生前曾擔任中國《人民日報》社駐深圳記者站站長及《海南日報》總編輯。此外，他曾為自由亞洲電台擔任過多年的特約記者。(程凱家屬提供)
程凱生於1946年，生前曾擔任中國《人民日報》社駐深圳記者站站長及《海南日報》總編輯。1989年時，《海南日報》在他的主持下，曾將《人民日報》將八九民運定性為「動亂」的「四二六社論」從頭版頭條下撤至第四版，並在 中共當局開始在北京戒嚴時,表達對趙紫陽的支持。其後，程凱遭撤職審查，被迫流亡美國。在美國時，他長期定居在加州灣區，積極投身中國民主運動。此外，他曾為自由亞洲電台擔任過多年的特約記者。今年1月26日下午，程凱因身患白血病，在加州奧克蘭去世，享年78歲。
本台獲得家屬授權，獨家刊登程凱的回憶錄「我的1980年代」。即日起陸續刊出。
六四，1980年代死亡的瞬間（續）
自5月19日開始到六四事件發生，《海南日報》的發行量直線上升，海口市各個售報亭，每天一清早就排著長長的搶購報紙的人龍，報社每天都接到無數索取報紙的電話。一時間《海南日報》洛陽紙貴，報紙的黑市價由每份三角炒到每份一元五角。我下令增加印數，增印兩萬不夠，三萬不夠，增到五萬份仍不夠。我一直認為報紙辦得好壞，唯一的評判者是讀者，《海南日報》無非是在有限的程度內，講了一點真話，表達了人民的一點心聲，便受到讀者如此厚愛，作為報紙的總編輯，沒有什麼比這更值得珍視的了。所以在這時候，中共海南省委也好，省委工作組也好，他們對我再多幾次「嚴肅批評」，我都有理由「毫不在乎，充耳不聞」。
5月30日下午，趁省委還沒有宣布撤銷我的職務，我召集報社的編輯記者們開會。我對他們說：我至今仍認為《海南日報》前段方向是正確的，今後不管發生什麼事，我都不會對自己的選擇後悔。我們用不著去總結什麼教訓，還是等待歷史裁決吧。如果有人要追究我們的責任，我們要把追究者頂回去；我只要在總編輯的位置上，我則追究那些追究者。這是我在《海南日報》工作期間，最後一次以總編輯身份發表講話。
到了5月的最後幾天，首都局勢極度惡化，學生和市民的血肉之軀抵擋不住坦克、裝甲車。新聞封鎖越來越嚴密，《海南日報》駐京記者已無法進行採訪活動，新華社電訊稿也不再透露任何真實內容，一篇一篇電訊全是戒嚴部隊的通告之類的文字。89民運期間，趙紫陽一派與鄧小平、李鵬一派的博弈，有了結果。
5月27日，海南省委在省委禮堂召開全省縣、處以上幹部大會。會上，省委書記許士傑代表省委明確表示支持首都戒嚴，並公開譴責趙紫陽，點名批評我與《海南日報》。許士傑聲稱，《海南日報》在北京發生動亂期間的所有行為，都是因為總編輯程凱脫離並拒絕接受省委的領導而導致，一切都與省委無關。我坐在禮堂的第一排，與會者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此時證實了我三次要求面見許士傑被拒絕時我對他的估計：他利用《海南日報》賭博，他賭輸了。他召開縣、處以上幹部大會，宣布我的「錯誤」，是做給中央看，試圖保住他賭輸後僅剩的一點賭本。
六四過後不久，省委下發文件，停止我黨內外一切職務，責令我檢查在北京發生動亂期間的嚴重錯誤，並宣布向報社派出工作組。
縣、處幹部大會後，省委書記許士傑單獨召見我。我知道他想從我這裡得到什麼。我對他說：我接受省委對我的審查：《海南日報》在胡耀邦逝世到六四期間的所作所為及其後果，責任全部由我個人承擔，與省委無關。但我提出一個要求：既然由我一人承擔，那麼，期間所發生的一切也應該與報社的其他同志無關，包括處理版面的編輯和採訪的記者。我希望許書記和省委向我作出保證：今後，如果追究責任，只追究我一個人，而不得去追究報社的任何人。許士傑清楚知道，這是我與他進行的一場交易：此時的許士傑懼怕我多於我懼怕他，如果他不答應我的條件，他怕我會把所有責任推到他的身上，滅頂之災就立刻降臨到他的頭上。許士傑樂意我與他的這場交易，他爽快地答應了。
之後，許士傑果然兌現承諾：所有編輯、記者照常工作，幾位參與處理版面的編輯後來還得到升遷。省委對我只審查不隔離，我只談自己，不涉其他人，這是我與許士傑交易的結果。我有點得意了，覺得自己承擔了所有責任，而把報社卷進這場政治漩渦的同事們都保護下來，做了一把敢於擔當的男子漢。我自我感覺良好。報社大多數人也都理解我為了保全大家付出的代價。一位編輯給我送來條幅：上書唐人高適《別董大》詩：「千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從89年6月後大約半年時間，我可以隨意走出報社，外出逛街、見朋友，朋友們也可以隨時來探望我；工作組找我談話，態度溫和，沒有逼供信；我因辦報的壓力導致罹患心臟和腸胃疾病，海南省委與深圳市委聯繫，要求安排我的妻子停職留薪，來海南照顧我的身體和飲食起居，妻子的薪水由海南省委代發。海南省委也沒有嚴厲處分我，許士傑打算降我兩級，由正廳級降為正處級，到新成立的《海南年鑑》擔任副主編。這部年鑑一年出一本，副主編是個閒職。主編由許士傑擔任，他善待我卻對我不放心，把我放到他的眼皮子底下。
雖然自我感覺良好，但我並非對自己的人生處境的巨大變化毫不在意。我覺得自己的所有理想、抱負已化為泡影。我對自己人生的前途感到茫然。我整夜整夜睡不著覺，靠放在枕邊的小錄音機一遍一遍播放克萊德曼的鋼琴曲來安定自己的思緒。
這時，我由於心臟和腸胃疾病越來越嚴重，我向省委請假，回深圳治病和休養，獲准。5月31日，我登上飛機離開海南，先到廣州看望我的母親。
六四，1980年代死亡的瞬間
（三）
1989年6月4日，我在廣州我母親家度過。先返回深圳的妻子到廣州來迎接我。我很久沒有與母親、妻子和一直由母親撫養長大的女兒團聚了。我沒有往常那樣一家三代團聚在一起的歡樂。我腦子一片空白。我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凝聚在心頭，直到北京的消息傳來，解放軍的衝鋒鎗子彈射進學生和北京市民的胸膛、坦克車的履帶碾壓學生市民的身軀，我才明白：我凝聚在心頭的是一種幻滅感。
幾十年來，我對共產黨的忠誠、我對解放軍的崇敬、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我對祖國前途的憧憬、我對黨中央的期望、我在1980年代的奮鬥，隨著六四的槍聲，幻滅了，徹底地幻滅了。我極度痛苦，那痛苦猶如子彈射進我的胸膛、坦克碾過我的身軀。
解放軍強行進入天安門廣場「清場」的消息，是6月4日早晨在中央電視台播出。電視螢幕上，起初只有文字和廣播員的聲音，沒有現場畫面；中午，螢屏上出現「清場」的片段。我一輩子忘不了坦克車把學生們在天安門廣場聳立起的潔白的民主女神像推倒、碾碎的鏡頭，那鏡頭把人心撕裂了。在中國大陸，民主倒下了、自由被蹂躪，學生們、市民們、知識分子們真摯的愛國熱情和改革願望，被野蠻地強暴了。
我決定趕回深圳，深圳可以收看到香港電視和收聽到香港的廣播，能夠了解更多真實信息。在汽車駛出廣州市區的路上，我看到有學生穿著素衣、佩戴黑紗、抬著花圈遊行，哀悼北京的死難者。汽車駛近深圳，我打開車上的收音機，國內電台反覆播送戒嚴部隊「清場」的公告，香港的所有電台都停止了正常節目，反覆播報北京屠城的消息，和香港各界及市民對中共暴行的聲討，以及世界各國對中共當局的譴責。回到深圳家中，我收看香港電視，一幕幕血淋淋的場面，使人不敢相信發生在北京的殘暴和無恥竟然是自稱代表人民的共產黨、自稱人民子弟兵的解放軍乾的。中共近七十年歷史了，它怎麼竟像今天這樣，成了人民的公敵，而被全世界憎恨、被全人類聲討！我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員，我幾乎原諒了它歷史上的所有罪過：反右迫害了幾十萬知識分子原諒了；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國人原諒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也原諒了。我還可能繼續原諒它今後所犯的一些錯誤，但是，在首都，開著坦克車，端著衝鋒鎗，屠殺手無寸鐵的人民，這是絕對不能認同、絕對不能原諒的。此時我忽然明白：中共，不是人民的黨，而是法西斯黨，我為我作為這個黨的一員感到恥辱。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我的幻滅也來得太晚了。我忽然想起《海南日報》，我後悔早早離開工作崗位，再堅持幾天不好嗎？我一定會拼死為北京的血腥屠城寫最後一篇社論，然後把筆擲向蒼天。
回到深圳家中，每天都有朋友來看我，大家都有同樣的幻滅感。朋友們告訴我，全國範圍對民運人士的通緝和對新聞、文化界的整肅已經開始。憑我在《海南日報》的表現，是逃不過這場劫難的。民運人士為躲避追捕紛紛外逃的消息不斷傳來，大家都勸我早日離開這個國家。我對我的朋友們說：我不走，我還得回海南去，和《海南日報》的同事們在一起。6月中旬，我住進了深圳人民醫院。我強制自己不去想任何事情，只希望儘快治好病痛，能有健康的身體去承受遲早要到來的劫難。
我沒有想到海南省委這樣快就派人來了：7月17日下午，省委組織部的一位處長和宣傳部的一位處長，進入我的病房，向我宣布中共海南省委7月13日作出的關於我立即返回海南接受審查的決定。海南省委並通過深圳市委通知醫院，勒令我立即出院，雖然，當時我的病歷上寫著：胃壁有出血點向外滲血，心率不齊未見緩解。
那麼，我與許士傑的交易還算不算數呢？六四屠殺後的局勢比六四前更為嚴峻，全國對媒體整肅的勢頭令許士傑膽寒，《海南日報》在被定性為犯「輿論導向」錯誤的新聞界中，「錯誤」最為嚴重，他想保我未必保得住，他首先得保自己。
六四後不久，中央派專機把許士傑與省長梁湘接到北京，對這兩個人進行了審問。許士傑過了關，他向中央「揭發」了梁湘的問題，將《海南日報》的問題推脫乾淨，搭乘原機與監察部長魏健行率領的中央工作組一起返回海南。許士傑繼續擔任省委書記，梁湘被送到北京郊區西山關押起來。返回海南的許士傑覺得自己已經解脫，他不用怕我什麼，無須信守對我的承諾了。
接著再說我自己。在海南省委派來的兩位處長「陪同」下，7月25日，我登上了飛往海口的班機。從那時起到90年1月，整整半年時間，我所料到的一切都發生了，我所沒有料到的一切也發生了。
回到海口第二天，專程赴海南查處梁湘問題的中央監察部長尉健行和中紀委華南組一位姓張的組長便找我談話。他們要我揭發梁湘，遭到我的拒絕。我對尉健行說：「梁湘是個好幹部，我沒有什麼要揭發的。如果你們一定要我揭發，我只能說他的好話，你們卻不愛聽。」
話題轉到我及《海南日報》在「動亂」中的表現，尉健行說：「你知道你的問題嚴重嗎？動亂期間，你主持的《海南日報》，即使高自聯來辦也不過如此。」
我說：「你這是什麼話！我不知道高自聯怎樣辦報。我所主持的是黨的機關報，我是按照我所理解的黨性原則和人民性原則來辦報的。我看不出我有什麼過錯。」
尉健行說：「你拒絕揭發梁湘的問題，又拒絕認識自己的錯誤，我勸你想想你自己的後果。」
我不知哪兒來的勇氣，回答道：「這不用你勸，我早就想過了，無非是罷官而已。尉部長，我倒想奉勸你幾句話：你曾是胡耀邦時代的組織部長，為平反冤、假、錯案做過許多工作。你應該珍惜自己，不要製造新的冤、假、錯案。」
談到這裡，尉健行失卻了修養，他憤怒的拍了桌子，說：你這樣的態度，話怎樣談下去！而我，也不顧不得什麼修養了，說：不談，那我就走了。我站起來，拂袖而去。姓張的中紀委組長，站起來打圓場，把我拉回座位上。尉健行後來晉升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我為我能怒懟這樣一位大人物而感到榮幸。
我怒懟魏健行的後果是嚴重的。當天晚上，省委宣傳部一位副部長來到我的住所，責令我端正態度，深刻檢查。並規定：在對我進行審查期間，有事外出，必須經過批准。接著，進駐報社的工作組，積極開展工作，他們一共找了報社的一百二十多人談話，寫出《關於程凱同志在北京動亂期間所犯錯誤事實的調查報告》。10月25日，中共海南省委正式發出文件，指我「在學潮、動亂和暴亂期間犯有嚴重錯誤」，決定「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繼續審查」。10月25日上午，省委召開報社全體工作人員大會，宣布撤銷我黨內外一切職務。不允許我參加大會，而是把我帶到省委組織部，由一位副部長單獨向我宣布省委的決定。
12月底，《海南日報》黨委指示我所屬的報社總編辦公室黨支部，表決取消我黨員重新登記的資格。六四後，中共所有黨員必須重新登記，沒有被允許登記的等同於開除黨籍。我本是《海南日報》的黨委書記，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後，作為黨員參加支部會，等待黨員們表決。總編辦黨支部共十位黨員，表決結果，五位同意不予登記，四位反對。我對於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尚能接受，我有點知識分子的清高，並不眷戀官職，但把我清除出黨，卻無法接受。我從小在共產黨的培養下長大，從戴紅領巾到加入共青團、參加共產黨，中共的毒液已經浸透了我身上的每一個細胞，離開了共產黨等同於失掉生命。散會後，我喪魂落魄，大失常態。過一會我突然想到，黨員表決時，我也有一票，我為什麼不舉手反對呢？加上我這一票，就是五比五，不過半數，或許我重新登記的資格就能保住。我立即找報社代理黨委書記申訴，要求重新投票。代理黨委書記說，不予我重新登記，是省委的決定，報社黨委只是執行，黨支部走個形式。我醒過來了，心情平復下來，逐漸接受現實。現在回想起來，我那時的失態，是多麼的可笑、可悲，說明離開中共體制，獲得嶄新的自我，是多麼的不容易。
那一天宣布撤銷我黨內外一切職務後，我獨自一人坐在自己的宿舍里。平時，我這間只有一房一廳的陋室每天賓客盈門，此時格外的冷清和孤寂，不再有人來看我一眼，不再有人給我打個電話。我感到孤獨和絕望，那時哪怕有人在我面前劃一根火柴，我也會感到敞亮和溫暖。傍晚，電話突然鈴響了，這是那一天唯一有人打來電話。我拿起聽筒，電話的那一頭傳來母親的聲音。原來，新華社當天上午便向全國發布我被撤職的消息，我是全國唯一被撤職的省委機關報總編輯，下午出版的《羊城晚報》在頭版刊登了這個消息。晚報下午五點左右送到我家。《羊城晚報》是我曾經工作過的報社，母親從她訂閱的晚報中得知我被撤職的消息。我母親是一位老革命，自父親去世，她便獨自支撐我和弟妹的人生。母親歷經過中共黨內的殘酷鬥爭，她清楚我因六四被撤職對於我意味著什麼。
我母親在電話中對我說：「兒子啊，你不用告訴我什麼，媽媽什麼都知道了。你沒有做錯任何事情，媽媽為你感到驕傲。媽媽知道你人生遇到劫難了，你一定要挺住。媽媽只要兒子，媽媽不要你那個官。兒子你記住，今後無論發生了什麼事，媽都和你在一起。」
我握著電話的手顫抖了，我流下了眼淚，那是我自89六四以來第一次流淚。我對媽媽說：「請媽媽放心，即使所有人都離我而去，只要有媽媽和我在一起，我就會堅強的活下去，堅定的走下去。」自1990年2月我離開中國，直到2018年1月28日媽媽去世，我再也沒有見過媽媽。但我覺得，儘管我和媽媽天各一方，但媽媽每時每刻都和我在一起。
我是家中的長子。母親希望我長大後成為醫生或者工程師，治病救人或者造機器、蓋房子。當我選擇當一名記者，她雖然未曾表示反對，但我從地方報紙的記者當上《人民日報》的記者，從一名記者當上中共海南省委機關報《海南日報》的總編輯，她卻從來沒有對我的「長進」給予正面的評價。我知道母親對我從事的工作的正義性抱有懷疑態度。而母親終於毫不含糊地支持和讚揚我的人生選擇，那是在1989年因六四屠殺我被撤職以後。
隨著整肅的升級，我不但失去自由而且失去了安全，我隨時可能被捕，我不得不辭國流亡海外。從我辭國流亡之日起，到母親病逝，母親從沒有對我講過她的遭遇，但我至少知道我離國之初她的勇敢表現，她痛斥海南省委派來逼迫她講出我的下落的官員，她說：「回去告訴你們的許士傑書記，我好端端的兒子到海南工作，現在去哪裡了？請許士傑把我的兒子還給我！」
漫長的母子分離，母親灰白的頭髮變成了滿頭銀絲，健步行走變成了輪椅代步。初時我每次與母親通電話，她都要向我傾訴對我的思念，但去世前的幾年，她不再講了，而是滔滔不絕地講她的生活如何好，叫我一百個放心。我明白母親的心思，海外政治流亡者回國是遙不可及的事，她知道，也許直到她生命終結，母子都不能再見上一面。母親寧願自己把對兒子的思念之苦壓抑在心底，也不要讓這思念之情再折磨我。母親的刻意迴避，使我覺得與母親的通話已不再真實，我知道母親比過去更加絕望了。
母親於2018年1月18日去世。母親在彌留之際，弟弟妹妹守在她身邊。此時他最想見到的是二十八年朝思暮想而不能相見的我。我多次向中國領事館要求准許我回國盡孝，並保證：除了與弟妹一起陪伴母親，不會見任何人、不發表任何言論，不參加任何活動。但始終得不到回復。我還能說什麼呢？我心中的悲愴已經沒有任何語言能夠表達。
六四，1980年代死亡的瞬間
（四）
半年之久的軟禁和審查，是我的人生經歷中，思想感情最為波瀾起伏的時日。這半年，是在極度的思想、政治壓力下度過的。
審查中，一些我過去提拔、重用的人，如今為表明與我劃清界線，對我落井下石。如我任職《海南日報》期間，從無任何經濟問題，偏偏有人向工作組揭發我貪污了一筆數額五十萬的資金。經工作組調查，證實那是我通過在香港霍英東體育基金會工作的朋友，拆借的一筆錢，用於向四川宜賓造紙廠緊急付款，購買印刷報紙的捲筒紙。我捕手《海南日報》之初，省政府向報社的財政撥款每年只有三百萬，使得報社常常處於資金周轉不靈的狀態。半年後，報社現金周轉情況好轉，這筆錢已全數歸還。我感謝工作組，他們實事求是調查了我的經濟問題，還我一個清白。我原諒了對我落井下石的人，我忘記他的名字了，他是《海南日報》二百多名員工中的個別人。
對於省委要求我必須「深刻檢查」的責令，起初我決意抵制，因為我從未感覺到我有什麼錯誤，更談不上「犯有嚴重錯誤」，後來，越來越重的壓力使我漸漸承受不住，我不想已經十分嚴重的後果會愈加嚴重，我有時晚上會夢見自己被戴上手銬送進監獄。強大的壓力，會突顯出我性格中懦弱的一面，我寫出一份檢討，承認自己犯了「輿論導向」的錯誤。「輿論導向」錯誤，是六四後中共整肅新聞界，每個報紙負責人都必須檢討的錯誤。我的檢討，自然被工作組指責為「極不深刻」，而我卻為自己的懦弱慚愧得無地自容。我發現，以違心的檢討去換取寬容，內心所承受的痛苦比承受外部壓力更加沉重。我鄭重地告訴工作組，並請他們轉告省委：我不會再多寫任何一個字了，請他們看著辦吧。
經受審查的半年多時間，我不想讓自己的精神垮下來，我不斷地激勵自己樂觀豁達地面對已經來臨和將要來臨的災難。我寫下古人陳繼儒《幽窗小記》中一幅對聯壓在書桌玻璃板下：「寵辱不驚，任庭前花開花落；去留無意，看天上雲捲雲舒。」這確實是我當時心境的寫照。我乃一名記者，年僅四十出頭，當上新聞官，官拜廳局級。為官數年，我看夠了中共官場的卑鄙與齷齪，撤職查辦，對我難道不是一種解脫嗎？我可以超然領略「花開花落」、「雲捲雲舒」的景致了。於是我拼命的讀書，六個月間，讀的書比以往六年還多。我為自己制定了一個寫作計劃，寫出了三萬多字，可惜書稿全遺留在海南。我也知道，我無法強迫自己完全樂觀豁達，我擺脫不掉心中縈繞的另一種情緒：我不知道國家將來會壞成什麼樣，我也不知道我將來該走向何處？一想起這些，我就會悲觀、沮喪。
幻滅中能給我以鼓勵希望的，還有與我不離不棄的朋友。那時，一些平時與我來往密切的朋友，急於與我劃清界限，而一些平時較少來往的朋友，卻找上門來。如果沒有六四後的經歷，我也許領受不到人與人之間在患難時顯現的這種極為真摯的情誼。
我有一位二十多年前在廣播電台工作時的同事，名叫沈發揚，我是記者，他是音響師。那時我們都二十來歲，文革中分屬兩個不同的派別，鬥得死去活來，我們這一派占了上風，他沒少吃我們這一派的苦頭。二十年間我與沈發揚沒有聯繫，二十年後我到《海南日報》當總編輯，他帶領一支小型歌舞演出團到海南海口市「走穴」，然後承包一間歌舞廳連同餐廳。在海南期間，雙方各忙各的，雖互有來往，但不多。我被整肅後，他來看望我了，每次來都給我帶些好吃的，陪我說說話，陪我下幾盤棋，並且一次又一次的請我到他的歌舞廳連同餐廳去，給我最好的招待。10月，我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後的一天，他又把我接到他的歌舞廳連同餐廳，專門為我舉辦了一場舞會。他的歌舞廳擁有一支樂隊，樂隊有一位青年歌手。舞會開始了，青年歌手演唱前，向著所有賓客，講了一番話，至今我每句話都記得。他說：「今天在我們中間，有一位尊貴的客人，他是原《海南日報》總編輯程凱先生。過去我們不認識他，北京出事了，他因堅持正義與良知被撤職，於是我們認識他了，他成為最值得人們尊敬的總編輯。今天我的歌是獻給他的，我真的很榮幸，能為他演唱；我獻唱的這一曲《一剪梅》，他一定喜歡。」青年歌手講完，走下台來，為我獻上一束鮮花，全場起立為我鼓掌。歌聲響起，女士都來邀請我與她們共舞。
青年歌手有一副清亮甘甜的嗓音，樂隊伴奏響起，我聽他唱道：
「真情像草原廣闊，層層風雨不能阻擋，總有雲開日出的時候，萬丈陽光照耀你我。真情像梅花開過，冷冷冰雪不能淹沒，就在最冷枝頭綻放，看見春天走向你我。……」
這位歌手的讚譽和歌聲，令我感慨萬千。我感謝我的朋友沈發揚，我感謝這位青年歌手，面對他們，我感悟到我與《海南日報》那一程悲壯經歷的意義，感悟到我的人生在那一程悲壯經歷中顯現出的不菲的價值。
以後，我沒有機會去聽這位青年歌手演唱了。我不久走上了辭國流亡之路。從那時到現在，《一剪梅》的歌聲從沒有在我耳邊消失，那是青年歌手為我唱的一曲我生命的聖歌：
「……雪花飄飄北風蕭蕭，天地一片蒼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為伊人飄香。愛我所愛無怨無悔，此情長留心間。」
我的老友沈發揚二十年前移民美國，投靠女兒，居住在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市。我曾兩次去探望他，每次都打聽那位青年歌手今在何處。沈發揚告訴我：他是中國北方一個省歌舞團的歌唱演員。小樂隊解散後，人各奔東西，融入茫茫人海，現在他站在你的面前，你也未必認得他了。
我還有一位朋友名叫周寬，他是海南華信公司總經理，華信公司隸屬國家電子工業部。周寬在廣東擔任南海石油服務公司總經理時我們便認識。周寬與六四後主管宣傳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環是莫逆之交，他倆是在1959年北京建人民大會堂時結下的友情，那時李瑞環是大會堂建設的青年突擊隊長，周寬是國家建委的官員。兩人友情之深從一件事可見一斑：李瑞環到廣東，首先要見的不是省委書記、省長，而是周寬，兩人見面可以促膝而談到深夜。我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後，周寬常常派車把我接到他的公司，與我聊天，請我吃飯。他邀請我到華信公司擔任副總經理，他說：「你來吧，我給你恢復黨籍。如果覺得擔任我的副手委屈了你，那麼就在華信掛個名，去組建一個獨立的公司，全權負責一個大項目的開發。」這當然是周寬的好意，但並不現實。大約在89年的12月中旬，周寬興奮的告訴我，他近日見到李瑞環，向李瑞環講述我的情況，李瑞環說：「新聞界負責人犯輿論導向錯誤，是全國性的問題，為什麼海南省委對程凱的問題處理得這樣重？」周寬督促我，趕快向李瑞環寫申訴書，由他交給李瑞環批示，爭取重新出來工作。
這的確燃起我的幻想。可是，這份申訴書怎樣寫呢？我不能堅持我那時是正確的，是寫這份申訴書的前提，不然就給李瑞環出了難題；我必須承認自己犯了錯誤，至少是犯了「輿論導向」的錯誤，才能獲得李瑞環的認可，獲得寬大；重新出來工作又如何工作呢？我將去傳播袁木的謊言，歌頌鄧小平的英明果斷，宣揚「平暴」的勝利，粉飾六四鎮壓帶給國家與社會的穩定與太平。這無疑讓我用放棄信念和接受人格的屈辱換取丟掉了的官職。想到這裡，我耳根發熱了。幾天後，我告訴周寬，我感謝李瑞環過問了我的事情，但我沒有什麼可寫的。我對周寬說：我是為國家的民主、公義和改革、開放奮力一搏後的失敗者，我沒有過錯，也沒有冤屈，因此談不上申訴。周寬聽了，長嘆一聲，對我表示理解，也表示惋惜。
謝絕了周寬的好意，我對許士傑安排給我的《海南年鑑》副主編的職務也沒有興趣。我決心遠離官場、離開海南。我能做什麼呢？
1990年元旦過後，轉眼間過年將至。我職務撤銷，黨籍開除，對我的審查應該告一斷落了。審查期間，我的病情惡化，心率過速，呼吸困難，胃壁糜爛，導致便中帶血。我思念我的母親、女兒和為我承受精神壓力的太太。我要求請假回廣州、深圳治病。有人在暗中向我伸出援手，我請假意外地獲得批准。1月21日，我回到了廣州，過年後，我又回到深圳家中。我已經不能到醫院住院了，因為沒有人簽字為我報銷住院費。我在家中靜養，定時吃藥。趁在深圳養病的機會，我為自己尋找出路。
去教書吧。我想起深圳大學成立了中文系，中文系設有新聞班，我覺得自己可以到深大中文系教新聞寫作和新聞採訪。於是我便去找我的朋友深大校長羅徵啟。羅徵啟原為清華大學副校長，深圳大學創辦者之一。那是個星期天，我到羅徵啟家，向他說明來意，他笑了，說他已經因支持深大學生聲援北京學生示威情願和反對六四鎮壓被撤職，與我同病相憐，但愛莫能助了。羅徵啟現在除了寫檢查，就潛心研究《易經》，頗有造詣，能夠運用陰陽八卦預測天氣。羅徵啟為我這個新聞人才成了無業人士而不平，問我要不要為前程卜一卦？我搖頭擺手，離開了羅徵啟的家。
我真的不靠中共的體制，就無事可做，日子就過不下去嗎？有一天，曾擔任三亞市市長、後任洋浦開發區管理局局長的程浩來探望我，他六四後也被免職，回深圳，賦閒在家。程浩對我說：「程凱你別著急，爛船還有十斤釘，我們一起來辦公司，你有關係，我有經驗，發大財給他們看看。」我從來不覺得自己是能夠辦公司發大財的料，不過如果實在走投無路，也只好試試了。
但是，過了不久，辦公司發大財的路子也被堵死了。
過年過後，我突然接到海南高層一位朋友的電話，他告訴我，新任中共總書記江澤民過問了我的問題。起因六四以後，中央決定加強對全國青年的教育工作，以防止天安門學生運動那樣的事件再發生，為此召開全國青年工作會議，各省由一位主管青年工作的省委副書記和共青團省團委書記參加會議。江澤民接見出席會議的各省官員，聽取匯報。當海南省團委書記匯報時，江澤民打斷他的話，問道：《海南日報》五一九以後還公然刊登趙紫陽的照片，問題嚴重，處理了沒有？海南省委副書記和團委書記不敢耽擱，會後立即向海南省委常委報告江澤民對《海南日報》的批評；省委常委更不敢怠慢，立即開會，決定對我的問題加重處理。省委書記許士傑變了臉，批示：對程凱和《海南日報》中動亂期間的問題，要徹底查清、嚴處，向中央報告。打電話給我的這位朋友說：省委很快會派人押解你回海南，你不如當機立斷，自我流放吧。你還有什麼留戀呢？快走吧。說完，便掛斷電話，他是冒著風險打這通電話給我的。
押回海南，重新處理？怎麼處理呢？逮捕嗎？勞改嗎？最輕的處理是下放到五指山農村監督勞動。我在調海南工作之前，作為記者，曾多次到海南採訪，去過五指山區。那裡許多鄉鎮不通公路，要走幾個小時的山路才能到達。路上要把衣褲紮緊，不然山螞蝗就鑽進身體裡吸血。五指山深處的鄉村只有兩條線與外界相通，一條是手搖電話，一條是縣廣播站的廣播喇叭。想到我難逃一劫，人生很可能毫無意義的斷送在五指山區，我不寒而慄。
1990年2月16日，我的一位香港朋友來我家，他是我的中學同學，如今是中共派遣到香港從事特殊工作的人員。他不知怎麼得到我將被重新加重處理的消息。朋友對我說：你想活下去，就不可回海南了，出國吧，一切由我們安排。我說：讓我想一想。他說：沒時間了，海南隨時來人，你只有一天時間做決定。
2月17日，我的朋友又來。我經一夜思考，雖然想不出逃亡的未來會是什麼樣，但我明白，回海南，未來等著我的一定是毀滅人生的厄運。我於是答應我的朋友：那就走吧。
命運的改變常常是一念間決定的。這一念間，改變了我的下半生。我從此與中共決裂，辭別了我的祖國，離別了我的親友，也結束了我的1980年代，開始了當年的任何一位共產黨官員都不曾有過的人生旅程。
2月18日，當我跨出國門的時候，我想起李白的詩句：「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我笑了，笑得蒼涼而淒楚。我回過頭望一眼我的祖國，心中只有一句話：祖國啊，保重！我走了，我真的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