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作為一個「革命領袖」，當著自己的妻子說對另一女性講性愛的「玩笑話」，確實「很不得體」。他一向以「無法無天」自詡，往往不顧任何禮俗慣例；可是難道「革命家庭」就無需維護，男女之間就沒有必要的距離了嗎？
毛浪漫成性且率性而為，類似的玩笑在延安時期也一再發生。1942年整風之前，延安的政治空氣還有那麼一點民主性，丁玲常到毛的窯洞聊天，她回憶稱：
「有一次，我開玩笑說，我看延安就像個小朝廷，毛接著話茬說，那你得給我封官啊。我接著就說到幾個人，其中說到林伯渠可以做財政大臣，彭德懷可以做國防大臣什麼的。毛又笑著說，你還沒有給我封個東宮、西宮呢！我說，這我可不敢封，要是封了，賀子珍大姐還不跟我打架啊！」
事實上，按毛後來對曾志的說法，他與賀子珍的分手就真的源自這種好開玩笑的習慣：
」有次一位外國女記者採訪我，美國女人開放無拘無束，我也愛開玩笑，我們又說又笑，這就激怒了賀子珍，她不僅罵了人家，兩人還動手打了起來。我批評她不懂事，不顧影響，她不服，為此我們兩人吵得很厲害，一氣之下賀子珍說要去西安，然後到蘇聯治病。「
論者就此評論稱：
嫉妒的妻子和另一個女人打架，這對於正處於困難之中的革命領袖來說，是頗為難堪的。如果不是愛開玩笑，這一幕鬧劇也許不會出現的。不過，如果把毛、賀分手的原因僅僅歸結為毛愛開玩笑的習慣，又是皮相之見了。
毛告訴曾：
」在中央蘇區受到錯誤路線打擊，從領導崗位上撤下來後，名義上是蘇維埃主席，但無實職工作，又患了病，連賀子珍也不怎麼理他，不去照顧他，卻強調自己有事情要干。「
顯然這只是毛的一面之辭，夫妻之間的事，旁人其實難以置評。但曾志回憶：1946年在東北看望過自蘇歸國的賀子珍，賀南下準備進北京時，在山海關被阻，強行要她改路去上海。1954年我（曾）去上海卻沒有見過她。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曾志在南昌賀的住處總算見到這位當年的閨蜜。（330頁）
兩人親切交談後，曾志回到山上就告知毛說：「我看她精神很正常，說話表情神態跟正常人一樣，記性也很好，過去的事情記得清清楚楚。」毛表示想見見她，為避免江青撞見，特地作了安排。可是事後曾志問毛久別重逢的感覺如何，毛嘆息著搖搖頭說：「大失所望！看來她的精神還是不正常，……」此後毛就再也沒見過賀子珍了。（332頁）
1965年曾志去上海治病，看過子珍多次。「她也來過幾次，講了許多往事和心裡話。她坦言主席不該這樣對待彭德懷，可見其思考是健全的，有獨立見解，政治水平不低，從這點看她不像有精神病。『四人幫』倒台後，子珍來北京住了一段，我去機場接她；她回上海時我又去送了她。」（331-332頁）
筆者對於曾志的念舊至為讚許，對毛之寡情極之鄙薄，對賀子珍的遭遇甚為同情。諺云：男人怕入錯行，女人怕嫁錯郎。賀就是嫁錯郎了！
曾志的婚姻
相比之下，曾志一直牢牢掌握自己的命運，成功譜寫了跌宕多彩的婚戀曲。
她的「革命」生涯有過三次婚姻：
1927年4月，與夏明震結婚，1928年3月夏明震犧牲；
1928年4月，與蔡協民結婚，1932年10月，蔡協民和曾志挨批，蔡到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曾到陶鑄任中心市委書記的福州去，「臨分別前，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們的夫妻關係實際上到此結束了。」（145頁）
1933年初，曾志與陶鑄由「假夫妻」而真夫妻。
她第一次婚姻是不自覺的。「我覺得這人太豪情奔放，鋒芒畢露，所以印象不是很好。」（29頁）一天夜裡，夏明震工作後沒有走，和衣躺在曾床邊，第二天早上有人拿她開玩笑，人言可畏之際，夏一句「我是真心愛你的」，曾「心一軟」。工作關係促成了第一次婚姻。
第二次已有戀愛的成分。「當時，蔡協民調到郴州任第七師黨代表，我調到師黨委辦公室工作後，我們朝夕相處，產生了感情。」但後來發現，蔡的感情非常脆弱，「有時甚至像個小男孩，難過得流淚。」所以「雖說蔡協民對我確實很不錯，可我對他的感情並不是很深。」（65，103，151頁）
「自從與陶鑄相處後，他對我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情，同樣我也樂於同他相處，心裡總是掛念著他。……而過去蔡協民外出時，我就沒有這種揪心的掛念。」（151頁）但陶在與蔡協民相反的方向上也是極端，「從延安出來後，我正式向組織上打了離婚報告，我忍受不了他的大男子主義。陶鑄表示尊重我的選擇。因日本投降後，時局突然發生變化，也就顧不上再扯這些個人的事了。」（398頁）「革命」形勢挽救了曾與陶的婚姻。
無論與誰結婚，無論有無感情，曾志都沒有把自己和誰終生綁在一起。
與蔡協民結婚時，「雖說夏明震剛犧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當時認為，革命者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夫妻關係也就不是什麼重要的事了。哪還講什麼「三從四德」。對於一個共產黨員，頭腦中不該有什麼舊的觀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65頁）
1932年，蔡協民受到批判，政治生命實際上已經結束，婚姻當然也就不可能再維持，何況曾志對他本來已有不滿。中共很多高級幹部受挫時，組織上都會勸說其妻與之離婚。在嚴密的組織體制中，一個得不到領導信任的人，甚至也不配有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
再者，客觀環境可能迫使兩個人不能長相守。曾志在閩東時並未考慮和陶鑄分手，但陶鑄被判了無期徒刑。「而那時我才23歲，我是共產黨員、職業革命者，為革命隨時都要作出犧牲；同時也早將『三從四德』、貞節牌坊那種封建的東西，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對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權利作出選擇。」
於是，她和任鐵鋒、葉飛交往密切。但她過於充分地使用了自由的權利，以至於閩東特委認為：「曾志作為黨特委的一位負責同志，在戀愛問題上，以一種極不負嚴肅的態度。同時與黨內兩個負責同志要好，影響黨內幾個負責同志之間的團結，影響了工作。」（208－209頁）因此決定撤銷曾福霞（即曾志）縣委書記的職務、留黨察看四個月的處分。曾志本人也「承認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有小資產階級浪漫情調」。（207頁）
書中所提的葉飛堪稱福大命大：
葉飛在閩東時參加戰鬥不多，甚至辨別不出子彈的方向和高低，但鬥爭造就人才，20年的鬥爭使他成為上將軍。
但葉飛之所以生存下來，不只是因為他站在正確路線上，也因為他此時還不是一個獨立和山頭。1935年5月成立閩東特委，葉為書記，他的部隊是獨立師。同年10月，方志敏的殘部「中國工農紅軍挺進師」由師長粟裕、政委劉英率領進入漸南閩浙交界處與獨立師會合。「由於浙南遊擊區和閩東遊擊區雙方都有些本位主義、山頭主義，從浙南方面來說，還有以主力自居的思想；……劉英同志卻想『統』掉閩東。他幾次提出要葉飛同志留在省委工作，藉以調離閩東。」（167頁）
衝突的高峰是1936年初的「南陽事件」：粟裕約葉飛到慶元南陽會面，葉要匯報工作，粟裕說：「好啊，晚上吃過飯再說吧。」晚上發生的事，葉飛是這樣敘述的：「當天晚飯的時候，我、陳挺和閩東的幹部都入席了。如同舊小說中所描寫的那種場景，酒過三巡，擲杯為號。預先布置好坐在我兩邊的人把我抓了起來。……在押解我的途中，我幾次提出要同粟裕同志見面說話，都未予理睬。後來在路上遇到國民黨軍隊的襲擊，部隊被打散，押解的人忙亂中向我打了一槍，打傷左腿，就把我扔下，自己逃走了。……後來粟裕同志告訴我，當時是劉英命令他扣押我的，也不說明是什麼原因。」（葉飛，1988：75—77頁）
粟、劉屬於同一山頭，因此儘管粟認為「雙方的矛盾應當在黨的會議上來解決，不應採取對敵鬥爭的手段」，但他還是「未能堅決抵制，將葉飛同志扣押了起來。」（168頁）
粟裕與劉英矛盾很大。由於粟裕寫信給閩東的黃道想聯合抗敵，劉英便說他「分裂省委」，開會聲討：「因閩東同志已退出閩浙臨時閩浙省委，我便成了主要鬥爭目標。當時對我也採取了對敵鬥爭的手段，派了一個班把人監視起來，剝奪了我的行動自由。」粟裕違心地作了「申明」後（什麼申明？是不是保證不反劉英？），他被放了出來。如果不作「申明」呢？處死的可能性不是不存在的。他和劉英後來分開行動：「我們在總的方面仍是統一的，配合的，但在各自活動的地區內則各自行動，而且互相之間戒備，每當必須會合時也各自帶著武裝，並且不住在一個房子裡。」（168頁）
這種情況正像林立果的《571工程紀要》所云：毛共就如「絞肉機」，內部互相撕咬。
另據張聞天夫人劉英回憶，1929年，遠在莫斯科的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進行「清黨」：
」在『勞大』最根本的一條是看對支部局的態度是擁護還是反對。雖說清黨同時也要查階級、查歷史，看對中國革命問題的認識，但這些都不起決定作用。簡而言之，你是擁護支部局的，就是政治立場堅定正確，就是動力，即使其他方面有些問題也不要緊；你是反對支部局的，就是政治立場動搖以至錯誤，就是對象，即使出身好、有革命資歷，也得檢討甚至處分。「（35頁）
領導人之間有私怨，也會導致下屬遭殃：
1930年，贛南行委負責人郭承祿、肖國璋、馬榮瀾等在信豐反對毛澤東，也動員當地的35軍一道參與。35軍的政委羅貴波、軍長鄧毅剛認為這是反革命行為，派軍隊把郭、肖、馬抓起來送到總前委。但在次年1月的反「AB團」運動中，羅卻受到懷疑，被撤銷軍政委、軍委主席、軍肅反委員會主席的職務。羅自我反思：「我沒有親自把這三個人交給總前委並報告情況，而是鄧毅剛一個人去了。鄧毅剛是黃埔軍校畢業的，開始時我們關係不錯。後來我們兩人都愛上了同一個姑娘，這就自然地產生了矛盾，他見了我很少說話。……我懷疑他打了我的小報告，因為他是上面派來的，熟人很多，而我卻是一個『土包子』。對肅反，我們之間的思想觀點不一樣，他藉機拉攏一些幹部，團一級的幹部不敢同我接近。前委信任鄧毅剛，而對我逐漸地不信任了。」（65—66頁）在這一件事上有兩個人情：第一，反「AB團」是政治鬥爭、敵我鬥爭，鄧毅剛卻藉此來解決他的情敵，借運動來泄私憤。二是前委之所以相信鄧，是因為鄧原是毛在紅四軍老部下。
毛澤東當年是頂著壓力與江青結婚的。1939年3月，張聞天夫人劉英從莫斯科回到延安，「看到江青成了毛主席窯洞裡的人，毛主席言談中也表現出滿意的神色。我隨口對毛主席說：『你身邊確實需要有人照顧。你同也賀子珍合不來。』聽了我這樣說，毛主席興奮極了，把大腿一拍，連說：『劉英同志，你才真正理解我的人啊！這事不少老同志反對哩，你要給我做解釋，做宣傳！』」反對的意見集中到張聞天那裡，張給毛寫了一封委婉的信，「毛讀罷大怒，當場把信扯了，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著！』第二天毛主席就在供銷社擺酒兩桌，聞天自然不在賓客之列。（115—116頁）
